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震丨唐宋八大家之苏轼08：布衣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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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一生跌宕起伏，既有殿堂之上的纵横捭阖，也有贬谪天涯的人生无常。可是无论走到哪里，苏轼的交友都极其广泛，上至达官显贵，下至黎民百姓，到处都有他的知心朋友。而在这其中，对他的人生观产生重大影响的，反而是乡野村夫、贩夫走卒、和尚道士一类的平民百姓，正是由于苏轼不断身处人生的大起大落、大开大合，这样的布衣之交才显得弥足珍贵。那么，苏轼是如何与这些人成为布衣之交的？他们之间到底会有哪些感人至深的交往故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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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一生除了结交“六君子”，还有那些士大夫之外，他还认识很多乡野村夫、贩夫走卒、僧道歌妓，认识的人非常多，这些人一言以蔽之，就是他的布衣之交，老百姓，他们没有权力，没有金钱，也不可能改变苏轼的命运，但他们通过他们的友好，通过这种亲近，可以改善苏轼比较糟糕的命运，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苏轼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在落魄生活中的最基础的、最底线的那种温情，这使得苏轼在很困难的时候不至于对人生丧失信心，也不至于对这个世界失去信心，所以这个布衣之交对苏轼非常重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他前面的士大夫之交。

比方说，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跟他是同乡，这个人叫巢谷，这巢谷跟他是同乡、好朋友，对他非常好。苏轼被贬到海南岛之后，巢谷当时七十多岁了，听到这消息非常着急，徒步要从老家四川出发去海南岛看他，徒步啊，坐“11路”车去，七十多岁了，他先到达的梅州，见到了苏辙。苏辙吓一跳，好嘛，说您哪是现代人呐？您整个一古人呐，您这行为，太感动了，您别再走了。他还要再去。说这个地方要到那个地儿去，更远，路途更艰难，劝您别去了。他非去，坚持，结果走到一个叫新会的地方，叫小偷把包偷了，这老头报了案之后接着走，等走到新州，知道小偷被抓了，他又折回去想把仅有的一点路费给拿回来，但是岁数太大了，就病倒了，一病不起，就去世了。这么大的岁数，这么远的路，就为了想去陪一陪苏轼。这个事让苏轼非常地难过，非常地过意不去。这叫千里的情感，我们经常说千里情牵，什么叫千里情牵？这就叫千里情牵。这是巢谷。

还有钱世雄，我说这些名字大家都不熟悉的，我们天天听到的都是些如雷贯耳的名字，我们现在就要让大家知道一些我们从来可能没听说过的名字，他们在苏轼的生命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苏轼在常州临终之前，除了自己的子孙、儿孙以外、家人以外，身边陪伴他的只有两个朋友，一个是维琳方丈，是个出家人，另一个就是这个钱世雄，而且苏轼临终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给钱世雄说的，你说这人重要不重要？太重要了。钱世雄跟他本来毫无瓜葛，他给钱世雄的父亲写过墓志铭，而且跟钱世雄只做了三个月的幕僚，同事，但是他后来被贬黄州之后，这钱世雄就老给他写信宽慰他，还给他寄一些药品，等到苏轼后来发了，回朝廷了，又做了大官了，钱世雄消失了。这跟巢谷是一个做派，巢谷也是，苏轼兄弟最后回到朝廷做大官了，巢谷消失了，等到他们又倒霉的时候，巢谷出现了。钱世雄也是一样，等到苏轼又被外放到定州这些地儿去做官的时候，钱世雄又出现了，等到后来他被贬到惠州，被贬到儋州以后，钱世雄给他寄药，给他写信，而且钱世雄还表示要亲自到惠州去看他。给苏轼吓得够呛，您别来了，千万别来了，我这儿都挺好的，您别再出点什么问题，年纪都挺大的。这个时候钱世雄已经受了牵连了，已经被罢了官了，但他依然故我，所以苏轼在给他的信里边说他是“高义凛然”，不得了的事。后来苏轼从海南岛回中原，这时候钱世雄已经变成个老百姓了，普通老百姓了，苏轼就托他在常州给自己租房子，后来苏轼到了常州就一病不起，这时候钱世雄就天天陪伴在他身边，苏轼把自己在海南岛写的著作托付给他，告诉他说这书三十年以后你再公开，那时候人们才能看得懂，还给钱世雄写了很多自己写的诗。凡此种种你都能看得出来对于钱世雄这样一个本来素昧平生的同事，他给予了极大的信任，这是为什么啊？那是因为这是患难之中见真情，所以直到他去世，钱世雄陪伴在他的身边。但钱世雄也因此而遭了大罪，因为他跟苏轼之间的如此亲密的关系，他永不叙用，就是他被朝廷彻底抛弃了，最后贫病而死。

