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多不压身还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全民“大负翁”时代能否靠印钞机安然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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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起我们都是负翁
“昨天放炮，今天上吊”
明天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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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起我们都是负翁
有人说回头看看8个月前的自己，真像个二愣子。
2019年12月31日新年夜，世界各地的人们还守在广场和地标前等待着新年的钟声，在烟火和欢呼声中满怀希望迎接未来，结果却等来了漫长的2020。
为了抗击疫情，政府、企业和家庭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封城令扼杀了市场经济下的供求平衡，社交禁令则重创了人们的生理和心理健康。
就在7月23日，澳大利亚财政部长福莱登宝格发布了2020-2021财年的经济展望报告。
财长在报告中指出，联邦政府将继续向市场和经济输送资金，而新财年的财政赤字（budget deficit）将高达1850亿澳币，占全澳GDP比例近10%（澳洲2019年GDP为1.89万亿澳币）。
不仅如此，政府的债务总额也将从上一个财年的5600亿澳币攀升至8510亿澳币。
当然， 澳洲联邦政府一咬牙一跺脚推出的一系列应急政策确实万不得已。更何况，澳洲对抗“新冠大衰退”所豪掷的资金和政府债务之间的比例，与许多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是小巫见大巫。
但是，堆积如山的债务总要有人来还，而还债的方式基本只有三种：
减少政府支出
提高各类税收
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
说白了，一个政府在债务面前能做的就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多工作、少花钱、期待将来的日子风调雨顺，银行账户里的钱能多出来。
而新冠疫情不但一棒子把澳大利亚经济30年连续增长的神话打碎，还让全国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当中。
在87万人失业的当下，即便使劲勒紧裤腰带过日子，这三种还债的方式也都有副作用，比如：
减少政府支出相当于减少政府对公用事业和一些企业的直接和间接投资，在投资下降的情况下，这些企业的生产力就会下降。效益减退的同时，企业将被迫面临缩小生产规模以及裁员。两者都是为政府提供税收（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重要来源；
提高企业和个人税收同样为经济增加负担，在企业和个人的税务压力增加之后，这些构成GDP的重要支柱再次被削弱。企业可用于再投资或增加产能的资金，以及个人可用于增加消费的资金被政府吸纳用于还债，同样是一个让经济减速的恶性循环；
在债台高筑的情况下，政府在应对比如自然灾害和战争等突发事件时的应对能力就大打折扣，因为政府继续大额举债的能力和空间已经所剩无几。
换句话说，如果新冠病毒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立刻出现，那么等待全球的只有漫无天日的衰退和死亡，超负荷的医疗系统和攀升的失业率将会遍布全球，因为政府已经无力再启动财政政策防止经济硬着陆。
当然，其实还有第四种还债方法——印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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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放炮，今天上吊”
早在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当时执政的国民党政府就因为货币政策而大翻车。
在日本战败后，此前被日军占领的沦陷区还有大量日伪产业被国民党政府接手，这些产业的价值约为4万亿元，几乎是当时全中国90%以上的资产，可见日资资产规模之庞大。
据经济部统计，截止1946年6月，这些资产中绝大多数被国民党政府吸纳，比如在接收的2243个工矿企业中，作“拨交”处理的就高达1017个，卖给民营的只有114个。从产量上统计，蒋介石政府控制了33%的全国煤矿、90%的钢铁、100%的石油和有色金属、67%的电力等等。铁路和银行更是被完全掌握，一个国家垄断的资本主义格局悄然形成。
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象征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正式结束
除此之外，为了填补战争期间被大量消耗的国库，蒋介石政府还在货币政策上大做文章。当时在全中国流通的有两种主要货币：
