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札中的文人与书局
陈平原
或许真的是“不贤识小”，翻开这册“文字书法亦多斐然可观”的《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手迹》，最先引起我兴趣的，居然是其所用各色笺纸。明知中华书局的“出版说明”说得在理，“既可存真以为信史，兼可品鉴，得以悦目赏心”，我还是对此近四百件来信的用笺耿耿于怀。翻阅明清文人各色书信手迹专集，不难发现其用笺更为考究；现代人则难得有此闲情。再说近代以来，日用信笺“并为西法与俗工所夺”，只能“日趋于鄙俗”。当年鲁迅先生与郑振铎先生正是感于“诗笺之衰颓”，“有眷恋顾惜之意”，故集资自费印行《北平笺谱》。其用意近乎保存古玩(“谭中国版画史者，或亦有所取乎”)，而并非便于百姓日用(参阅鲁迅、郑振铎分别为《北平笺谱》作的序)。诗笺之制，本就基于将生活艺术化的追求；配以流走的书法和近乎客套的寒暄，使得一通书信的意义，超乎日常应用，成为可以再三把玩的艺术品。如此注重通信的形式美感，对于讲求实用的现代人来说，实在近乎奢侈。有趣的是，那么多“进步文人”，居然也都乐此不疲。编印《北平笺谱》的虽只有鲁迅、郑振铎二位，可用笺讲究的则比比皆是。买荣宝斋、清秘阁的诗笺或朵云轩、九华堂的笺纸，已经不算考究；若刘半农、周作人、林语堂、梁思成、王力、卢前等人之自制私人用笺，显然更为雅致。可是，雅过了头，也可能变得俗不可耐。比如，有一位先生，其私人用笺上，除中英文的姓名、住址、工作单位、电话号码等一应俱全外，还有自家照片，近乎广告，未免有点不伦不类。
不过，现代人印笺纸，确实不只考虑雅致，更包括实用，带点广告味道也就在所难免。沈钧儒律师设计专用信笺，当然，得考虑其业务联系(189页；)至于那么多作家学者选择某某大学某某书局乃至党政机关的笺纸，有的是图方便，有的则不无广告的意味。知名人士当然无所谓，用什么笺纸都行；而初出茅庐者则不能不有所顾忌，所用笺纸的“优劣高低”，往往影响到收信人的第一印象。私笺不大好出让，而公笺则很容易获得；用笺在现代社会也就成了一门学问，其微妙之处难与人言，关键在于用最不起眼的方式恰到好处地暗示自家的身份地位或社会关系。
不只是用笺者有意无意地利用公笺的广告效果，制公笺者也不例外。商业广告与政治宣传在利用特定媒介(文字、形象)迫使读者在不断的重复阅读中接受某种观念这一点上，两者是相通的。这就难怪商人和意识形态专家同时选中了使用率特高的笺纸。生活知识社的用笺上除印有地址电话外，还有发行《生活知识》半月刊的广告：“体裁新颖，文字浅显，内容丰富，印刷精美”；以及编印各种丛书的广告：“专家编著，材料精博，售价低廉，装帧美丽”(251页)。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的用笺虽是另一套路，却有异曲同工之妙。笺纸上端密密麻麻印着《总理遗嘱》，笺纸两边分别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最下端才是电报挂号之类(139页)。可见文化大革命期间盛行的印着各式最高指示的信笺，其实并不具备独创性。评价笺纸上印满政治术语或商业广告是否恰当并非本文任务，只是想借此补充鲁迅先生在《<北平笺谱>序》中的说法：“此虽短书，所识者小，而一时一地，绘画刻镂盛衰之事，颇寓于中。”“寓于中”的不只是一时一地的“绘画刻镂盛衰之事”，更包括一时一地的政教风俗文化心理的变迁。如此说果能成立，所识者也就不算太小。