在布衣之中也有君子，这就是布衣中的两个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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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一生三次被贬，先是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在四十五岁时被贬至黄州，后来，宋哲宗亲政，变法派重新执掌大权，全面贬斥旧党人物，苏轼首当其冲，在五十九岁时被贬惠州，六十二岁时被贬儋州，他的晚年基本上是在贬谪中度过的，那么这种政治的失意，生活的苦难和人生的不确定性到底让苏轼体味到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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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在海南岛的时候，儋州的时候，没什么事，他没什么事，在儋州的时候那些老百姓对他更不熟悉，黄州的时候他离中原近，还有的人来看他，到了儋州跟中原离的地方就太远了，所以当地老百姓跟他都不认识，不认识有些人隐隐约约地也知道他的事。

有一次苏轼他就背着一瓢、那个大瓢，背着这大瓢在路上这么走，正走着就碰上一老太太，都七十多岁了，隔远看他说，内翰一世富贵都是春梦啊。什么意思？内翰，苏轼原来不是做过翰林学士吗？说您很有富贵，这一辈子过得都很富贵，但是是一场梦。苏轼说您说得对，我这辈子就是一个梦，就是一个梦。后来就给这婆婆叫什么呢？叫“春梦婆”，苏轼在诗里头就称呼她为“春梦婆”，也有人叫她“春婆婆”的。这是在儋州。

儋州这个地方主要都是少数民族黎族，黎族人穿的服装，包括我们现在少数民族人穿的服装，不是跟我们汉人还是有一些区别吗？苏轼在当地他肯定穿的是中原地区的儒服，就是一般老百姓像我们在电视剧上看到的宋朝士大夫们穿的长袍，但黎族老百姓可能不是这样，他可能是个短打，戴个斗笠，扛个锄头。有一次苏轼赶集去，这是很少见的，苏轼到集上去买东西，走着呢，远远地就过来一个黎族的同胞，这黎族同胞长得很瘦，面目很清癯，很有精神，苏轼一看就目不转睛了。这个人一看他，咦？穿得这么奇怪！因为苏轼的服装在当地那算是奇装异服，他看黎族的同胞们是奇装异服，人家看他也是奇装异服。这小伙子看了一会儿就嘿嘿嘿、就笑起来了，觉得你好可笑。但是两个人怎么办呢？言语不通，然后就是指手画脚，这个人就急得不行，一会儿叹气，一会儿指指点点，总算最后苏轼把他的意思弄明白了，他的意思就是说，您这个状态，就是落草的凤凰不如鸡，最后两个人临别的时候，这个人也是去赶集的，就把他卖了柴火换来的一块手织布送给苏轼，那意思指指画画就说，就这个拿回去，弄一个跟我们一样的那种穿上，不要再穿这个出来溜达。苏轼后来就把这个情景，为什么我们现在能说这一段呢，就把它写到一首诗里边。

你看，这春梦婆，这可能是一个都不怎么来往的邻居，这赶集的这小伙子就更谈不上熟悉了，但是大家没那么高的文化，也不太清楚苏轼的来历，只是觉得这人不错，然后都大老远的跑到我们这儿来，无依无靠的穿得这么奇怪，背个瓢，穿上奇装异服走来走去的，总想着让他在我们这儿待得跟待在自己家里一样，舒服点。老太太说你那是一场梦，那意思是赶紧醒来过日子吧。

