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济出任团长以后
作者：徐城北 来源 戏剧报 1985年09期
1985年3月7日，中国京剧院内举行了一次签字仪式，以李世济、冯志孝、李光为主要演员的七十五人承包团成立了。李世济出任团长。一个星期以后，全团前往山东，开始了四个月的巡回演出。
“在这儿发不了大财”
建团伊始，李世济代表领导班子向全团讲话。她用坚定的声音宣布:“在这儿谁也发不了大财，顶多维持到小康水平。真想发财，跑买卖去!在这儿要搞艺术!这是我们的责任，'责，当然要放到'权’和'利’的前面。这一条是我们的建团宗旨。不同意的，当然可以退出……”
没一个人退出，也没有一个人心中不在打鼓!这年头，有大财不肯发，偏要维持小康，这不是有些“憨大”!然而大家又都看到，这七十几人能聚到一起实属不易，这个团阵容齐整，几位主演(尤其是世济)的叫座能力颇为可观，自己贸然离开，说不定会后悔的。
李世济和领导班子在剧团演出分配上采取了十分
谨慎的做法:分两步走:—剧团每日向演员发饭费和岗位津贴，全团按一个标准执行，等到演出后期或演出结束，再从“分红”上拉开档次，根据贡献大小取得不同的报酬。明眼人一看即知饭费和岗位津贴都是小意思，最后的分红才是真格的!到最后分配时，会不会大吵大闹，分崩离析? 就在一片惴惴不安的心境之中，承包团乘坐的列车向山东进发了。
演出质量是命根子
头一站是山东宁津。首场由李世济主演程派名剧《锁麟囊》，一炮而红。出师告捷，却不敢丝毫大意。随团出来的老导演骆洪年为几位主演排戏了。李世济排了《陈三两》与《英台抗婚》，冯志孝排了《打严篙》与《法门寺》，李光排了《连环套》，并把《野猪林》从电影剧本向舞台本“靠拢”。排完主演的戏，开始为青年排戏。要提高青年独立作战的能力，就必须组织青年专场。剧团在剧场外贴出青年演员的介绍材料，请当地电视台为青年专场录像，三位主演的团结合作，为全团做出表率。每当唱“大合作戏”时，李世济的戏码总是居中，而请冯志孝和李光轮流唱大轴。三位主演遇到矛盾，总是克己让人;别人遇到困难，都能当成自己的事去忙前忙后。
由于扎扎实实地抓了演出质量，使剧团获得了威望，当地剧场一再要求延长演出期限，不断有别处的剧场经理远道来请……李世济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但仍然不敢稍加松懈。有一次她忽然地暴怒了——发现几个青年演员在玩麻将!她问麻将是哪儿来的，一个青年演员畏畏缩缩答道:是从当地商店购得，想带回北京给老父消闲:不料被别人发现，就随便玩上几圈。李世济脸色和缓下来，晓之往昔青年人之堕落，常常就是从聚赌开始。还有一次，有位同志干了件“份外”的好事，提出要劳务费。李世济知道了，便在全团大会上讲——我们这个团，要多提倡一些为他人服务的精神；动不动就要钱，思想就会和事业、和集体越来越生分，最后没有不出乱子的;我们团最后的分红，不仅是对大家台上的活儿的报酬，其中也会包括那些份外的工作。承包团在德州，四天演出七场，大伙都感到疲乏。一些同志经常加夜班，致使体质下降。李世济主持团委研究，决定尽可能不加夜班，防止出现意外的舞台事故，以保持长久的艺术质量。
以身做则
刚到山东不久，李世济曾号召大家重视排戏，务求不要迟到。可事有凑巧，第二天排《陈三两》，她自己因为一点工作却迟到了。事后李世济不但做了检讨，并退出当日的饭费和岗位津贴。李世济率团离京时，曾悄悄带了一百副中药。但在剧团四个月共计演出的一百零二场中，她竟上场五十二次!她多次生病、多次昏倒。一次在济南演出《龙凤呈祥》，开演前，李世济因病昏倒。剧团只好通过广播公布世济患病不能演出的消息，并请观众给予谅解。在后台，随团医生忙着抢救昏迷中的李世济，孙尚香的B角演员已经化装完毕，戏演到距“洞房”一场只剩十五分钟。李世济决定还是自己上，医生不意，“必须取得领批准”。李世济断言：“我就是领导”，当李世济果真带病登台之际，前台是震耳的掌声，后台却是盈眶的热泪!
