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视帝国的覆灭(二)

二、亚视衰落的外部影响

在亚视运营59年的发展历程中,亚视的衰落是一个量变的过程,既有必然性,也存在偶然性,既有外部环境的影响,也有内部管理的问题,我们还来分析其外部原因,重点考察在香港回归以后的社会环境和媒介生态。

1、社会变迁下的香港传媒

(1)回归后的香港社会与传媒

曾经长期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已形成与内陆不同的社会形态和文化特质。“近代历史的香港对于母国的同化有着天然的抗拒。从语言学上看,香港地区的原生语言主要是粤语,讲潮汕话的人口也有一定比例。粤语在整个汉语语系中具有独立的发音体系和表意规则,因此香港所属的粤语文化圈与中华文明其他亚文化圈层之间有着天然的交流障碍。传统上中华文明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在黄河流域,粤港文明对于整个文明秩序的建构参与程度较低,而以北方(北京)为权力中心的政治辐射也很难穿越地理域限的阻隔,因而粤港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演变具有很强的自组织色彩。”[i]

“历史上作为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抗的阵地之一,香港一直谨慎地避免深度卷入。香港学者陈清侨说:“这种情感上的‘缺憾’,或许正是源自我们一代人对于历史想象的模糊,甚至匮乏,以及几代人对于历史想象的恐惧、以至于抗拒。”如同弃婴一般被割让的历史给香港抹上了浓重的悲情主义色彩,使得港人对于国族政治有着天然的不信任。”[ii]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推行改革开放,香港成为中国大陆对外开放,连接世界的重要窗口。香港传媒也在其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尤其在毗邻香港的广东地区,香港电视悄然进入并成为事实落地,同时也把来自香港及国外大量的经济文化信息以及观念带进了内陆。然而,经过改革开放数十年的发展,随着内陆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香港作为“二传手”的作用逐渐减弱,尤其在香港实现回归之后,香港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都发生深刻的变化。此时的香港人,优越感与焦虑感并存。一方面体现的是对内陆意识形态和叙事语言的接纳;另一方面,则是对于本港优势被内陆超越的高度焦虑。这种优越与焦虑并存的文化心理也反映在香港传媒身上。

置身时代变幻中的香港传媒也陷入了困惑和迷茫。“政治敏感和政治冷淡同时存在的香港传媒。香港传媒界已经深谙现代媒介是行政、立法和司法之外的‘第四权力’整套传播学逻辑,因而传媒政治化的程度较高。但港人这种政治敏感带有鲜明的本土化和娱乐化色彩。不管是报纸还是电视,也不管是时政报道还是社会新闻,娱乐化、轰动性已经成为部分媒体的首要追求,新闻商品化的做法在业内形成一股风潮。传媒力量与社会心态相互交织,互为因果,造成了香港传媒及其受众的政治敏感与政治冷淡在不同维度上并存的奇诡景象。”[iii]

(2)金融危机受波及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香港经济自2003年SARS一役后再次受到重创,香港恒生指数从2007年最高点27853暴跌至2009年的11542点,经济增长率为-2.6%。[iv]金融海啸对香港经济的影响从金融业转向实体经济,许多企业出现经营困难,连同房地产业、零售业也受到巨大影响,同时也逐步波及文化产业、传媒业和广播电视业。

2008年,无线营业额44.7亿港元,获利10.55亿港元,比过去3年的平均赚11亿港元左右的利润有所减少。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上半年营业额只有17.54亿港元,与2008年同期下降10.5%,纯利润从2008年上半年的5.02亿港元下降为3.3亿港元。称霸香港电视业的无线也在金融危机中受挫,一定程度上表明香港电视受金融危机的波及程度。

2008年末,亚视受金融危机影响,裁员63人,并表示公司将根据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对是否再降低成本做进一步评估。其时亚视员工总数还有约900人。2009年2月12日,在股权处于变动交接期的亚视发表声明,宣布裁减分属不同工种部门的员工共207人。遭裁减员工中有约30人隶属新闻部,包括剪辑、编导及兼职员工。继亚视实行裁员后,无线也爆发了裁员风暴,一次性裁员212人。

