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刻学习:临摹古玺,我该从一方古玺里学到哪些东西?

小引:我们知道,临摹几乎是学习书法篆刻等艺术的“不二法门”。篆刻学习时,临摹的对象无外乎秦汉印、战国古玺、明清名家印。因为“印宗秦汉”的概念长期在篆刻界占统治地位,于是,秦、汉印的临摹长期以来都是篆刻学习的主要对象。
但近期的艺术界,由于篆刻在书画比赛、书画展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端端正正,一本正经而单一的秦汉印印式作品渐渐淡出人们视野,反倒是古玺印式的作品因其风格多样、样式活泼日益引起篆刻创作者及受众的青睐,市场引导学习方向,越来越多的篆刻学习者转入战国古玺的临摹,那么,我们在临摹古玺时,应该从一方古玺印里学到哪些东西呢?
(战国楚玺:流飤之玺)
这是一个难点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很早就说过:临摹秦汉印,得篆刻之“正”;临摹战国古玺,得篆刻之“奇”,临摹明清名家印,得篆刻之“雅”。既然是“奇”,就是奇异、奇诡、奇怪,就是“无法之法”,就是花样百出,就是无迹可循,真正要找出一个临摹古玺“一成不变”的规律,或者理出一个“不二法门”,实在难上加难。
但困难并不代表我们无事可做,本文就结合一方楚玺“东国(域)觐(职)交(室)”的临摹来探索这个问题的答案。
(楚玺:东国觐交)
当然了,这方印的印面文字,存在争议。这就需要我们从头说起:

一、从纷繁的战国文字入手

中国的战国时期,是思想最自由,文化最多样化的时代,于是造成了《说文解字》所描述的“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说文解字叙》)的局面。神州之内,同一个天子治下,却有七国争雄,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体系,大家互不相属,各行其事。
文字不统一,必然导致玺印的多种多样,于是,学习战国古玺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战国文字太过纷繁。好在战国文字虽然纷杂,但中国文字学领域,最早开始研究的文字,也是战国文字,相应可以检索的辞典资料也较多,只要用心,就不是问题。
我们现在接触最多的篆书文字,是秦小篆,其实就是后来的秦摹印篆(就是秦印里的标准用字)、汉缪篆(就是汉印里的标准用字)的基础,如果有了汉印临摹基础,那么秦小篆就有了一定的基础,因为它们统一属于我们现行中国汉字的一脉,就是“秦系文字”。
有了“秦系文字”的这个基础,我们就算拿到了进入战国文字其他系别大门的钥匙,因为秦系文字之外,不外乎另外四系:楚、齐、燕、三晋,这五系文字的样式是有可以相互参照的。
(五系文字差异,自李学勤《古文字学初阶》)
我们现在看到的战国古玺越来越多了,因为出土物越来越多,当我们临摹这些玺印时,常用的文字会经常碰到,比如“玺”,比如“马”,比如“都”,比如“阳”,比如“印”。如果用心,这些常用字各国的不同写法,很快就可以掌握,甚至,我们很快就可以通过这些有标志性的文字判断一方玺印,它属于哪个系玺印体系。
进而我们很快又会发现,文字发展是有迹可循的,比如“玺”字各种变体。
(战国各地区“玺”的不同写法)
“玺”字的变化基本如此,但实际上,“玺”的的字形来源都有“法”可依,这个法,就是古文字的演变规律(有代表性的学说,就是《说文》的“六书”):
(“玺”字最早的字形与成因)
所以,当我们沉下心来学习时,会发现,战国文字虽然变化多端,但仍然遵循古文字演变规律,所以只要细心分析,大部分文字都能读懂。好在,学篆刻毕竟不是学古文字学,就算有不认识的字,“比葫芦画瓢”总不会出太大的问题。比如我们要讨论的这方玺印:
(释读不能统一的楚玺)
对,这方印现在篆刻界并不能统一。曹锦炎的《古玺通论》释为:“东国织室”,但他也拿不准,也把后面二字“织室”释为“职交”;徐畅的《古玺印图典》释为:“东域(国)觐交”,但他自己主编的《先秦印风》一书中又释为“东国‘职’室”。认识这些字对研究学问很有价值,如果释字不同,这方印就有可能是外交官的印,也可能是纺织官的印。
专家们也拿不定主意,我们怎么办?
(黑格尔和他的手迹)
好办,不用纠结它是什么字,临就是了。好在我们不是文字学家,篆刻虽然有学术性的成分,但其归根结底是艺术性的!谈到艺术,就必然绕不开审美,因为黑格尔说:“美只存于艺术,因此‘美’就等于艺术。”(黑格尔《美学》),虽然这并不完全对,因为还有“自然美”。
于是,要接着说“审美”。