后来苏轼离开了海南岛，回中原的时候过大庾岭，苏轼回到中原的路上，在路途的过程当中，他就走到这大庾岭头的时候，这地方也有人家，住了个老头，这老头从屋里头就出来，就看着他、盯着他看，问旁边人说，这是个官吧？看着气质挺好的。旁边人告诉他，是个官。他说是什么官啊？说苏尚书。因为苏轼原来做过礼部尚书、吏部尚书。苏尚书啊！老头就几步走到跟前来跟他作揖说，听说有人要陷害你，要弄死你，你现在要回去了，这是上天对你的护佑啊。苏轼听了以后非常感慨，这一方面说明苏轼确实是天下人皆知有此人，另外一方面也知道天下知此人，并且都以为此人为好人也，都想安慰他两句。我刚才说了，这些人根本改变不了什么，但是他们也许能够改善苏轼的命运，让他能觉得好受一点，这在一个人最困难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说苏轼是个诗人，他肯定对这一些很有感慨，跟这老头聊完天之后，他就写了两句诗，他说：

“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

——苏轼《赠岭上老人》

您在这岭头上住这么长时间了，您看见有几个人从那南边回来过啊？很少。为什么很少？苏轼可能没好意思说，就是他们没得到过像我这么多的关怀。由此可见，最基本之民众乃是社会道德良心的最基本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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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民百姓的日常起居中，在家长里短的耳濡目染中，苏轼不仅获得了活下去的勇气，也增强了他活得更好的信心。而在贬谪中，苏轼之所以变得更为淡泊达观、超然洒脱，与他潜心佛法、融会贯通不无关系。这其中，苏轼与几位出家人的交往最为世人津津乐道。那么，苏轼与方外之人的交往究竟是如何改变他的？发生在他们之间诙谐幽默的故事，又到底说明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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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出家人，苏轼跟他们的关系那就太密切了，我们知道这里头跟他关系最有名的一个人是谁呢？佛印啊，大家都知道。这佛印跟苏轼在一起待着，苏轼就没有沾光的时候，老是处在吃亏的一个状态。何以为证呢？我们举几个例子吧，两个人到寺庙里头拜佛的时候，过去、现在、未来，三个佛像在那儿摆着，苏轼就问他说，哪一个佛比较厉害一点？你猜佛印怎么回答？拳头最大的那个。苏轼一听，嗯，这话也有道理。两个人就又到庙里头拜菩萨，苏轼比较好奇，就问他说，那是菩萨，我们拜菩萨没错，菩萨拜谁呀？佛印说多新鲜呐，菩萨拜自己呀。苏轼说这个也行吗？佛印说当然行啊，求人不如求己呀。啊，苏轼说是这样啊，明白了。苏轼有时候也会反击，苏轼说，古人有诗云，“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又说“时闻啄木鸟，疑是叩门僧。”这诗大家都能听懂，“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这是贾岛的诗。又听见有啄木鸟“咣咣咣”的声音，以为是和尚在敲。苏轼说我就觉得奇了怪了，古人为什么总把这鸟和和尚列在一起呢？佛印说没有问题呀，我是僧，你是鸟啊。

你看，在很多故事当中佛印都占据了上风，苏轼这个经常拿别人开涮的人处在了下风。林语堂郑重指出认为，这些故事都是佛印编的，他为什么要编呢？他当然是说佛印想借着苏轼的名头（他名气大嘛）来宣扬佛法。我其实觉得辩白这个没什么意思，即便佛印是要编这些故事，他目的也是崇高的。再者翻回来讲，我觉得为什么在这些故事当中总是佛印占据了上风，而苏轼总是吃亏、占不着便宜呢？其实这里边隐含了一个概念，吃亏的不是苏轼，占便宜的也不是佛印。佛印跟苏轼在这儿都是两个符号。佛印代表的是什么，他讲出来的东西是什么？代表的是佛法的智慧。苏轼他代表的什么呢？是接受佛法恩泽的人。所以在任何的智慧面前，你都无法高过佛法。所以在这种被涮的过程当中，你领悟了某些智慧。在这故事当中，没有赢家，也没有输家，只有教育者和被教育者，我觉得这是佛印跟苏轼的这一类故事，甭管是真是假，它的确切的内涵在这个地方。