翻阅这册精美的书信手迹，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现代名人”之讲究笺纸的雅致，多集中在三十年代上半期。这一时期，恰好是周作人先生祈求平和冲淡，林语堂先生提倡幽默闲适，苦茶庵里吃茶和双凤凰砖斋里玩砖成为一时佳话，小品文杂志流行，“生活的艺术化”成为时髦的口号的年代。摩挲这些清隽的诗笺，观赏各具特色的书法，很容易忘却书信的具体内容，沉醉于前人的文雅风流。可这毕竟不同于明清文人书札，也有用笺随便，甚至用钢笔书写的，而这正好最能体现各人的品味志趣。讲究书信的形式美感与否同个人的政治倾向关系不大，倒是同学术背景、个人气质和生活处境关系密切(如注重中学或西学、偏于文人或学者、生活优裕或困顿等)。不过也有例外的，比如留洋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的笺纸书法都相当考究(171页)，可能与其家学渊源有关；而郁达夫先生的“乱头粗服”，则是另一种名士风流(147页)。
随着世人生活方式的日益欧化以及电脑写作的逐渐普及，将日常书信作为一种准艺术品来创作或保存的雅趣定将消失。谈不上欢呼或感叹，只不过希望稍为留意一下即将消逝的晚霞。后人理解这一百年中国文人生活方式的变化，扔掉毛笔和抛弃诗笺或许是颇有象征意味的“历史事件”。
文人书信，本以性情、文采见长，故明清以来不乏各式书信专集刊行。中华书局所藏书信，则介乎公函与私人信件之间——虽有舒新城等具体的收信人，可谈的都是公务，难得发挥其生花妙笔。集中除徐志摩、向达等两三封信有点文采外，余者都直奔主题，或谈版税或荐稿件，更适合于作为史料而不是文学作品阅读(尽管作者中几乎囊括了除鲁迅外绝大部分现代文学名家)。
对于治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学术史的人来说，这册书信手迹很有史料价值，首先是有助于确定作家和学者的创作和研究活动。不只是这些书信基本上是首次公布，为各名家的年谱、全集所漏收，更重要的是有利于确定某些未编年诗文和书信的写作时间。过去的文人学者来往书信往往署月日不署年，若没有恰当的背景材料很难确定写作时间。而中华书局收藏信件上恰好大都盖有某年月日收到章，可以用来鉴定相关事件和诗文。其次，提供不少有趣且有用的史料，比如曾朴在批评译界懒惰、译文生硬晦涩时，称“鲁迅所译诸书，令人有译如不译之叹”(122页)；齐白石书画集不愿冠以王湘绮所作传，原因是传中“专言篆刻，未曾言及白石之画”，“用之乃画蛇添足也”(143页)；宗白华“做文努力于言简意赅，不愿拉长许多废话”，故版权方面希望抽版税而不卖稿(205页)。诸如此类史料，不只专家学者感兴趣，一般读者大概也不会漠然置之。再次，有些史料可能纠正我们以往研究中的偏见，比如现代文学界一般关注沉钟社与鲁迅的关系，而中华书局所藏周作人一九三四年致舒新城信，向他郑重推荐“曾办沉钟社多年”的杨晦(119页)，可见早与鲁迅分道扬镳的周作人，与沉钟诸君的关系也非同一般。至于徐悲鸿三十九件书信中，除述编书事外，多处涉及私生活，世人读之，对其婚变经过当有新理解。
最有史料价值的或许当推李人先生的十四件书信，因其集中围绕《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的创作来展开，是了解其创作构思的第一手资料，研究者不可不读。这三部系列长篇小说，分别于一九三六年七月至一九三七年七月由中华书局出版，一九五五年修订重印时，作者于“前记”中称直到一九三五年把这写作计划告知中华书局得到认可后才“专心从事写作”，故论者多将其置于三十年代中期的文学潮流来考察。而中华书局所藏李人一九三○年七月三日致舒新城信，却表明了作者的创作构思早就形成：
……且欲出其余力，制一长篇小说。此小说从辛亥年正月写起，至现在为止。以成都为背景，将此二十年来社会生活及组织之变迁，与夫社会思潮之递，一一叙说之，描写之，抉其原因，以彰其情。全书告成，大约在百万字以上，粗分数部，每部自为起讫，若法国大仲马之所为者。全书定名《年轮》。第一部已动手写出二万余字矣，自辛亥年正月写起，写至反正时止，大约有二十万字上下，今年底可作成。(59页)
实际写作进度没预想的那么快，除忙于操劳生计外，更因创作构思不断修改，中间几次毁稿重写，至一九三四年十二月，此“拟作之十部联络小说”第一部尚未完稿，不过自信小说“结构尚佳，文字力求平正，不尚诡奇”，只是“因内容颇有关系，不便以真名发表，拟用笔名'歌书汉”(60页)。大概是写作中逐渐磨去真人真事之痕迹，一九三五年六月《死水微澜》即将完稿，李人致信舒新城，不再坚持因避嫌而采用笔名，反而着重介绍这部小说的特色，虽说表示不大愿意在中华出版，可仍有广告及待价而沽之嫌：
