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里五代国门的发掘和认定之因由（3）

2020年第596期总第947期

公众号政委水     洲

公众号主编笔尖芭蕾

****************

吴铁英

（现任满洲里市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副会长）

作者声明

本文作者吴铁英享有著作权，任何单位或个人若引用，请标明作者及文章出处。

据史籍所载,在霍尔津水泉（布拉克）及霍尔津河之南岸，曾经的苏克特依卡伦，由于铁路设计的走向南移而日受重托。至于该营盘大到什么程度,卡伦迁走后的1900年拥有上百人的俄国马巡队曾在卡伦旧址驻扎,从这一情况得知,没有十间八间房屋是住不下的。

从诸多迹象上看，前面谈到的名为“满洲里边防哨所全貌”的图片，乃是西迁并再建的苏克特依卡伦营盘无疑。笔者数了一下从一代国门到我方边防哨所的电线杆,10个左右,哨所距国界当为“一里许”。

作为镇守边关的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根据铁路的铺设和下一步需要开通边关这一实际情况,对沿边卡伦所在位置,根据需要,及时做出调整，当为必须的选择。比如后来,在沙拉松以南，马其也夫斯克之西南，地处我国境内的哈兰诺尔南岸（一说察罕赦拉山之南坡），曾设有察罕敖拉卡伦，后来就因铁路的建设等诸多原因,东迁到察罕诺尔西岸,该水泡位于满洲里车站西南,十八里小站以南，就近看管因铁路建设蜂拥而来，取道满洲里谋求入境的一些非法穿越的俄罗斯人。

清末由于边庭空虚，加诸不合时宜地签订了《满洲里界约》（尽管中国历届政府均未承认）；又逢1912年的“蒙旗独立”，内乱不已;助长了沙俄屡屡向东、向南蚕食我领土的野心。时至民国初期，准确地说，是1913年以后，马其也夫斯克附近之国界标志，意即笔者“赐名”的“国门”，已不复存在。

关于第二代国门的发现和认知与第一代国门的发现和认知可谓异曲同工。

编史修志期间，笔者在大连图书馆，有幸拜读了民国时期史学家许同莘所著的《改正中东铁路站名议》一书。据载:“满洲里今为胪滨县治，八十六号小站尚在其西,亦称十八里小站,则以俄里计算,此为华界尽处,站有牌坊一榜，曰：‘国门'。”又说:“故满洲里以西之十八里小站应属华，而不属俄,此为两国已正之疆。理载在盟府，更无异说者也。”十八里小站（因距满洲里站十八华里而得名）是中国方面的称谓，中东路战争后曾名奥特堡尔，今名后贝加尔斯克，俄国人最初曾名之为八十六号小站（或叫会让站）。许同莘亦通晓俄文，道出俄文地名的写法, 是“ P ·№ 86 ”。1918年2月中东铁路临时警备司令部向该站派驻了警察所,租用了两节铁路客车，稽查出入我国国境人员。

经过查阅史料和笔者征访得知，该国门位于十八里小站以东，横跨在铁路之上。1952年时任后贝加尔车站分拨处处长的阿里洛夫讲:“关于这个门，我很详细，是1920年建立的。”又说:“门存在时，向中国方向系中文‘中苏门’，向苏联方面是苏文。”中苏门三个字应当是写在了国门面对中国方向的门楣上。可以确认，当年《改正中东铁路站名议》所记载的“国门”就是“中苏门”无疑。不过, 阿里洛夫也有记差和记混的可能,1920年他刚8岁，记忆和思维尚不够健全。况且是时苏联红军与谢米诺夫白匪在赤塔到满洲里的铁路沿线频繁作战,1920年6月谢米诺夫还在满洲里成立了“白俄远东临时政府”。在这个背景之下，推想苏俄当局难能于此时修建国门。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