那么问题是，苏轼对佛教到底是什么态度呢？这个很重要。苏辙给他哥哥写的墓志铭里边对苏轼有一段评价，说原来我的文章跟我哥其实差距不大，苏辙讲这个话不是冒讲的，本来差距原来也不是很大，后来自从我的兄长被贬到黄州以后，一下不得了了，什么呢，他遍览佛法，而且把佛法跟孔子的学说、跟庄子的学说、跟所有的百家学说熔冶为一炉，这时候就博涯而难以望其涘也，就看不到边际了、他的学问，这时候我就脱了鞋都赶不上我哥哥。这里边说明了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苏轼对待佛法，苏轼对待佛教，他的态度是很明确的，他不是孤立地来研究它和依靠它，而是结合自己的亲身的经历，为什么他特别强调黄州呢？结合自己人生的体验，结合自己已有的所有的知识，把佛教的知识和智慧融会其中，成为一种对自己切实而有用的学问。

那么问题是，苏轼拿佛教到底要解决自己的什么问题呢？这是很关键的，他认为佛教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要求静，安静的静。第二，是要求其达，放达的达。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太安静了就懈怠了，太放达了就有点疏狂了，所以既要很安静但又不能懒惰，既要很放达又不能疏狂，既要执着又不能太执着，凡事求其中，执着怎么讲？还是要关爱民生，热爱生命。不要执着怎么讲呢？说不要走到死胡同里，碰到难题的时候要回头想一想，转个角度来做。所以我们说，苏轼对于佛教的态度是非常辩证的，是切于人生的实际的。再加上在北宋的时候，佛教发展得已经非常成熟了，特别是已经中国化了之后的佛教，禅宗更是大行其事，禅宗领悟哲理和领悟真理有很多的方法，其中有一些方法是不墨守成规的，只要能够见性成佛，那么什么样的途径都是可以使用的，什么样的手段也都是可以使用的。

我们举个例子，苏轼是深受其影响，苏轼在杭州做知州的时候，跟一个大通禅师关系不错，有一天他听说这大通禅师在禅堂上正在参禅，但一进去，老先生不高兴，没瞅他、没理他、没吭气。苏轼也不含糊，就填一首词，让这歌妓唱给老先生听。这歌妓的词是这么唱的：

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借君拍板与门槌，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

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皱眉。却嫌弥勒下生迟，不见阿婆三五少年时。

——苏轼《南歌子》

什么意思啊？说师父，您这是哪一家的法门啊？您这念的是哪一家的经啊？我跟你一样，拿起这门板，拿起这槌儿，我敲两下，挤眉弄眼地、我也给您装模作样地念个佛好不好啊？您别皱眉，不要连偷看我一眼都很不敢偷看，这没什么。他说一句叫什么呢，“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皱眉。”让我再远远地看一眼你，您千万别生气。最后两句很关键，“却嫌弥勒下生迟，不见阿婆三五少年时。”“却嫌弥勒下生迟”，这弥勒在这儿指的是其他的僧人，不光大通禅师一个人。说您身边这些师父，只怪他们生得晚啊，没看见阿婆我当年三五少年时俊俏着呢。您瞧就写了这么一个东西，连大通都“噗”，笑了。这说的什么意思啊？大家觉得是在开玩笑，实际上劝大通禅师，别绷着了，领悟禅法不是这么领悟的，禅法无所不在，任何的手段都可以来了解和理解它，不一定绷着在这念佛就能成。所以他这个写得非常有趣，写得很生动，通过这歌妓一唱出来，没法不笑，这是一种领悟。

所以你看我们以前了解到的苏轼跟出家人的关系，很多人可能就是因为看了他跟佛印之间的一些对话，觉得就是开开玩笑，耍耍贫嘴。事实并非如此，佛教作为中国当时的一个意识形态对北宋很多士大夫都有影响，但苏轼对待佛教的态度是很务实的，并且他虽然叫东坡居士，但是他很清醒，他依然是一个坚定的儒家的学者，只是在自己艰难和困难的时候，他会把佛教援引到自己的内心来，帮助自己排解暂时的苦恼，但他不会因此而迷失自己的人生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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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轼生活的北宋时代，女性，特别是下层女性的社会地位是十分低下的。而身为士大夫阶层的苏轼，却对这些女性表现出难得的同情与关爱。在他的相关作品中，也总是体现出了一种浓重的人文情怀和浪漫色彩。那么，苏轼究竟是如何运用他那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来涤荡人们灵魂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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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我们前面就说过，在苏轼的生命当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那是他的家人，还有一些女性在苏轼的笔下，在苏轼的生活当中对苏轼有很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这么讲，苏轼对待女性的态度，特别是对待这些歌妓的态度，他实际上是非常尊重的，而且往往在这些在当时地位比较低下、不怎么受人尊重，甚至没什么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这些女性身上，他感悟到了很多东西。