金融风暴对亚视的影响,不仅是裁员,更直接导致了股权的变动。2007年4月,荷兰银行占有亚视经济权益的Alnery No.112 Limited及Antenna Investment Ltd入股成为亚视大股东,委任费道宜为行政总裁,何定钧为营运总裁,查懋声为董事局主席。同年6月,亚视搬开了挤逼的广播道,迁入大埔工业村55万平方尺的厂房,这个厂房比原来大6倍,集办公大楼、厂房、新闻中心及仓库一体化,拥有全港第一家有22000平方尺的最大直播厂,同时又更换了从1989年开始沿用的整个标识系统。但金融风暴一来,银行业首当其冲,作为大股东的荷兰银行随即退出了亚视的股权。2009年,亚视股权再次发生变动。

2009年1月29日,旺旺集团兼中国旺旺主席蔡衍明,以私人名义入股亚视,蔡衍明及前亚视行政总裁费道宜,共持有亚视47.58%权益。以此推算交易完成后,会持有亚视25%股权,成为亚视最大股东。但若只计具投票权的股份,却只得两成三,故实际持有三成五股权。这个也为后来蔡王之争埋下了导火线。

在2007年-2009年短短三年间,亚视经历两次股权更迭,这在亚视过去50年的发展中,是变动频率最高的阶段。纵观亚视过去投资者的身份背景,不乏国外和香港的大财团,而2009年,有着台资背景的蔡衍明入主亚视,也是亚视历史上第一次有台湾资本的入驻。

这三年间,国际经济环境随着金融危机急转直下,香港经济受到重创,香港各行各业都受到一定的冲击。香港电视也不例外。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本身积弱的亚视,外部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广告市场大受打击;内部股权更迭正以建台以来最频繁的时间间隔发生着复杂的变化。如此一来,亚视在运营上,即使不断有新资金加入也难以有较大的发展。

2、创新乏力的香港电视

(1)无线崛起即亚视衰落的开始

某些重要的事件或管理决策对于亚视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亚视原营运总裁余统浩认为,亚视的衰落其实是在“无线”开台就开始了。一开台无线掌门人邵逸夫用三大招把亚视斩落马下,三大招:一是把有线传输改为无线传输,二是把黑白电视改为彩色电视,三是变付费模式为免费模式。前两个是技术创新,后一个是商业模式创新。此三招一出一下子便把前辈亚视甩在身后。虽然亚视随后也改免费、无线和彩色电视,但已失去先机。之后,亚视与无线逐渐形成了香港电视的双雄相争,竞争也有利于香港电视的发展,这一阶段香港电视充满生机活力。其间,亚视也偶有亮点,但总体而言处于守势,在两强竞争的大部分时间里亚视处于下风。亚视的明显衰落出现在20世纪末,一方面传媒生态发生重大变化,另一方面此时的亚视,由此频繁的股权变动和管理失策,导致亚视进一步走向衰落。

(2)香港电视节目走向衰落

进入新世纪,香港电视制作业面临内忧外患,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内忧是一台独大缺失创新动力。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TVB 渐渐形成一台独大的垄断地位。在缺乏竞争的状况下,“自给自足”机制逐渐显现出弊端。正如曾经在 TVB 担任制作总监的吴雨所言,台里只需以最低成本制作出迎合广告商口味的节目即可,无改进必要。随随便便的一部制作,收视率都稳拿八九个点,那还有创新动力吗?

外患是内陆卫视崛起挤压生存空间。自 2004 年国家广电总局禁止内陆在黄金时段播出境外影视剧后,港剧的生存空间再度被挤压。与此同时,内陆电视业的迅速崛起、特别是内陆一线卫视直接动摇香港电视在统治地位。前 TVB 艺员王喜透露,内陆卫视综艺节目请港台艺人出席一集节目,费用开销达 10多万。不少香港艺人表示,这在讲求“速食”的香港是无法媲美的。