此部小说暂名《微澜》，是我计画联续小说集之第一部。背景为成都，时代为光绪庚子年之前后，内容系描写当时之社会生活，洋货势力逐渐浸入，教会之侵掠人民。对西人之盲目，官绅之昏庸腐败，礼教之无耻，哥老之横行，官与民之隔膜，以及民国伟人之出身，咸以侧笔出之，绝不讥讽，亦绝不将现代想思强古人有之。尤其注重事实之结构，以此为弟所作第一部长篇，而又是全集之首，不能不兢兢从事。且虽是联续小说，但各有其首尾，分之自为若干部，合之又有一贯之脉络，犹巴尔札克、左拉、大仲马等之所为也。(62页)
此后两年间，李人又多次去信，一是催要稿费以便养家糊口，一是告知写作进度，并再三表白自家小说的长处。若《死水微澜》“地方色彩极浓，而又不违时代性，方今作家或尚无此笔墨”(63页)；《暴风雨前》“头绪极繁，百倍第一部，故结构抒写亦甚费心，然自信优于《死水微澜》之处定多，将来必对得起买主也”(64页)；“《大波》系写辛亥年事……郭沫若之《反正前后》，直是打胡乱说，吾书则处处顾到事实”(65页)；“自问确亦有一寸之长，所以未能成名者，只在不屑自行鼓吹，而又不倩朋友捧场耳”(68页)。作家的自我估价往往只能姑妄听之(起码在我看来，《暴风雨前》艺术上远不及《死水微澜》之浑然天成)，不过作家的自我表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其整体构思。至于这些构思能否真正实现，还有赖于其才情与功力，想到的不一定能做到。只可惜抗战军兴，李人无法专心写作，预想中的十部连续小说只完成了前三部，一九四五年七月信中感叹“笔墨荒疏已久，虽材料满前，几无从着手”(71页)。
当年读这三部曲，对《死水微澜》中的蔡大嫂和《暴风雨前》中的伍大嫂这两个人物形象颇感兴趣，其风骚、世故与泼辣表现得恰到好处，同时代作家中除茅盾外几无此笔墨。沈、李二君都对左拉感兴趣，可在写风骚女性方面似乎还别有师承。茅盾作过《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一文，虽说斥之为只有性交而无文学，可毕竟下过一点研究工夫；李人则未见其受传统艳情小说影响的蛛丝马迹，故不敢贸然论述。如今竟在李氏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二日致舒新城信中发现如下一段文字，足见当年之预感不无道理：
上海容易物色未经删节之淫小说(无论版本、石印皆好)，如《绿野仙踪》、《金瓶梅》、《品花宝鉴》、《痴婆子》、《拍案惊奇》、《欢喜冤家》及其他新著，能无请兄随时代为留心，购寄费若干定兑上。何以必看此等书，此中有至理，缓当详论。(61页)
舒新城是否有负所望不得而知，李人的“此中有至理”也未见详论，但这一阅读思路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却是显面易见的。
对于不想从中发掘研究史料的非专业读者来说，这批书信的刊印，最大的意义在于从中可以窥见书局与作者的微妙关系。说关系微妙，就因为书局与作者的利益不尽一致，可又谁也离不开谁。就像冬天里的刺猖一样，靠得太近则互相刺伤，离得太远又感觉太冷。读作家学者的回忆录和书信，你会觉得书局老板都是奸商；可读出版家的自白和传记，你又会觉得他们简直是文化事业的守护神。而在我看来，书局老板既是商人也是文化活动家；成功的出版家既不忘赚钱又能出好书，协调不同利益集团的关系是他们的看家本领。既不抱过高的幻想，又充分理解出版家这一角色的艰难，品评起来才不至于意气用事。
当年文人学者寄给中华书局的信，大都是谈论稿件的，而当事人在信件上面的批语，可以让我们了解出版家的选择。细细品读这些信件和相关的批语，也算是“人情练达皆文章”。
