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之谓“和”高脂血症及肝功能异常治验

以和为贵
 

“以和为贵”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和”的内涵很丰富，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凡不同的甚至相反的东西融合一体，形成新的统一体，达到相反相成的目的，或缓和矛盾、促进和解，或包容异己、以求和平，皆称之为“和”。中医学几乎传承了中国文化中所有“和”的内涵，并得到了充分发挥和具体应用。

中医之谓“和”，有广义和狭义之别。
 

从广义讲，中医学之理、法、方、药，皆以“和”为中心，包括天人之和，阴阳之和，正邪之和，形神之和，医患之和，药食之和，药物配伍之和等等。仅从疾病防治的层面讲，疾病发生的机理，无不由正邪斗争，人体阴阳即脏腑、气血、表里失和所致。各种防治方法皆是以达到阴阳、脏腑、气血、表里调和为目的。可以说，中医防治疾病是以“和”为至高原则。《素问·生气通天论》称：“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和之，是谓圣度。”张景岳《新方八阵》中说：“和方之制，和其不和者也。凡病兼虚者，补而和之；兼滞者，行而和之；兼寒者，温而和之；兼热者，凉而和之。和之为义广也，亦犹土兼四气，其于补泻温凉之用，无所不及，务在调平元气，不失中和之为贵也。”中医的各种治法，无不为了达到“和其不和”之目的，补、泻、温、凉诸法方药的恰当运用，皆称之为“和”。因此，宋朝太医局编撰的官方药典，即把所有方药统称为“和剂”，名之为《太平圣惠和剂局方》，简称《和剂局方》。
 

狭义的“和”，即中医治疗八法中的“和法”。而对于“和法”的定义，历代以来，即众说纷纭，很不统一。考和法作为一种具体的治法概念提出，首先是南宋成无己，他在《伤寒明理论》中称：“伤寒邪气在表者，必渍形以为汗；邪气在里者，必荡涤以为利；其于不外不里、半表半里，既非发汗之所宜，又非吐下之所对，是当和解则可矣，小柴胡汤为和解表里之剂也。”自此，后世遂多以小柴胡汤为和解表里之定法。如专题详论医门八法的第一人程钟龄对和法的论述，几乎就是成无己说的翻版，只是对小柴胡汤的加减运用，作了一些具体说明而已。其实，在《伤寒论》中，称小柴胡汤具有“和”之作用的唯一的条文是230条：“阳明病，胁下鞕满，不大便而呕，舌上白苔者，可与小柴胡汤，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身濈然汗出而解。”谓小柴胡汤之“和”，系指“和胃气”。故清代大医家喻嘉言评小柴胡汤说：“非和于表，亦非和于里，乃和于中也。”陈修园则把道理说得更为完整：“至于少阳为枢，而所以运此枢者胃也。”
 

把和法仅仅局限在小柴胡汤一方的加减上，显然是不够的。近代以来，对和法的内涵则不断的有所扩充，但多是把所谓“和解少阳”的小柴胡汤、“调和肝脾”的四逆散，“调和肠胃”的半夏泻心汤等为代表的几类方剂统称之谓“和解剂”即“和法”，只是分列了各类方剂的个性特点，并没有概括出它们的共性特征来。这几类所谓“和解剂”的代表方，皆属张仲景的经方。且从《伤寒论》及《金匮要略》的原文来看，仲景之所谓“和”，还包括有治太阳中风证主以“调和营卫”、“和解其外”的桂枝汤（清代名医、叶天士的老师王晋三称之为“和方之祖”），治痰饮当以“温药和之”的苓桂术甘汤，等等。
 

