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学大合唱的新歌者

屈赋二十五篇，奇文郁起，金声玉振，越两千余年而常读常新，可琢诗心，可树新义，有犀燃烛照之功，无些些凿空之气，其“逸响伟辞，卓绝一世”，直与日月争光可也。宋人谓“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明言孔圣之至高，宋人亦谓“屈平岂要江山助，却是江山遇屈平”，极称诗祖开创之功。屈子之高华，端赖此二十五篇为其立心也。予谓《离骚》，蝉蜕秽浊之中，浮游尘埃之外，恢弘瑰丽，震古烁今，实千古词赋之祖也，有诡伟之美；《天问》，从邃古之初和宇宙洪荒宕开，呵壁而问，宏览千古，博大精微，有瑰奇之美；《九歌》，记事如剑之气，寄情如玉之烟，且人且神，或沅或湘，时巫时灵，楚风楚韵，有浪漫之美；《九章》各篇，叙写流离之苦，故国之思，见疏之痛，情哀辞切，悲天悯人，结妙构，重直陈，真屈子灵魂之交响也，有小离骚之美。其他若《远游》、《招魂》诸篇，亦可圈可点，美不胜言。屈子自铸伟辞之功，真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

不有屈原，岂见《离骚》？屈赋二十五篇，诚博远矣。王逸谓屈词百世无匹，名垂罔极；刘勰谓屈子“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静安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推而思之，屈骚与《诗经》，真乃中国诗歌之两大活水源头也。但自儒家尊《诗》为经，治之者代不乏人，著述蔚然，抽丝剥茧，可谓尽精微而致广大；至于治《骚》之作，则寥若晨星，难与伦比。迨及两汉，刘安、刘向、马迁、扬雄、班固诸子，略有涉及，而书皆不传；降及东汉后期，南郡宜城王逸始综理其业，成《楚辞章句》，为现存《楚辞》最早的完整注本，筚路蓝缕之功，名重后世，屈学亦自此发端，或因枝以振叶，或沿波而讨源，一路葳蕤而行。魏晋南北朝以迄隋唐，屈骚时得士子眷顾，俱称其文奇、义厚，评论、揣摩、讽咏之风大盛，然校理与训诂之学未立。宋元以降，时势所趋，屈学崛起，佼佼者如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相踵出世，成屈骚研究之元典。清代朴学家，又以治经之余力兼治屈学，其极盛者，舍戴东原莫属，其成就卓然，洵然超迈前人。近百年尤其新时期，屈学研究由粗而精，由浅及深，由附庸而蔚为重镇，星河灿烂，硕果累累，俨然成当代学术研究之显学，可谓极盛。治屈骚之著述，有正解、别解、注解、参解、串解、新解、正解、别解等，有发微、纂义、注略、旁注、通释、发蒙、订注、节注、评注、义疏、解诂、通义等，洋洋大观，目不暇接。

清人沈德潜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屈子风流，屈骚风雅，端在屈原的风骨与风操使然，有了风骨，必有上下求索的襟抱，哀民生之多艰的风怀，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操守，而学识亦在其中。一卷离骚，何尝不是一份壮怀激烈的宣言书，一幅故国山河的历史长卷，一张楚狂精神的自叙状，一次慷慨陈辞的千古绝唱。宜昌何其幸也，二千年前就诞生和哺育了这位光昭日月的中国诗歌之祖；屈子何其伟哉，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诗人，成为中国文学优良传统的开创者和缔造者，宜昌因为他，而成为中国诗歌不朽的源头，中国诗歌的原乡。几年前，我曾写诗说，“其实，对屈原最好的纪念/也许是在灯下读读他的诗/或者，干脆像屈原一样/写上一首”，前不久，读了杨公世灿先生的《读屈原二十五篇》文稿，我又有了新的认识，觉得触摸屈原不朽的诗心和不灭的精神，还是应该虔诚地精读、细读、训读屈子的诗歌文本，他的留传后世的屈赋二十五篇。而作为与屈子相隔二千多年的士子，杨公以个人之力，淬勉披读，宵衣旰食，历五年寒暑，终成二十万言之著述，真屈子之解人、学问之壮士也。