上世纪80年代,港产剧几乎垄断了全球华人电视剧的市场,出口到全世界每一个有华人的角落,甚至为外地市场开辟新的电视生产线。但随着日韩剧的热潮进入香港,港产剧便遭受到极大的冲击。内陆电视剧也借机进入香港市场,比如亚视1995年引入的《三国演义》,让香港人萌生了“香港拍不到”的感慨,随后,更多的外来古装剧进入香港,曾轰动一时的“双包案”就是著名的例子。港产剧本土市场萎缩与港产剧的制作水准是相互相成的,一方面各地电视剧进入香港电视市场,加剧了电视剧的竞争。港产剧在制作成本高企,而利润下降的情况下,制作方为节省成本,自然在制作投入方面有所减少,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电视剧生产的质量。同时,港产剧的外销也受到一定的冲击。此外,内陆电视剧市场的发展也吸引香港的演艺制作人才。港星纷纷北上寻求发展,香港电视人才流失严重。

说起港剧,是那个年代国人的集体记忆。哪一个70、80后广东人的记忆里没有电视剧《射雕英雄传》、综艺节目“超级无敌奖门人”或者“边度都有阳光”的经典电视广告?但如今,就连香港节目收视重地的广东地区,老广津津乐道的也是“中国好声音”、《甄嬛传》等“内陆制造”,香港电视只是看看新闻而已,“港剧”已经逐渐淡出内陆观众视线。创作停滞是港剧最致命的“病灶”。当周边地区都风起云涌奋起直追时,香港电视业见诸报端的新闻却是一拨拨的内斗、跳槽、绯闻,过度娱乐化的刻意迎合,令其作茧自缚。更多的是把以往拿手的类型剧元素揉碎重组,就贴上创新标签,根本无法糊弄早已被养刁了口味的观众。

(3)放不下身段的香港电视

在上个世纪,香港电视由于起步较早,而且采用欧美先进的传播方式,可以说引领整个华语电视。如TVB就号称全球最大的中文节目提供商,当时的港产剧与港产片一样在华语世界地位很高,影响力很大。

早在上世纪80年代,香港电视已经在事实上通过非正规途径进入广东市民家中。当时,在广东珠三角地区的深圳、珠海、中山、江门、东莞、顺德、南海、番禺、广州、佛山等地,居民只要拥有全频道电视接收机和定向接收天线(俗称“鱼骨天线”),在天气晴朗没有城市高大建筑物阻碍的条件下,就能清晰地收看到香港无线和亚视的4个频道。由于当时的覆盖能力尚为有限,对广东电视市场暂未造成很大的冲击。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在广东佛山首次出现了把香港电视讯号接入由当地广电部门建设的光缆区域网中,由当地广电部门统一传输、统一前端、统一管理的收看香港电视的新模式,很快被广东各地广电部门所效仿。1994年6月1日,广东有线广播电台正式成立,在所属省有线光纤网中开始传输经过过滤的香港无线、亚视的4套节目。境外媒体裹挟雄厚的资金实力和成熟的节目理念迅速虏获了珠三角洲大半收视份额,似乎在一夜之间,广东电视媒体收视市场丧失大片河山,珠三角地区几成境外电视媒体的天下。

香港电视大举进军内陆市场,一方面加剧了广东收视市场的激烈竞争,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内陆电视业的内部体制改革和节目创新。境内电视节目水平不断提高,竞争力不断增强,使境内外频道的收视差距逐年缩小。境内电视通过不懈努力,到2005年的广州地区,境内电视收视总体市场份额一举超过境外电视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此后市场竞争攻守双方差距越来越大,到2010年境内电视已经远远把境外电视抛在了身后。广州电视台原副台长涂布自豪的说,过去香港电视是我们的老师,现在他们和我们已经是同学了。其实,内陆一线卫视甚至可以做香港电视的老师了。然而,作为前辈的香港电视人并甘心承认这一事实,香港人文化上的优越感让他们变得自大和保守,并不愿意放下身段来向内陆同行学习,固步自封,由此影响了香港电视的创新与变革,而这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焦虑感则与日俱增。

为了改变“一台独大”、日趋疲软的香港电视现状,香港政府在公众的呼吁下决定增发免费电视牌照。但阻力很大,害怕竞争更加激烈的亚视就拼命反对。2012 年香港高院驳回了亚视关于“香港广管局建议新发3个免费电视牌照”的行政复核申请,增发免费电视牌照进入实质阶段,但为时已晚,此时已经进入了传统电视的后电视时代。