中医的治法是理、法、方、药的综合体现，是为某一类病机病证而设的。即所谓方随治法而制，法为病机而定。所谓疾病，即在一定条件下，由致病因素引起的一种以正邪相争为基本形式的病理过程。因此，根据疾病过程中正邪盛衰的变化情况，其治疗法则主要可归纳为3类：一是根据邪方盛而正未虚的病理情况，则应确立以祛邪为主的治疗法则，祛邪即安正；二是根据邪气已微又正气已衰的病理情况，则应确立以扶正为主的治疗法则，正旺则邪自尽；三是针对邪气尚结而正气已虚的病理情况，则当以祛邪与扶正并重立法组方，以期达到扶正不留邪，祛邪不伤正之目的。以通常的治疗8法来分类，则其中“汗、吐、下、清、温、消”法皆属于以祛邪为主的治法，“补法”属于扶正治法，“和法”则属于融祛邪与扶正于一方的治疗法则。因此，近贤秦伯未生说：“凡具有安内之力及攘外之能的，都属于和解剂的范围。”详观《伤寒论》及《金匮要略》中有关和法方证的诸多原文，结合分析当今比较公认的一些和方的共性特点，则不难看出：和法和方之扶正，既不是补心肺、益肝肾，亦非一般性的温阳、滋阴，而是“健和脾胃”。这里所谓“健和”又有别于单纯的甘温补中。脾以升运为健，胃以通降为和，即如小柴胡汤、桂枝汤、半夏泻心汤、四逆散、苓桂术甘汤诸方中，既有人参、白术、甘草、大枣之类，健脾益气；又配以桂枝、半夏、生姜、茯苓、枳实等，通降和胃。补益中寓以通运，恰到扶正而不留邪之好处。和法之祛邪，由于必须顾忌到已虚之正气，故既不能轻缓敷衍，也不宜急散猛攻，只宜“缓和疏解”。即如小柴胡汤“和解”少阳之邪，桂枝汤“和解”肌表之邪，半夏泻心汤类“和解”中焦寒热，四逆类方“疏解”郁结的肝气，苓桂术甘汤“和解”心下痰饮，等等。诸方虽各有温、清、疏、消之不同，但总以缓和祛邪而不伤正为原则。以“健和脾胃、和解病邪”来概括和法的内涵及共性特征，笔者曾于30年前即做过详尽的论述。（拙文《健运脾胃和解病邪-从仲景原旨为“和法”正义》发表于《湖南医药杂志》1984第6期）。
 

方从法立，以法统方。若以“健和脾胃，和解病邪”作为“和法”的定义，不仅能概括现行公认的所有和方的共性特点，而且能扩大和法的统方范围，许多常用的著名方剂皆可明确地归属“和法”。如《伤寒论》中的竹叶石膏汤，该方为热病后期“虚羸少气，气逆欲吐”证而设，其病机为余热未清又气液两伤，故以竹叶、石膏辛凉甘淡清解余热，人参、甘草健脾益气，麦冬、粳米滋液和胃，佐以半夏辛温散滞降逆，与诸药相配，正顺和其脾宜健运喜温燥，胃宜和降喜凉润之性。因此，该方颇合“健和脾胃，和解病邪”的涵义，当属和法方剂。再如，健脾和胃、祛痰化饮的六君子汤，健脾和胃、化湿消暑的六和汤，等等，皆可称是典型的和法方剂。此外，李东垣所创立的诸多名方，如《脾胃论》中的代表方补脾胃泻阴火升阳汤，及调中益气汤、清暑益气汤、半夏白术天麻汤等，其组方配伍均体现了融扶正与祛邪并重的原则，符合“健和脾胃、和解病邪”之旨。因此可以说，李东垣论病重视脾胃，制方多取和法。
 

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人体后天之本，位居中焦，调达周身。若脾胃健和，既可升举清阳，输布精微，养心肺，滋肝肾，和营卫，强肌体；又可通调三焦，降浊阴，泄腑气，发肌表，推陈出新。若脾胃失于健和，则百病由生，诸疾难愈。从临床实际来看，病邪久稽，易伤及脾胃；他脏患病，多累及脾胃；正虚邪结，无不涉及脾胃。斯时，健和脾胃则是治病求本的关键。因此，古今许多中医临床名家对于外感、内伤诸病的治疗，都非常重视脾胃之气的问题。特别是处于“正虚邪结”的阶段，或缠绵不解、久治不愈之际，多主张从健和脾胃着手，以期扶正祛邪而和解之，此称之为“王道之法”。
 