我与世灿先生乃忘年之交。十五年前，承已故文史专家刘思华介绍，我方得有缘识荆，从此时时向这位父执辈的专家请益，他不惮其烦，每有让我豁眼处，其时，其专著《杨守敬学术年谱》正方付梓，名重一时。世灿先生是晚清著名学者杨守敬的族重孙，是享誉中外的当代郦学家，于舆地学和杨学颇多建树，公认为是湖北郦学研究的一方重镇。他早年以《水经注疏 三峡注补》鸣于学界，新世纪伊始，又以《杨守敬学术年谱》踵事增华，被著名学者陈桥驿称之为“全面记叙杨守敬的煌煌巨构”，可入优秀的传记之林行列。近几年，杨公又携二子孜孜矻矻，焚膏继晷，完成了近二百万字之巨的《水经注疏补》，已由中华书局先后推出上编和中编，堪为学术巨著。是书对《水经注疏》进行了深入研究整理，校勘文字，考辨史实，注释辞汇，对照古今地名、水道、政区，补充相关历史文化资讯，堪称为近二十年来《水经注》整理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为当代郦学研究的扛鼎之作。世灿先生为人朗朗，即之也温，向有“解衣衣人，推食食人”之仁，是我素为钦敬的宜昌籍学者；治学，则有鲜明的学术个性和悟性，不为资料所累，却有极善于利用资料，每言必有所本，必有资料佐证，于细微处见真功；在不疑处有疑，却又以严谨踏实著称；敢于下结论，却绝不凭空臆造，每有让人信服处。正是这种传统的学术精神和敢于立论的学术个性，使其在杨学、郦学和屈学诸领域自如栖居，如鱼得水，不断地攻下一个个学术堡垒，成为不可多得的、有着宜昌文史背景的学者。

近几年，世灿先生在三峡文化讲坛有过几次演讲，尽情展露其宽广的学术视野和深厚的学问根底，也让我一睹其学术风采。在一次讲座中，他通过分析得出结论，是屈原首次提出中国的‘国家’概念，首次绘出了华夏大舆地图。当天的讲座，世灿先生在杨守敬、熊会贞研究的基础上，以14张分县地图、99个宜昌地理地名的县、镇、乡、村及流域的坐标点，充分利用宜昌博物馆出土国宝文物，详实引用五大第一手历史资料三相印证，揭示宜昌3000年前的丹阳之都、丹山、高阳、乐平、夷山、夷城、夷窀、屯甲沱、西陵、故市、先王庙、丹阳聚、沮中、罗城、郢中、楚王城、穈城、昭丘、巫回台等都存在于今宜昌的大好山河之中，解开了许多重大的三峡和宜昌地理之谜。而前年端午节期间的一次讲座，他依据杨守敬从日本购回的《楚辞章句》中的《天问》原文，认为《天问》是一部自然哲学和社会哲学的教科书。主题是要后人遵循自然规律，遵循历史客观规律。另外，《天问》在语言上别具一格，句式以四言为主，节奏、音韵自然协调。有一句一问，两句一问，也有三句一问，四句一问等多种形式，读起来参差错落，灵活多变，表现了屈原驾驭文字的能力十分高超。我当时以为，这些讲座，只不过是他的看家志业杨学和郦学之外的一次小小的“旁逸”，没想到，他其实还有着更大的雄心和抱负，敢于在学术之路上求新求变，再启新窗，五年来潜心屈学研究，穷根究底，著述盈筐，遂有《读屈原二十五篇》问世。杨公老骥伏枥，笔耕不已，请受后辈一拜。

予观杨公之《读屈原二十五篇》，咳珠唾玉，肌擘理分，多所发明，非数言可以穷尽，从其后记，即可约略知其大观也。二千年屈赋，流光溢彩，解者甚夥，问题和疑点也多，屈子究系先疏远而后放逐，抑或两度被放？其疏远放逐缘于何故？确在何时？其作品究竟成于何年？今传二十五篇中，孰为屈作，孰非屈作？乃至屈子生平之种种疑问，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甚至各执一端，盲人摸象，都所在多有。而杨公，乃是屈学研究大合唱中最新加入的歌者，闻弦歌而知雅意，读《读屈原二十五篇》，我大体可知、可悟数端：宜昌非学院派文史学者对全部屈赋进行细致句读、说解，杨公为第一人也；当代郦学家利用当代舆地研究成果研读屈赋，杨公开其端也；将楚地特别是宜昌出土文物，如楚季宝钟、清华楚简用之于屈学研究，杨公慧眼具也；杨公提出屈学研究“五读”之说，即读懂、读通、读顺、读难、读疑，极富哲理也；考证出公元前331年屈原生于夔（归）国（南夷）丹阳之都（南国）乡（香）溪乐平里（屈原三次自称平乐，《水经注疏》作平乐，秭归作乐平里），可备一说也；考释《涉江》写于前297年后。怀王36岁薨,葬枝江百里洲巫回台。屈原36岁送葬后归屈原封地湖南罗国。屈原离开湖北宜昌当阳草埠湖镇季家湖楚王城（枝江县治沮中）；考释出前２９９年至前２９７年，楚怀王自湖北宜昌枝江郢都西出秦关三年未回；重申杨守敬之说，夏水出杨水，夏水之首，沧浪之水出沮漳。西即枝江云梦泽古地等等。由此推之，枝江是当时古楚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应是题中应有之义。

屈原是宜昌最大的文化符号，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屈赋是宜昌最厚重的文化遗产，历久弥新，千古风流。屈学研究大合唱，代有歌者，杨公世灿先生且歌且行且从容，成《读屈原二十五篇》之名山事业，可歌可喜复可钦！吾缀此薄文，聊表芹意，并就教于亦师亦友之杨公世灿先生也！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