3、香港电视市场日渐萎缩

(1)香港电视市场日渐萎缩

香港电视在过去曾辉煌一时。然而,随着时代的变革,多方面的因素导致了香港电视市场出现萎缩的现象。除了港产剧市场的下降外,在20世纪末,香港电视开始受到新媒体的夹击。过去,电视是香港人最重要的娱乐休闲项目,成为了每日生活的一部分。但是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新生代年轻人不再守在电视机前看电视,而是奔向更为便利、快捷、丰富的电脑端甚至是手机端观看喜爱的电视节目。他们把播出的电视节目直接下载到不受观看时间限制的电脑或手机,这便促使了电视广告业务受到巨大的冲击。

与此同时,香港电视市场竞争格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收费电视的兴盛也挤压着本土免费电视的发展。1993年,“有线电视”成立;2003年,“now宽频电视”开台,竞争加剧,收窄了两个免费电视台的经营空间。2014年,香港特区政府批准增发两个免费电视牌照,分别给“奇妙电视”和“香港电视娱乐”。这无疑给向来“一台独大”的无线以严峻的考验,同时,新免费电视运营商的加入,也必将在市场上有一番更激烈的竞争。

香港虽然是国际大都会,众多国际品牌汇聚于此。然而跨国经营的国际品牌,本身自有一整套成熟的营销宣传团队,拥有自己的报刊杂志及其他传播载体,同时较少借助于电视媒体进行广告宣传。另一方面,随着制造业的北上外迁,香港各行业的本土品牌并不多。香港本土电视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因此,广告源不足,也使得香港电视市场发展空间十分有限。

(2) “赢家通吃”的娱乐产业

香港电视媒体与内陆电视台不一样,它不仅仅是一个播出机构,它还是传媒公司。由于香港电视是商业电视,而娱乐功能又是最具商业属性。因此,香港电视与香港娱乐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香港的电视明星往往是影视歌三栖,同时向电影业、演艺业、唱片业以及广告界、时尚圈同步发展,香港电视由此已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可以说围绕香港电视媒体支撑着整个香港娱乐产业,可谓“一荣俱荣”,当然也有可能一败皆输。

“赢家通吃”理论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赢家通吃的社会》一书中说,在演艺界、艺术圈和体坛内,一些明星、顶尖人物的薪酬呈爆炸式地增长,而其他同台献艺者的收入与地位却微不足道。[v]香港电视及演艺的明星制和良好的版权保护,使得香港电视成为整个大中华流行文化的中心,香港影视界的“四大天王”不仅走红两岸三地,而且在全球华语文化圈都具有极大的影响力。较为完善的法治社会、发达的商业市场和成熟的传媒制度,香港电视业形成了强大的造星能力,反过来也为电视媒体集聚了大量的社会资源。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内陆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内陆电视迅猛发展可谓蒸蒸日上,逐渐形成更为广阔而诱人的文化市场,吸引着香港明星艺人纷纷北上。随着内陆综艺节目的繁荣,香港电视明星更频繁为内陆电视站台,更频繁在内陆巡演,当然更乐于为内陆企业品牌代言,华语电视业的中心已由港台移到了内陆。

香港回归之后,内陆与香港的文化交流更加紧密,这种双向交流与回归前是不一样的,之前更多是学习借鉴,是香港影视业为主导的。回归后,随着内陆影视业和娱乐业的蓬勃发展,更多的人才、资金聚集到内陆市场,反观香港电视缺乏创新,市场相对狭小,无疑加快了香港电视业的下滑,实力较弱的亚视更是形成恶性循环。

