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绿旗袍怀旧
墨绿旗袍怀旧
一一关于中篇小说《墨绿旗袍》
作者：沈善增
《墨绿旗袍》，是当初发表在《清明》上时看的，算来也有七八年了。情节、人物等早已淡忘，只有一个大致的印象，是一篇很有古典情调的小说。不独是对这篇小说，我发现我对文艺作品的记忆有些奇怪，哪怕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家、作品，我记住的只是一个大致的印象，一团总体上的感觉，能够再记住几个片段.细节，那是相当了不起的了。所以，我说对《墨绿旗袍》只有一个大致的印象，并非说它艺术魅力不够，恰恰是想说，我觉得这篇小说很有特色。
此番重读，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让我放下手头的活，一口气读到了底。此番阅读是个双重阅读，一边读，一边唤起了昔日初读时的感受。因此，读完以后，我的第一感觉，是作者再将这篇小说收入集子时，是在杂志发表稿的基础上作了修改的。我打电话与丁旭光联系，一问，果然是修改过的，而且在修改时参考了我的意见。当初我提过什么意见更是忘了，但丁旭光先生记得很牢。他说，我当时说了，每一种叙述风格都可以，但要争取写到这种风格的极致；其次，要有给人印象深刻、有震撼力的细节。这话像是我说的，因为我自己对小说的叙事与语言艺术有这样的追求。集子是1999年出版的，距今也有五年，丁旭光也记不住在哪些地方花了捉摸的功夫，但从我重读一遍能感觉到他作过修改，可以想见，他在修改上花的功夫是不小的。我想特别提出来的，就是这一点。因为我觉得，丁旭光先生对艺术的热爱与执著，以及他在文学创作道路上可能到达的高度，正从这一细微处集中反映出来。
我们一直说，电影（也包括电视剧）是项遗憾的艺术，因为一旦拍成，就很难再作修改。说电影是遗憾的艺术是相对小说等文字作品而言的。言下之意，文字作品可以不断地修改。事实上，过去也有文字作品一再作修改之例。排除因政治因素不情愿的修改，文字作品可作修改、应作修改的观念是得到创作界认可的。过去，大型杂志先发表中长篇小说，出版集子与单行本要延后一段时日，就是为了让作者听取读者意见后，有时间进行消化、修改。但这种事早已成为“明日黄花”了。到丁旭光出书的年头，趁出集子之际，对发表的作品再作一番认真的修改，已经是极其稀罕的事了。我记得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赵自先生就对我们说，现在杂志多了，发表不愁了，东方不亮西方亮，一般作者写出稿子就不肯改了。但改稿，对提高创作水平是最有利的，我希望你们对自己要有要求，要愿意改搞。
丁旭光先生正是对自己有要求。没有任何人要求他改稿，包括我信口开河地对他的作品指手画脚，也只是希望他创作新的小说时能做到，根本没有想到要他对已发表的《墨绿旗袍》再作修改。他的修改稿不会给他带来任何经济效益，也难说会给他带来什么名声。他的修改，纯粹是为了他的小说的爱好，是为了使他的作品臻于完美。他的修改首先是为了满足孤芳自赏的精神要求，其次是为了他期待的知音的读者。孤芳自赏，我们从认字开始，就一直知道这是个带贬意的成语。而现在我越来越觉得，今天的文人，太缺少这种“孤芳自赏”的品格了。《墨绿旗袍》，要传达给读者的，正是这种“孤芳自赏”“洁身自好”的情愫。王雪燕的款款而来，缓缓而去，正是“质本洁来还洁去”的另一种人生演绎。
此番读《墨绿旗袍》，我明显感觉到，有些段落，有些句子，作者是把它当作诗来写的。如：“她穿着墨绿色的曲线旗袍，撑着一把紫色的油布伞，款款摆摆地走在雨巷之中的时候，不知拉长了多少人的视线。”“一个秋日的黄昏，瘦瘦的秋意笼罩四方，也笼罩着一栋老式洋房。”我感受到的古典情调，就是从这样的字里行间幽幽的透出来的。然而，今天说“古典”，还含有另一层意思，是一种无奈。不仅是叙述的腔调，更是这样的叙述态度，已变成“古典”的了。今天，写诗的人已经很少对诗句作这样的炼字锻句，更何况写小说的这样对字句下功夫。过去，我们对小说文字的琢磨，还要求“不露斧凿之痕迹”，要雕琢的看上去像天然浑成；今天，恐怕已经不需要这样的提醒，因为大多数小说作家，写作时以根本没有雕琢文字的意识，当然就不会有斧凿之痕了。也许我是落伍了，但站在我的角度，一点也没有今天的小说作者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天才群生，出手不凡的感觉。相反，我觉得有把肉麻当有趣，把粗鄙当率真，把粗制滥造当才华横溢的倾向。前些日子，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有人说“小说死了”，说明有这种感觉的不止我一人，有的更比我强烈。我还不敢于悲观到说“小说死了”。或者说“中国小说死了”。但今天的小说读者与作者，可能与小说的艺术美非常隔膜，乃至不知道小说美是怎么回事，则恐怕不是危言耸听或杞人忧天。这样，我们就太早地“古典”化了，太早地“曾经沧海难为水”了。这样，我们来讨论丁旭光的写于当代的小说，竟有恍若隔世的感觉，竟然像一次怀旧的聚会，且不是新天地里的时尚的怀旧，而是等待拆迁的老房子里的带着蛛网凝尘的怀旧。不说下去了，说句令人振奋的话吧，有丁旭光这样纯粹地爱好小说的作家在，小说就不会死。
原载2004年7月9日817期上海市新闻出版局《读者导报》
（ 《墨绿旗袍怀旧》一文，是沈善增先生在2004年6月3日上海市作家协会小说专业委员会举办的《丁旭光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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