我们知道苏轼有一个朋友叫王巩，这是张方平的女婿。我们前面讲过张方平这个人，他对苏轼有知遇之恩，那么很自然地他跟这个张方平的女婿认识。王巩跟苏轼本来也没什么关系，就俩人有诗文的来往，结果苏轼被贬黄州，王巩因此受了牵连，被贬到一个比黄州还糟糕的地方。苏轼就觉得，你看我刚才反复讲苏轼又过意不去了，苏轼因为自己牵连很多人过意不去。结果这王巩出乎他意料之外，还没等苏轼跟他道歉呢，王巩自己先写了一封信过来表示说什么事也没有，我在这儿过得相当好，让他千万不要萦怀于心，这我们且就不说了。其实王巩在那儿受了很多罪，生了一场大病几乎把命送掉，还死了个儿子。等到苏轼再次元佑年间回到朝廷的时候，他又一次见到了王巩，让他感到吃惊的是，王巩红光满面，一点都不像吃了多大苦、受了多大罪的人，这是什么原因呢？当然王巩自己比较有钱、会生活，这是一个原因，想得开。但也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他身边有个好女人，王巩身边有一个侍妾叫宇文柔奴，苏轼第一次见到这个宇文柔奴，我们就简称为柔奴吧，我想这个名字的意思，可能指的是她很柔顺很美丽的意思，就问这柔奴说，（不是很有歉意吗？）他说你们这些年过得还好吧？吃了很多苦，受了多少罪吧？你猜这个柔奴怎么回答他？说“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只要你内心平静，安心地生活，享受生活本身，在哪儿都是自己的家乡，这没什么。苏轼受的震动很大。你想，这不是高级知识分子告诉他的，也不是他的老师告诉他的，也不是司马光告诉他的，是谁呢？是他的一个朋友王巩无辜遭了牵连被贬之后，他身边的一个侍妾如此平和地回答他说“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只要内心平静，天下何处不是自己的故乡呢？如果你把它当做了自己的故乡，你的内心又怎么会波动不已呢？苏轼这才领悟到，为什么王巩有这么好的精神状态。而这个柔奴也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面容憔悴，满脸风霜。苏轼是个急才，当时就写了一首《定风波》送给她，其中有一句（阕）是这么说的：

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苏轼《定风波》

人家来的时候，回来的时候，一点都没看出老来，还反而年轻了，还带着岭南的梅花的香。问人家岭南好不好，人家说“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很多人以为这个话是苏轼说的，其实不是，是这柔奴这个侍妾说的话，苏轼只不过是转述而已。

苏轼我们知道他毕竟是个封建朝廷的官员，尤其在宋代，我们知道宋代歌妓的制度是很发达的，这跟苏轼和士大夫的品格毫无关系，分为家妓和官妓，就是既有官府养的歌妓，比方说开会了，要休闲的时候，这些歌妓唱唱歌、跳跳舞，还有私人家里边养的歌妓。苏轼被贬黄州的时候，黄州城虽然偏僻，但是也有这样的官妓，苏轼虽然是个犯官，但我们前面说了，他跟那徐大受、跟那孟震不是关系很好吗？所以大家经常在一块吃吃饭、聊聊天、看看跳舞这都是有的。苏轼名气大，他在黄州待了这五年，这些歌妓没少跟他要墨宝的，苏轼面子又软，人家跟他要吧，他就给，这其中有一个歌妓名字叫李琪，大家记住了，很多无名之人都是因为有了苏轼而名传千古的，这李琪色艺俱佳，长得又漂亮，又能唱又能跳。可有一个，这孩子比较腼腆内向，嘴笨、不甜，人家五年下来可能都要了七张八张了，她一张都没有。苏轼就要离开黄州了，大家给他饯行，在这酒宴之上，人家就劝这李琪，说你再不跟他要这老先生就走了，走了你上哪儿要去？李琪这才走到跟前，跟苏轼说，您给我写首诗行不行？苏轼说没问题，研墨研墨，就赶紧研墨研墨，等到墨研得浓浓的，苏轼浓蘸饱墨，写下两句诗：