笔者数十余年来，在大量的临床实践中，认识到“和法”适用是相当广泛的。不仅对胃食管返流、消化系溃疡、慢性胃炎、炎症性肠病、慢性肝病等多种消化系疾病的治疗有很确切的疗效，而且对许多感染性疾病和其他系统的内伤杂病，亦颇有用武之地。如运用小柴胡汤加减治疗病毒性感染类疾病，桂枝汤类方加减防治体虚感冒及反复感冒，小柴胡汤合二陈汤加减治疗顽固性失眠及心脑血管病，苓桂术甘汤加味治疗顽固性眩晕、肺心病及冠心病，逍遥散类方加减调治多种妇科疾病，竹叶石膏汤加减治疗糖尿病，半夏泻心汤类方治疗慢性肾功能衰竭，运用“健和脾胃、和解病邪”的治法原则，对某些代谢失调的病症及恶性肿瘤、自身免疫疾病等疑难疾病的调治等，只要辨证准确，加减得宜，多能取得较好的疗效。兹举数例验案如下：

高脂血症及肝功能异常治验：

罗某，男，48岁，某省级部门公务员，2010年4年30日诊。因右上腹胀痛不适、困顿乏力、头晕1月余，曾于3 d前在某高校附属医院抽血检验，发现高血脂证和肝功能异常，阳性指标主要有：甘油三酯7.03，胆固醇6.00，低密度脂蛋白3.52，总胆汁酸17.1，谷丙转氨酶70.54，总胆红素29.9。伴有食后腹胀、嗳气、大便溏滞不爽等症，患者体型稍偏胖，血压正常，舌质淡红苔白润，脉弦细。予以健脾和胃、清肝利湿、活血消脂法治之，处方：黄芪、泽泻各30 g，何首乌25 g，茯苓、赤芍、黄芩各15 g，虎杖、炒山楂、丹参各18 g，柴胡、法夏、陈皮各10 g，炙甘草6 g。14剂。服药后，诸证显著改善，仍用上方14剂续服。患者5月28日来3诊，自觉上述诸证基本消失，并出示5月24日复查血检结果，上述异常指标分别降为：5.58，4.80（正常）、2.75（正常）、5.80（正常）、39.72（正常）、15.5（正常），体重从原74 kg降为71.5 kg。继予前方加减续服巩固。

干燥综合症治验：

黄某，女，68岁，医卫工作者，2008年8月28日初诊。患皮肤及口、眼、鼻腔等干燥、几无分泌物已3年，伴口渴思饮，大便干燥，头晕，乏力，易患感冒、干咳等症，吞食固体食物需饮水送服。经血清学检测，抗SSA为阳性，诊为“干燥综合症”。经省内外多个大医院中、西医治疗，均无显著疗效。患者有糖尿病、高血压等病史。经由其病友推荐邀余治疗。见体胖，面色淡黄，气虚乏力状，舌淡红而干涩，脉细。检阅以往所服中药方，皆为六味地黄、滋水清肝饮、增液汤及沙参、麦冬、石斛等方药，从中医辨证论治的理法来看，无不属于对症之方药。余根据脾胃为津液气血生化之源、脾主为胃行其津液等理论及以往的临床经验，从健运脾胃、化输津液为主立法组方，用小柴胡汤合竹叶石膏汤加减治之，处方：黄芪、石膏各30 g，柴胡、黄芩、竹叶、知母、密蒙花、谷精草各10克，西党15 g，麦冬18 g，当归12 g，法夏、红花各6 g，甘草5 g。1剂/d。患者服用上方15剂，感觉很好，续经加减，改为每2 d服1剂，先后服用半年之久，干燥诸证均有明显减轻，生活质量显著提高。