二、古代匠人质朴的审美

古代参与制玺的人,相对于一般民众,是文化层次较高的,这是可想而知的,因为篆写印稿的人是知识分子,亲手制玺的匠人是掌握了铸或凿工艺的人,他们具有一技之长。因此我们可以肯定,他们相对于一般民众,是审美水准较高的一部分人,是“文化人”。于是,他们的审美必然呈现在印作里,比如:
他们知道了均衡与平均美,将印面四个字相对均衡地布置在印面上:
(最简单的均衡之美)
这来自于他们朴素的审美:把日常遇到的事物如食物、衣服、农具……摆放整齐、分割均匀,是好看的;把田地分割成大小同的地块是好看的;人们排队时,列队整齐是好看的……这是最朴素的审美。
(整齐方块化的井田)
我们在古玺里经常见到文字不规整,排列不整齐的玺印,这当然并不代表匠人们不知道均衡之美,而是他们还没有将“均衡法则”主观运用到玺印之中,印面文字自由,文字占地大小也自由,反倒产生了自由从容的“乱石铺街”之美,如这方“行士之玺”:
(乱石铺街)
文字字形大,就占较大的印面面积,印面字形小,就占较小的印面面积,似乎不假思索,摆到印面上就可以了。但后来这些玺印匠人们很快发现,均衡之后的印面布排更像一方印章,因此,到秦玺,再到汉印,印面文字完全规整了,平均分配印面,像是码排整齐的活字版,十足规矩。
(铅活字版)
当然,汉印的规整另有一种美,但美从来都是相对的,在获得端正、平整、均衡之美的同时,玺印也同时失去了自由、从容、活泼之美,发展到极致就是“死板”,就是“呆滞”(到明清“九叠篆”印时,已经“呆滞”的只剩下工艺之美了)。
(平整的汉印)
是的,汉印太一本正经了,太严肃了,这也正是近几年,人们开始到古玺印式里“透气”的原因之一,因为人们在展览中看够了汉印,汉印太端正,太古板,太憋闷了。
但一定要认清,是古人的朴素审美,一步步将自由活泼的古玺推向整齐与均衡的,他们在主动寻求“规矩”,汉印审美的负面效果,只不过是物极必反的产物。
当然,求平整的审美表现还不仅仅是均衡分布印面文字,还有一个动作,是将字形不规整的字“圈”在边框之内。
(三晋玺:邦史)
对,我们看到的大部分古玺印,都有边框,这当然也是匠人们最朴素的审美在求“整齐”,求得玺印“形式上”的端正之美。因为如果任由这些文字摆在印面上,不加边框约束,显然太“刺眼”了,因为它像个“刺猬”,我们试着将印的边框去掉,结果是这样的:
(去掉边框之后的玺印)
是不是有些“扎眼”,像荆棘丛,像“刺头”,规矩全失之后的印面除了方印形面带来的“整齐”之外,“乱”得很,不“美”,所以,匠人们加这个边框是他们的审美在起作用,虽然,这种审美很朴素,很简单,但很管用,这也是三晋的“宽边细朱”印一定有一个粗重的“宽边”的原因。
还有其他审美吗?接着看——

三、“偶然巧合”还是“人为”?

因为美是多元的,也是主观的,因此解析古印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两难问题:解析的深入了,会有人提醒:古人根本没有想这么多,你想多了;解析的简单了,会有人提醒:这方印的妙处远不止于此,还有很多古人想到的你没有想到!这就使我们不得不想一个问题:
在古玺印里呈现出来的那些符合现代审美的东西,到底是“偶然巧合”还是古代匠人们“人为”的结果?
没有标准答案,要说标准答案,只能是:不用管古人怎么想,它看上去美,就足够了。这些美,足够值得我们去临摹、体会。比如这方印里,印面四个字,存在明显的“三疏一密”:
(“三疏一密”的特征)
“三疏一密”和“三密一疏”都是“峻拔一角”的对比之美,因为对比强烈,所以美,但这种结果是古人有刻意“操作”的结果吗?
可能是,只是可能是。
为什么呢?因为其它三个字明显字形相对简单,如果古人不强调这个“觐(或职)”字,那这个字为什么会呈现相对较粗的笔画,凑巧吗,不一定。
不过,这不重要,只要我们在临摹的时候,观察到了这一点,并且“临”出来了,知道它的特别之美,就足够了。
又比如,这方印明显还有对角呼应的元素:“国”和“觐(或职)”明显都有一个“戈”部(蓝色),呼应是明显的;而“东”和“交(室)”则同时都有左右向下的弧线(黄色),字形上也有呼应的因素:
(印面存在的对角呼应元素)
如图所示,这显然是对角呼应,是“巧合”吗?就是“恰巧”因为是这四个字才有了这种呼应效果,还是有古代匠人的“设计”思想和朴素审美在内(因为文字可以变形,可以移位),无从得知!同样,这也不重要,因为我们只需要知道,这样很美,这样使印面四个字的松散关系在视觉上团聚起来了,它们像“一家子”了,这就足够了,是不是古人“人为”的,还重要吗?不重要了,我们临习时,临出来、体会到就可以了。

总结

综上所述,当我们要临摹一方古玺印时,我们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1、认识玺印文字,理解汉字本身所带来的稚、拙之美(象形、会意之美)。同时进一步深刻理解汉字的演变规律,尽可能地记忆这些玺印文字,并慢慢积累,获得一定的战国文字识别能力;2、理解古玺匠人朴素审美,诸如求均衡,加边框等最基础的审美追求,并在临摹时尽可能效仿;3、以临摹者自己的审美去理解一方战国古玺所存在的审美因素,边临摹,边体会,边思考。
如果古玺临摹,每一方印都能充分做到以上三点,这方战国古玺给我们带来的东西就能真正内化成为我们自己的东西,帮助我们提高审美能力,并进一步服务于以后的创作,临摹是“见识”的深化,是审美能力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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