重庆蒋介石政府的法币
南京汪精卫政府的中储券（伪满洲国）
而随着抗战的胜利，汪精卫日伪政权的中储券自然要被国民党政府收缴，并折换成蒋介石政府的法币，才可以再次流通。
这两种货币的“汇率”大概是1:50（法币：中储券），但是在1945年11月1日，蒋介石政府开始实行了官定兑换率，要求民众将手中的所有中储券全部上缴，并按照1:200的兑换率折算。
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为了应对恶性通胀而再次发行的“金圆券”
此前刚刚被收复的“沦陷区”（被日军统治，使用中储券）的民众在一夜间几乎全部破产，所以民间出现了“昨天放炮，今天上吊”的民谣。
至此，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的两大错棋，就为日后的政权危机埋下伏笔。
到了1945-1950年国共内战期间，国民党一方面为了应对疲软的实体经济，另一方面为了“凑钱”打仗，一度采取了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疯狂印钱。
据统计，国民党政府仅在1947年就超发法币30多万亿元，达到1946年的10倍以上，1945年的25倍以上。到了1948年，发行量更是超过660万亿元，3年间的累计发行量已经相当于抗战前夕发行量的47万倍。
这种疯狂印钱的后果非常明显也非常严重，造成了中国两千年来历史上最严重的恶性通胀。而受影响最为严重的正是军人和公务员，因为物价上涨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政府发工资的速度，这一后果再次造成了政府执政效率的下降和民心的涣散。
当然，除了政府的货币政策大翻车以外，造成民国年间恶性通胀的还有常年的战乱，导致供给侧长期不足。经济体所缺乏的生产力导致商品和服务的供给量远低于消费者的需求量，所以价格再次上涨，为恶性通胀推波助澜。
长期战争带来的危害不仅如此，还有国民对战时公债以及政府维持货币价值的信心的打击。相比之下，公债需求量的下降直接重创了政府融资和填补财政赤字的能力，而货币价值的丧失则变相摧毁了人民对未来的信心。
两名国民党政府工作人员正在准备发工资
换句话说，放在今天，标普、惠誉和穆迪对国民党政府的主权评级（Sovereign Rating）一定是“垃圾债券”。
所以，这种疯狂印钞的第四种还债方式显然不可取。
3
明天在哪里？
回到今天的澳大利亚，财长在7月23日的报告中却带来了一丝希望，那就是超出预期的铁矿价格有望在接下来的两个财年里为澳大利亚带来22亿澳币的财政收入。
根据澳洲统计局（ABS）数据显示，澳大利亚在5月和6月的铁矿石出口价值增长了7.57亿澳币，达到99.2亿澳币。破纪录的出口新高也将2019-2020财年的铁矿出口总值推升至1000亿澳币以上，而这些铁矿有87%是销往中国的。
除了矿产资源以外，澳大利亚作为一个侧重出口和第三产业的经济体，自从2018年开始就有超过1233亿澳币的商品和服务出口至中国，这其中包括各类矿石、能源、教育以及旅游业，其总和占到了全澳出口总量的30.6%。
换句话说，亚太地区在新冠疫情之后的复苏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取决于中国。正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过后一样，中国政府大刀阔斧地推动基础设施建设，而澳洲作为资源出口大国，自然成为最大受益方之一。
然而目前的中澳关系却没有最坏只有更坏。
同样是在7月23日，澳洲皇家海军（Royal Australian Navy）的5艘战舰在前往夏威夷参加美国主办的环太平洋大型海军演习时，就绕路驶近中国领海附近，并与中国海军的几艘军舰发生对峙。
除此之外，香港《国安法》、“新冠病毒源头调查”、大麦反倾销关税等多个关键问题都让中澳关系一步步走向冰点。
至于澳大利亚全力以赴地得罪“最可爱的生意伙伴”，究竟是不是为了协助开启21世纪新冷战时代的序章，现在妄下定论为时过早。
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外交和政治对澳洲经济带来的风险，在长期上会超过疫情。如果一定要找一个参照的话，上个世纪的美苏冷战就持续了近45年，最终以苏联的解体而告终。
参考来源：
https://uvamagazine.org/articles/at_historys_elbow
https://www.abs.gov.au/ausstats/abs%40.nsf/mediareleasesbyCatalogue/48531DB74728E1A2CA258570002CB84A?OpenDocument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country-list/government-debt-to-gdp
https://treasury.gov.au/sites/default/files/2019-03/01_Public_Debt.pdf
http://www.qdaily.com/articles/59803.html
https://www.xkb.com.au/index.php/news/shizheng/2020/0723/261573
http://data.shouxi.com/item.php?id=272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