分红之日终于来到
剧团越是走红，李世济越是焦心。分红究竟应该怎样进行才好?这工作她没搞过。经与其他领导磋商，确定了“走稳求实迈小步”的整体方针。具体来讲。就是分等不宜太多。最低一等的人一定要多，最高一等所拿金额至多是最低一等的三倍。李世济认为，“大锅饭”一定要砸烂，但具体做时，要在群众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为了搞好分红，剧团设立了“意见箱”，请大家就“分几等”和“每等多少钱和每等哪些人”的问题各抒己见。从反馈来的信息看，群众对“砸烂大锅饭”的认识已较建团初期有明显提高。他们不但赞成主演与配演间要拉大档距，而且建议主演之间也拉开档距。李世济同意了自己与另两位主演拉开档距的提议，但是究竟拉开多少才合适?经研究，全团划为五等分红，二等定为一千元，五等定做四百元，根据一等至多是末等的三倍的决定，李世济可以拿一千二百元。但李世济只拿了一千零五十元。经研究还决定三等、四等、五等之间各差一百。这种粗线条的划分方法有助于从“大面儿”上稳定局势，但也必然使不少同志略受委屈。在略受委屈的行列中，应当首推李世济的爱人——著名琴师唐在火斤。在六名三等的同志中，有三名是乐队成员，其中就包括老唐和他的学生小陈。难道让老唐与学生同列一等、分一样多?许多群众建议为老唐单设一档(在六百到一千之间)。老唐对大家的好意表示感谢，但坚决把自己摆回到那三等之中。老唐这样做了，其他“略受委屈”的同志也就不说话了。
分红之日终于来到。大家分头拆开领取的红包之后，有几位略受委屈的同志意外地发现他们拿到的钱，比自己那个档次应得之数略多几十元。信封里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分别写有几句感谢的话，话不尽相同，但都把每个人的特点和实际贡献写得清清楚楚;每张纸条都签有李世济的名字!原来，这若干个几十元，都是李世济从自己的奖金中抽出来的。几十元并不多，但她那恳切而准确的几句赞语，却深深地感动了这些同志。
什么是人的价值
“什么是人的价值?”这句话显得文绉绉的，好象与梨园人物并不沾边儿。其实自开展承包之后，京剧界在自由组合过程中，就时常能听到这句话。君不见有些演员，面对“组班人”提出给他的那个“价码”，头一歪，膀一横，一手接拳，大姆指挑向自己胸口:“我就值这个价儿?”，李世济对此深恶痛绝。在山东演出的四个月中，无论是全团大会还是私下聊天，她经常从正面去谈论人的价值——如果没有了京剧的繁荣，还哪里去找我们的京剧演员个人的价值？李世济的言论和行动示范于全团，而全团的行动和言论更启发和教育了李世济。她常常回忆起在济南演出《龙凤呈祥》的那一晚—自己在后台小化妆室昏倒之后，经过抢救，恢复了一些意识。恍惚之中，她看到头上拥挤着许许多多的人头，听到同志们发自肺腑的沉重叹息。李世济病愈，听徐师傅(剧团的炊事员)讲，就在自己发病的那一晚，同志们吃夜宵时都无声无息，没有人说笑打闹，一个个默默打了饭菜，轻轻坐下，埋头吃完，又悄悄走出饭厅……
在剧团临回北京的前一晚，李世济向全团激动地说：“我做得还很不够，同志们就给了我充分的关怀与信任。我所珍惜和追求的，就是这种感情，我从中懂得了人生的价值。在这样的集体中，我感到温暖、幸福，感到自己的努力是有意义和有作用的。'黄金有价情无价’，这种感情是无价的，具有无价感情的人所搞出来的艺术，也势必是难用价值来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