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闲读:“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

今天接着读李商隐的诗,顺带也会说点他的生平故事。

三十岁那一年(839),李商隐在弘农尉上痛苦地熬着日子,迎来送往各级检查,查收税赋账目,清点刑徒人数,甚至有些时候可能还要亲自拿起鞭子,鞭打交不起赋税的贫民,对于“以民为本”思想的李商隐来说,也许每一鞭下去,都像是抽打在自己的心头之上,他的心,时时为此而滴血。

(李商隐浮雕)

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前宰相裴度死了。一个人的生死对于整个大唐,或许并不算什么,但裴度不一样,他是曾经向大唐王朝举荐了李德裕(李党的核心人物)、李宗闵(牛党的核心人物)、韩愈等名士的名臣(看晚唐的历史,“牛李党争”的影响有多大,裴度对大唐历史的影响就有多大),他曾被藩镇刺杀重伤未死、却仍然带兵平定了“淮西之乱”,他是中晚唐仅存的一点彪悍气脉。尽管到了晚年,他也随着世俗无奈沉浮以求避祸,但他的死,仍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他死后,时代不可阻挡地来到了名副其实的“晚唐”。是不是少量的重臣生死就关系着一个国家的兴亡呢?这是一个问题。

(裴度像)

标志大唐时代转换的重要事项紧接着又发生了一件,那就是第二年(840)的文宗之死。

唐文宗的一辈子足够委屈,没错,他就是那位发动“甘露之变”的皇帝。“甘露之变”之后,宦官完全控制了朝政,“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宦官),宰相行文书而已。”(《资治通鉴》)

(甘露之变时的长安)

唐文宗有多委屈呢?据《资治通鉴》载:

乙亥,上(文宗)疾少间,坐思政殿,召当值学士周墀,赐之酒,因问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对曰:“陛下尧舜之主也。”上曰:“朕岂敢比尧舜?所以问卿者,何如周赧、汉献耳。”墀惊曰:“彼亡国之主,岂可比圣德?”上曰:“赧、献受制于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沾襟。

唐文宗自比周赧王、汉献帝,这两位都是亡国之主,周墀当然吃惊,而唐文宗接下来的话更让他吃惊,他不痛快的原因是“受制于家奴”,因为宦官本来就是皇帝的家奴。

(影视剧里的汉献帝)

显然,唐文宗是一位有自己想法的皇帝,“甘露之变”只是他所有想法中的一次不成功的实践罢了,据说唐文宗还儒雅好诗,尊重文士,而且生活非常节俭,他多次减免地方的赋税,还曾不止一次释放宫人和宫中女乐。

关于唐文宗之死,李商隐也写过一首诗,诗名《咏史》,但实质上是一首悼念唐文宗的诗。全诗如下: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

何须琥珀方为枕,岂得真珠始是车。

运去不逢青海马,力穷难拔蜀山蛇。

几人曾预南薰曲,终古苍梧哭翠华。

李商隐的诗不好读,最大的问题是用典太多,比如这一首,几乎句句用典: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既然诗的标题标为《咏史》,诗人写起来当然要有历史感,因此他开篇就说:纵览整个历史,凡是贤明君主治下的国家,他们的成功多源于勤俭,衰败则多起于奢华。成由俭,败由奢其实也是典故,据《韩非子.十过》载:“昔者戎王使由余聘于秦,穆公问之曰:‘愿闻古之明主得国失国何常以?’由余对曰:‘臣尝得闻之矣:常以俭得之,以奢失之。’”

(现代的琥珀枕)

何须琥珀方为枕,岂得真珠始是车。琥珀是松柏树脂的化石,有淡黄、褐、红褐等多种颜色,晶莹透明,琥珀质佳者可作装饰物。以琥珀作枕则称琥珀枕。这一句跟下句“真珠车”皆借以喻唐文宗的父兄唐穆宗、唐敬宗的奢侈。这是以对比之法,赞扬唐文宗的勤俭不奢。为什么非要琥珀才能作枕头,为什么镶有珍珠的车才是好的坐车?这跟唐文宗生平节俭的史实相对照。

运去不逢青海马,力穷难拔蜀山蛇。指唐朝国运衰微。青海马用典,指龙马,千里马,这里用以比喻贤臣。据《隋书.吐谷浑传》:“青海中有小山,其俗至冬辄放牝马于其上,言得龙种。吐谷浑尝得波斯草马,放入海,因生骢驹,能日行千里,故时称青海聪马。”

(青海马)

蜀山蛇也用典,据《蜀王本纪》载:秦献美女于蜀王,蜀王遣五丁力士迎之。还至梓潼,见一大蛇人山穴中,五丁共引之,山崩,五丁皆化为石。刘向《灾异封事》:“去佞则如拔山。”这里用蜀山蛇比喻宦官佞臣。运道衰微,想要远行却没有千里马,想要拔动蜀山猛蛇,却势单力孤。宦官霸道,贤臣稀缺,这是唐文宗的悲哀,也是大唐的悲哀。

(蜀山蛇)

唐文宗策划“甘露之变”,当然是力求中兴的,但却只遇到了李训、郑注这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没遇到真正的贤臣。当然了,仇士良、鱼弘志(当然,还有强藩)这些“蜀山蛇”也没办法铲除。

几人曾预南薰曲,终古苍梧哭翠华。南薰曲用典,即《南风》。相传舜曾经弹五弦琴,歌《南风》之诗,从此天下大治。其词曰:“南风之燕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为什么用这个典呢,是因它不仅是一个“古典”,还是一个“今典”,因为唐文宗和学士联句时,曾高度赞扬柳公权“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的联句。

(九嶷山舜帝陵)

苍梧:即湖南省宁远县九嶷山,相传为舜帝埋葬之地。这里借指唐文宗所葬的章陵。翠华:以翠羽为饰之族,指皇帝的仪仗。舜逝于苍梧之野,所以说“哭”,这里用舜比拟唐文宗。司马相如《上林赋》:“建翠华之旗,树灵笼之鼓。”李善注称:“翠华,以翠羽为葆也。”

又有谁曾听过舜帝的《南风》歌呢?恐怕也只能在陵前对着翠华哭泣吧。

我们读唐诗从初唐四杰读到大“李杜”,读到刘禹锡、白居易,读到李贺、杜牧,这些诗人都写咏史诗,但却极少有写到国运衰微的话,也极少有说皇帝的不是,李商隐在“甘露之变”后有《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中,直言“九重黯已隔,涕泗空沾唇。”显然是捎上了唐文宗,《咏史》诗,李商隐把唐文宗中兴未成的责任推给了“运去”,固然替唐文宗挽了面子,但也实实在在指出了大唐真的走向没落了,这实际上也够大胆,在那个时代,谁又敢说这样的话呢?

我们现在说李商隐政治敏感,预见能力强,但真放在那个时代,能这样说,最重要的怕是需要足够的胆气。当然,李商隐最终也没有给出诗中问题的答案:究竟一个皇帝要如何治理一个国家才最好,节俭很重要,但节俭之外是不是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呢?一个国家的运道是不是由皇帝一个人来决定的呢?或许,后来李商隐又写“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时”,对大唐的命运已经发展到了慨叹的地步了吧!他自己也不知道路在何方。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李商隐写完这首诗,又过了不到六十年,大唐就亡国了,那时,李商隐死去也不到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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