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社英丨割芦苇
我们村东南方一二里地，有一条小河，小的连名字也没有，我们就叫它河渠。它的上游在西南方二三里地，那里有许多小小的泉水自然涌出，水道纵横，汇成一条小河，流过我们村再向东南三四里远。河水变宽变浅，画成我们西北地区很少见的小小的池塘和水田，这里经常种着水稻这种南方常见的粮食作物；六月天热时，还有清丽高洁的荷花，啾啾鸣叫的水鸟，很有几分水乡的柔媚与润泽。
等它流到我们村地界的时候，水势骤然变大，河道也忽宽忽窄，中间形成一个水潭，约莫两三分地大的样子，水面平静，阵阵微风荡起涟漪，水面上经常有蜻蜓盘旋，时而掠过水面，时而疾飞远逝，解释着“蜻蜓点水”意义；还有许多长着六条腿的浮游生物，有个奇怪的名字叫油葫芦，它细细的身体黑黑的，六条腿支撑着身体，轻松地漂浮在水面上，后面两条腿像一个划船的桨，往后一蹬，就往前滑行一大截子，体态从容而优雅。但是，我们这一带却纷纷传言这个水潭深不可测，小孩子站在岸边，也会被水里的怪物吞噬。因此，我们村小孩到河渠洗澡，总是要避开那个深潭。
那个深潭的上游，长了许多芦苇，春天发芽时尖尖的，像一只只射出的箭，转眼间就长成一片茂密的芦苇。这才是初夏，不知名的水鸟忽而落到芦苇尖上，将芦苇压成一张拉开的弓，忽而扶摇直上，将一串鸣叫抛到如镜的水面与蓝天白云之间。秋天到了，芦苇叶子枯黄，它头上的穗子忽然飘出许多芦花，那芦花轻柔的飞舞，告诉我们风的方向。
这时，割芦苇的季节到了，我们拿着短短的镰刀，一个一个去砍，别看芦苇很细，大一点的也不过像人的大拇指一样粗，但是它很有韧性，如果一下子砍不断，它就会裂开变软，这个芦苇也就废了。
我们这里不像白洋淀用芦苇编席子，那是不怕裂开的，反正最后也要将它压扁片成芦苇条，再坐在地上编出一张一张席子。我们是把大的芦苇挑出来搭顶棚，先剥去外皮，露出芦苇光滑的身子，它白里透一点黄，用它编成四四方方的格子，上面盖上席子，房间就又干净又暖和又体面。剩下的小芦苇，也不能开裂，把它用绳子编成长方形的箔子，盖房时铺在椽上面，再盖上一层泥，上面均匀地撒上瓦，房子就盖好了。
所以，我们割芦苇，不能着急，要攒够力气，一刀一个，砍倒后摆放整齐，捆成直径不到一尺的小捆。收工的时候，就一人一捆扛在肩上，像担着扁担一样，走一步坠一下，一个跟着一个，沿着田间小路，颤颤悠悠扛回家去。
最懊恼的是与连畔种地的郭家村争着割芦苇，本来，以河为界，东南方的芦苇归郭家村，西北方的芦苇归我们陈家村。但是不知怎么回事，却是上游归郭家村，下游归我们村，而且总没有一个明显的边界，我们村每次都要打听郭家村割芦苇的时间，总想抢在他们前面，多给自己村割一些，仿佛只有这样心里才有满足感。如果郭家村先割了，就大声抱怨，觉得吃了莫大的亏。我们嘴里骂骂咧咧，诅咒郭家村，好像遇见不共戴天的仇敌。
有时，两个村同时割芦苇遇上了，常常互相开骂，到分界的地方，就派二杆子去威胁对方，俗话说：凶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为了芦苇，两个村都结了仇，谁家要把女儿嫁到河对面的郭家村，都仿佛做了什么丢人的事，在村里抬不起头来。所以我们村与连畔种地的郭家村人很少来往，我们之间隔着一条河，隔着一片芦苇。虽然我们知道，芦苇不用种，秋冬割了春天继续长，但还是跨不过一条小小的河渠；其实这条河西边上游不远处，就有一座桥，但我们还是很少走到桥那边。
春暖花开时，我们到河渠洗衣服，往往喜欢坐在刚刚发芽的芦苇地里，坐在那个深潭边的石头上，脱光了脚，在水里一拍一撩，溅起许多水花；冬天时，还喜欢跑着跳着，追逐雪白的芦花；喜欢拿着锄头，在河渠的沟沟坎坎挖白白的一节一节的甜甜根，其实就是芦苇的根。据说它熬汤喝能治咳嗽，可是我们挖它，不是为了治病，而是为了喝那时很少有人尝到的甜味。
作 者 简 介
陈社英，1956年出生，陕西西安人，青少年时期生活在灞桥区新合街办陈家村。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1977年考入蒲城师范，后来考入陕西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系进修学习。长期担任中学语文教学工作，曾在《西安日报》《三秦都市报》《女友》等多种报刊杂志发表过散文作品。作品收入《青年散文一千家》等文集并受到著名作家的特别点评。曾担任《青少年文萃》编委；全国青少年作家作文大赛评委；《古都文萃》杂志副主编。2015年出版散文集《美丽而疼痛的村庄记忆》，始终认为文学与教育是自己放飞理想的双翼，是慰藉心灵救赎自我最初与最终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