东坡五载黄州住，何事无言及李琪？

——苏轼《赠李琪》

什么意思？我这儿住了五年了，为什么一次都没提到过李琪呢？这诗写得太笨了，是不是？这哪儿（是）他写的诗啊？这简直大白话，就是说我在黄州已五年，一句都没提李琪，就这意思。刚写到这儿，旁边有人说，来来来，再给您敬酒。他把笔放下，哎哟，就应酬嘛，然后就喝开了，喝到最后酒席宴该散了，李琪一看都毛了，就这两句啊？旁边人也在想，嗯？这诗写的不对呀，“东坡五载黄州住，何事无言及李琪”这也太平淡了，这诗有什么，而且只写两句，还没完呢。李琪赶紧捧着这个字到他跟前跪下跟他说，求先生把它完成了，给我个全活儿的。苏轼一看，哎哟，拍拍脑袋，我忘了忘了，我该登场了。原话就如此，我该登场了。我怎么把这事忘了？没问题，来，接着续下来，后边两句说：

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留诗。

——苏轼《赠李琪》

写得太棒了，我的天，为什么呢，你知道为什么棒吗？他前面两句说他在黄州住了五年，一句话都没提到过李琪，也没给她写过诗。“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留诗。”杜甫在成都住了五年，他的诗里边什么花都写了，就是海棠花没写。大家说，这什么意思啊？这你还不明白吗？杜甫是“诗圣”，写了那么多的诗，就是海棠花没写。你说这个苏轼他怎么统计出来的？后来人真的统计，没有写过海棠花。那意思是什么呢？我在黄州待了五年，没有提过一句李琪，但是李琪就像海棠花一样，我不提她，她一样是最漂亮的。苏轼这个思路是非常巧妙的，他就借着这个杜工部不写海棠花来作为一个契机，美美地、美妙地、巧妙地把李琪盛赞了一通。其实杜甫为什么不写海棠花？他又不是个圣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就算是诗圣，也不可能把天下所有的花都写进去，苏轼总能找着他没写着的花，这回找的是海棠花，明天还不知道找什么花呢。但是你说这角度写得好不好？太棒了。头两句平淡无奇，后两句奇峰突起，绝了。这是李琪，这姑娘一辈子捞着这两句诗，够本了。

所以我们说，苏轼为什么能给我们在民间里头有这么大的影响，我们大家非常喜欢他，原因在什么地方？你得想一想，不能光在个人身上找原因，个人是基础，但是环境和周围的人群的影响也非常关键，苏轼虽然屡遭陷害、流放，屡次地被放逐到生命的边缘，但他依然对世界对人群有热情、有温情，并且有信心，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因为所有周围的这些普通的民众，认识他的、不认识他的，了解他的、不了解他的，都给予他最基本的、最善良的、最平和的、最公正的关怀，这是苏轼精神世界保持善良公正和温情、幽默、诙谐的一个重要的来源。这些普通的朋友，包括那些士大夫们，这些僧道、这些歌妓、这些市井的百姓们，他们爱戴苏轼，他们给予苏轼关怀，所以在无意当中他们也把自己的名字和苏轼的名字一起刻在了历史的墓碑上，这是他们自己没想到的，所以他们一起名垂千古。好，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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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五岁被贬湖北黄州，他为什么做起了东坡肉？五十九岁被贬广东惠州，他如何学会放弃和超脱？六十二岁被贬海南儋州，他究竟怎样培养出了一名破天荒的学生？看愈挫愈勇的苏轼，到底如何能够置死地而后生？苏轼对自己的过往人生究竟会做出怎样的反思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康震教授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唐宋八大家之苏轼》第九集《黄州惠州儋州》，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