第一印象是书商和作者互相尊重，合作得还不错。好多名家为书局推荐作者和稿件，书局也都认真批复；一贯认真的叶圣陶先生甚至专门去信指出其出版物中的若干错字(18页)。作者卖稿可提条件，书局也有讨价还价的时候，但大都很干脆，批上“收”或“不收”。单凭信件审稿未免太危险，好在那时候文人学者的自我推销能力不强，还未见太离谱的自我介绍。我想书局老板主要审的是作者和选题，这似乎比每部书稿都字斟句酌更高明。收下书稿后还会因局部的修改信件往还，双方的态度都还客气一一当然，也可能吵架的信件没能入选。这种“买卖”方式，对未成名的作者极为不利，除非选题非常诱人或者有得力的推荐，否则成功的希望甚微。这也是不少“前卫”的作家学者大骂商务、中华，甚至集资自办书局的原因。不过平心而论，就此册书信的批语而言，选择还是有眼光的。三十年代王力先生两次去信卖稿，都被批“不收”，可选题实在太不如人意，难怪被拒绝；不能因王力后来出名便指责书局当初之不收稿。有些书稿的确很有价值，书局显然是考虑销售不理想而拒绝。比如，一九三一年向达先生向舒新城推荐冯承钧所著《西域地名》没被接受，又去信重申：“冯君地名表实属经意之作，读中外史籍有此书置之座右，可以豁然贯通，谓为与陈垣之《中西回史日历》有异曲同工之妙亦不为过，沧海遗珠，不免可惜耳。”(104页)舒新城在这段话旁划了竖杠，加了批语“请再审核”，足见其对向达意见的重视，可最终还是没能出版(此书一九三○年由西北科学考察团印行，中华书局一九五五年才正式出版，一九八○年发行增订本)。这就涉及书局不应被抹煞的另一侧面——对经济效益的追求。在赚钱的前提下考虑民族文化的建设，这与纯粹的文人学者的视角还是有所区别，故书信往还中也不乏怨言。
作者有怨言但不一定敢形诸文字，除非无求于书局，如胡适就能因中华书局付的稿费太低而为朋友打抱不平(157页)。而名气小的抑或有求于人的，去信时毕恭毕敬，有的甚至过于谦卑，近乎吹牛拍马。比如请非专业研究的出版家“介绍重要著作，以供参考”(258页)，“拟请先生撰一序，不知有暇否”(241页)，当然最终还是落实到“尚望能促其早日付印”。此等文字，虽是人之常情，可读起来总觉得气不顺。好在舒新城先生还算明白人，批语相当温厚，虽说是自家留底，没有外传的顾虑，可还是有棱角但不刻薄，像谢绝作序这样的聪明话集中还有好多。唯有一次例外，名画家刘海粟推荐某诗人的一本书给中华书局，可能此书真是太不像话，否则舒新城的批语不会如此幽默：“不是诗，也不是文，只是一串字。”(162页)
除了报人陶菊隐只求将“二十余年粗制滥造之作品”“印订成册”，不想取得任何报酬外，绝大多数作者卖稿是为了“救穷”。“著书都为稻粱谋”，这已经够可怜的了，更何况书稿还不一定能卖得出去。理解现代文人这种生存状态，你就能明白书局在现代文化史上的巨大作用。不要说像对待刘大杰那样，允其“按月预支稿费百元，以维持生活”，以便摆脱俗务，集中精力完成《中国文学发展史》下卷(212页)；即便像对待李人那样，及时支付稿费，使“写作小说极感兴趣”的作家不必为生计而转行教书(66页)，也是功德无量。书局的支持与诱导对现代文学、学术发展的深刻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将益发明显。在某种意义上，优秀的出版家可起到文化事业组织者的作用。正因为如此，据说一九四七年中央研究院选举第一次院士时，极少专门著述的出版家张元济竟然全票当选。
这册书信手迹的编选，兼及书法艺术，因而必然遗漏了许多对专家学者来说非常重要的史料。倘若能公开或整理出版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收藏的大量书信，我相信现代文化史的研究会有大的进展。在这个意义上，中华书局公开刊行其收藏的部分书信，是值得欢迎的。
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四日于北大蔚秀园
(《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手迹》，中华书局一九九二年一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