苏轼向成都知府上书为百姓陈情，本意是为了推销自己？

（本文是沉香读苏轼的第5期）

上文说到苏轼凭借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拿了个全国第二，一夜间名动京师，得到诸多名家的点赞。尤其是欧阳修，视苏轼如稀世珍宝，当做接班人来培养。

然而，还没等到父子三人从进士及第的喜悦中平静下来，四川却传来了一个噩耗，苏轼的母亲程夫人因病去世。父子三人立即放下一切，回到眉山奔丧。

古代规定，父母去世，子女必须守丧三年（实际是27个月）。守丧期间，子女不得出仕，不得婚嫁，不得娱乐，夫妻不得同房。

在为母亲守丧期间，苏轼兄弟俩又回到了几年前寒窗苦读的状态。这对于年少成名的他们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可以压一压心中的浮躁之气。

但是，年轻气盛的苏轼是闲不住的，他的出世之心也是如此的强烈。所以，当他听说成都来了一位新知府时，忍不住给这位新知府写了一封信。

新知府名叫王素，是真宗朝名相王旦之子，以直言敢谏著称。公元1059年春，王素从定州转知成都，苏轼久仰其大名，怀着极大的热情上书为百姓陈情。

这篇名为《上知府王龙图书》的文章，主要内容是关于如何治理蜀地，并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苏轼认为，王素想要治理好蜀地，有两易和两难。

第一易是，王素出身名门之后，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之下，思考的都是治国理政的大问题，现在治理一个小小的四川，自然是不在话下。（有拍马屁之嫌）

第二易是，之前几任知府不体恤百姓，官声不佳，老百姓受过不好苦。这就好比一个饿得要死的人，你给他一碗饭比千两黄金还要好。王知府只要稍微体谅一下百姓，百姓就欢喜得要死。百姓所求不多，治理也就不难了。

客观来说，苏轼所指出的这两易其实都很肤浅，甚至有些低情商，第二条更是把前任得罪完了。那么，他所说的两难能说到点子上吗？

第一难是，苏轼认为，养兵和爱民是治理地方的两大关键，需要平衡好。不给兵吃好穿暖，祸患马上就会出现，但容易解决；向百姓肆无忌惮的征税，一时不会发生祸乱，但隐患却很深远。一般的官员只知道安抚士兵，而不爱护百姓，这是为政短视的表现。

第二难是，四川人自古胆小，有了冤屈不敢申诉，就是申诉了，也不见得能得到公平处理。然而，天下的官员贪污残暴的居多，主动关心民情的少，被动的百姓遇上不主动的官员，官民之间的不信任和对立感就会越严重，治理也就越来越难。

苏轼所说的这两难都指向一个核心，那就是作为地方父母官，不应只看重维稳，而应该爱护百姓，主动的去了解他们的疾苦，如果等到事情发生了再去处理，一切为时已晚。

上书的最后，苏轼还顺便推荐了一下自己的文章，说道：“旧所为文十五篇，政事之余，凭几一笑，亦或有可观耳。”希望王素能抽出时间看看自己写的文章。

有人说，苏轼写这篇文章的本意是推销自己，好让王素以后能多提携自己。甚至还有人批评道，苏轼在守丧期间，就如此汲汲于功名，有亏孝道。

在我看来，这有些过于求全责备了。上书时，距离苏轼母亲去世已有两年，守丧即将结束，苏轼敢于仗义执言为百姓陈情，足见他的赤子之心，虽有拍马屁嫌疑也是人之常情。

况且，当时的苏轼只有二十四岁，正是一个人最为风华正茂、朝气蓬勃的年纪，在守丧即将结束时，为了自己的前程有所作为，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可惜的是，王素收到苏轼的这道上书后，没有任何反应。对于一个已经进士及第的读书人来说，苏轼只能等到守丧结束后，再到京城寻找入仕的机会。现在的问题是，过了三年，朝廷还会记得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