食道癌治验：

刘某，男，54岁，岳阳人，2009年3月20日初诊。一年前患者咽喉部不适，初在某医院耳鼻喉科医生处治疗2月，不效且剧，以至吞咽食物出现困难，遂经消化科医生诊治，钡餐检查怀疑食道上端有占位性病变，胃镜检查时，管子无法通过食道上段，取出局部组织活检，诊断为：食道上段鳞癌中晚期。经西医化疗、放疗后，体质明显减弱，食欲极差，自觉痛苦难支而终止西医治疗，遂由其家属护送前来求诊中医。现患者吞咽困难，食道上端时有梗塞刺痛感，呃逆频作，时有呕吐，气虚乏力，大便量少燥结，2-3 d/次，面黄肌瘦，头发稀疏萎黄，舌淡，苔淡黄而干，脉濡细。辨属脾胃气阴两虚，痰瘀阻塞食道，正虚邪结，升降失调。遂予健和脾胃、滋养气阴、消痰化瘀、升清降浊法组方治之。处方：太子参、白术、苡米、白花蛇舌草各30 g，法夏、桃仁、鸡内金、郁金、枳实、制南星各10 g，蒲公英、丹参、生地、麦冬各15 g，代赭石20 g，莪术12 g，升麻6 g。14剂服后诸证明显好转，食纳显增，吃烂软饮食，吞咽顺畅，大便通畅，1次/d，嗳气呃逆减少，精神好转，已能自行来医院复诊。效不更方，继以上方加减调治。患者一直坚持服中药治疗，病情稳定，饮食正常，直到2010年6月，还有癌症患者经该患者介绍来我处就诊。

其他案例

此外，对一些集多种慢性病于一身的患者的治疗，一是因久病体虚又多病易感而容易顾此失彼，穷于应付；二是因长期服用多种药物而损伤脾胃，以致连正常饮食都难以耐受，何堪大剂汤药荡涤。此时，当从调和脾胃入手，以“和法”组方，选配比较平和的药物，采用丸、散、膏等剂型，小剂量用药进行调治，假以时日，以期从量的逐渐积累到质的改善。
 

万某，男，52岁，某县卫生局局长。20余年来一直肠胃不和，每日大便2－3次，总是不成形、不爽净；食欲差，稍有多食，即出现饱胀不舒、嗳腐吐酸，多食油腻则腹痛便泻，面黄体瘦不耐风寒，稍有不慎，则头痛、鼻塞、寒热续发。先后在多家医院做过多项检查，诊断有慢性结肠炎、胃炎、胆囊炎、支气管炎、前列腺炎、鼻窦炎、慢性咽炎、痔疮等，且稍有不慎即犯“感冒”而引发消化及呼吸系统诸病。经多方中西医治疗，疗效均不持久。考虑到患者集多种疾病于一身，又久病体虚，难以速效，且肠胃虚弱，饮食稍多亦不能运化，更不耐大剂汤药长期服用。即从健和脾胃入手，以“和法”组方用药，并采用散剂缓图。方药配制及用法：黄芪120 g，白术、淮山药、蒲公英各100 g，桂枝、防风各60 g，白芍80 g，砂仁、干姜、陈皮各30 g，鸡内金50 g，甘草40 g，大枣20 g；共碾为细末，每日10－15 g，放入保温杯中冲泡半小时后，当茶服用。服药2月后，患者即有显著疗效，肠胃功能基本恢复正常，体质亦有改善。继用原方剂型服用1个月，患者自谓数十年顽疾已愈90％，并说，原有痔疮，每遇大便次数增多即发炎、疼痛、出血，每天需泡药物坐盆方稍有缓解，现在由于大便已正常，故已有2个多月未发痔疮。此后，患者每逢换季时节，即配服此方服用月余，随访3年，体质明显增强，感冒等显著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