(3)付费有线电视崛起

香港政府已于 2000年发出5 个收费电视牌照,其后2004年有4家宣布退出,剩下银河卫视与原来的有线电视以及 NOWTV 和香港宽频一共有 4 个付费电视营运商,每家经营超过40个频道,加有线电视已达90个频道,合共超过230个频道。单有线电视用户已达70万户,已超过了30%的占有率,而且还在日益增长中。香港付费有线电视崛起,对于亚视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香港虽然是一个弹丸之地,但是作为一个国际大都会,独特的多元文化相互交融,无论是欧美文化、日韩文化、台湾文化等等都可以通过传媒顺利进入香港。香港采用的传媒规制是免费电视只对香港媒体开放,收费电视市场则向香港本土以外媒体开放。截至2006 年8月底,香港本地收费电视节目服务中,只有29.7%(71条频道)属于本地制作,另外70.3%(168条频道)则是购自香港以外地方,主要是美国29.3%(70条频道)、中国内陆8.4%(20条频道)、台湾5.4%(13条频道)、日本5.4%(13条频道)、欧洲国家4.6%(17条频道)及其他国家和地区14.6%(35条频道)。由图1可见,在香港收费电视市场中形成两大收视集团,香港和美国为第一集团,各占近三分之一的市场份额,中国内陆及其他国家和地区为第二集团,分割40%强的市场份额。

图1 香港收费电视节目服务的节目来源[1]

香港受众主要通过电视、网络和影视录像了解内陆电视,其中通过电视(83.8%)收看内陆节目的人最多,具体而言包括免费电视、卫星电视及收费电视等平台。由于网络的普及和应用,通过网络收看的人也占36.0%。2009年内陆电视在香港落地的电视频道多达20个,调查发现香港受众认知度比较高的内陆电视频道依次有:CCTV-4、CCTV-9、CCTV-新闻、湖南卫视、广东电视珠江频道、广东体育台、CCTV-5、上海东方卫视、广东卫视、北京电视等。还有不少内陆优秀节目通过外购进入香港免费频道,无形中削弱了香港电视自制节目,也冲击香港本土的原创。20世纪90年代末,影响香港电视发展最为关键的因素是香港回归而形成的香港与中国国内社会处境因素的变化。“香港电视传媒,都在建立‘中国连系’:包括访问、共同制作计划、节目买卖及祖国大陆提供电视服务等。”[vi]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内陆电视制作水平不断提高,内陆电视进入香港呈现多样化、多形式、多层次等方式,两地媒体的互动也与时俱进。2001年12月24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开始实施广播影视“走出去工程”,大力推动影视文化企业和产品走出去。内陆电视频道通过直接落地和间接落地两种方式纷纷进入香港。CCTV-1、CCTV-4和CCTV-9部分节目通过香港两个免费电视台英文频道转播或直播,凭借主流媒体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让香港市民渐渐加大对内陆电视直观认识。同时,中央电视台和部分省市电视台整频道进入香港有线电视网、宽频电视、卫星电视等平台,香港市民能更及时更完整地收看内陆的电视节目。

香港电视随着外部环境和媒介生态的改变,加强了合作并在合作中获得一定的收益,实现共赢,但总体而言还是竞争大于合作。除了内陆电视业的异军突起而让香港电视发展再无优势外,20世纪末新媒体的飞速发展,对香港电视的发展影响更为深远。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崛起,资讯娱乐无所不在,电视的主要观众对象已经转变成老年人为主。新媒体超越了传统电视的界线,时间限制少、互动性强、制作和使用门槛低,动摇了传统电视的世袭地位,进而影响了传统电视的生存。如今,移动互联网更为便捷,手机视频以可携式的优势更加冲击传统电视。

因此,从整体的传媒生态来看,传统电视所处的时代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香港电视的辉煌一去不复返,意味着的不仅是香港电视的老去,更是整个电视行业正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但问题是面对日趋恶劣的环境和更加严峻的形势,为什么无线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少,虽然也在衰落但仍然能够活下来。反观亚视受到的影响相对更大?甚至被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在下一章里,我们进一步去探究其衰落的内在原因。(待续)


[1]广播事务管理局年报2006~2007:http://sc.info.gov.hk/gb/www.hkba.hk/cn/annual2007/scene7.htm


[i]穆珂:《文化视域下香港电视受众研究》《传播与版权》2013年第7期,第65页

[ii]穆珂:《文化视域下香港电视受众研究》《传播与版权》2013年第7期,第66页

[iii]穆珂:《文化视域下香港电视受众研究》《传播与版权》2013年第7期,第66页

[iv]《回归以来香港经济竞争力的变化状况及原因分析》,张强,《产经评论》2013年9月第5期

[v]罗伯特·法兰克、菲力普·库克,《赢家通吃的社会》,海南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前言第2页

[vi]李献文、何苏六,《港澳台电视概观》,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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