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南北朝之佛教大发展，以及道教大演变 |两晋南北朝史话连载29
01、佛教大发展的时代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这是晚唐诗人杜牧在《江南春》中的名句。它形象地描绘了南朝寺院佛塔林立、佛教兴旺的景象。
实际上，整个两晋南北朝都是佛教大发展的时代。
产生于印度的佛教，在西汉末东汉初传到了中国。魏晋以后，社会动乱，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现实生活的苦难成为宗教滋长的土壤。在当时社会条件下，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都容易接受佛教。
佛教宣扬“三世轮回'、“因果报应”、“天堂地狱”、“灵魂不灭”等思想，所讲的是人死后能不能成佛的问题。它虚构的“天国“虽然是假的，但被压迫人民群众要求摆脱现实苦难的愿望却是真的。
佛教把现实生活中的苦难、幸福讲得无足轻重，要人们甘心忍受苦难以便到天国得到充分补偿。这就是要劳动人民安贫守贱，放弃斗争。
由于佛教能麻痹被压迫人民的意志，起着为人间谬误辩护的作用，所以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和提倡。
南朝僧尼最多时是梁朝，在建康一地就达到近10万。
北朝则更多。孝文帝太和元年(477)全国僧尼7万多，过了60年，到北魏末年已激增到近200万。当时北方总人口约3000 万，僧尼占1/15。北齐北周僧尼总数300万左右，则已占当时总人口数的1/10, 可见佛教发展之迅速。
传入中国的印度佛教有两大系统：一是小乘（早期佛教），注重戒律和禅定；一是大乘（后期佛教），即以《般若经》为中心的大乘空宗学说。
由于当时学术思想的主流是玄学，佛教的《般若经》的空宗学说也被玄学化。许多佛学家都借用老庄学说阐述佛教理论。玄学和佛教逐渐融合，出现了更加精致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
般若学在它的传播过程中，由于各家对《般若经》的解释不同，出现了大同小异的各种宗派，即所谓“六家七宗”。其中最主要的是以道安、慧远为代表的“本无宗”。
道安(312-385)，东晋十六国时期最博学的佛教学者和最重要的佛教活动家。俗姓卫，常山扶柳（河北衡水县西南）人。12岁出家，由于形貌短陋，不为其师重视，驱至田舍劳动。后知其诵经能过目不忘，让其外出游学。24岁至邺，师事名僧佛图澄(232-348)。
佛图澄能背诵数百万字经卷，精通教义，深得后赵石勒敬重。佛图澄死后，道安开始独立的传教活动，先在河北、山西、河南立寺山居，后赵覆灭，他到了襄阳，在那里研讲般若学、整理经籍达15年。
公元379年，前秦符丕攻下襄阳，道安被俘到长安，为符坚所尊信，在那里继续讲经和翻译活动。
道安一生致力于整理佛经、传播佛教哲学，其弟子遍及大江南北。他对佛教所作的解释，和当时玄学中何晏、王弼一派的贵无学说十分接近。他宣扬一切皆空，认为本体是空无，现象世界也是不存在的，是假象，“象非真象”、“虽象而非象”。所以说：“无在万化之前，空为众形之始＂。即天地万物的“有“是从“无”产生的。
这种理论与玄学的世界本源是“无”的唯心主义理论相似，所以很容易与玄学合流，为门阀士族所接受和传播。
道安是从各方面谋求佛教在中国独立的第一人，从此佛教在当时的思想领域以独立的姿态流行于中国。
慧远(334-416)，道安的弟子，年轻时即“博综六经，尤善老、庄”。他常住在庐山，三十年聚徒讲经，撰著文章，结交达官贵人，对江南佛教的传播起着重要的作用。
慧远对道安的本无学说作了详尽的阐述，他发挥了佛教因果报应学说，认为“恶积而天殃自至，罪成而地狱斯罚”。就是说，人们在世界上作的“业”（思想、言论、行动）的影响是有前后内在联系的；今世做了好事来世就得好报，做了恶事就得恶报。要人人检点自己言行，从而消除不满现实、反抗压迫的意志。他又以为只要念佛持禅，不出家也能成佛。
这些理论都十分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佛教和政治进一步结合起来，有了更大的发展。慧远成了南方佛教界领袖。
佛教的发展也曾引起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即政教冲突。这种冲突在东晋南朝表现为思想上的矛盾，如僧侣该不该向皇帝拜礼等问题。在北朝则表现为两次灭佛斗争。一次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太平真君七年(446)的灭佛，一次是北周武帝宇文邕建德三年(574)的灭佛。
拓跋焘曾坑杀和尚、烧毁经像，宇文邕则只是强迫数百万僧侣还俗，没收寺院财产。
灭佛是由于寺院在土地和劳动力上与朝廷发生了矛盾。由于佛教毕竟能为统治阶级服务，所以两次灭佛以后，佛教又很快恢复发展起来。
02、无神论者范缜和他的《神灭论》
当南朝佞佛声浪甚嚣尘上的时候，出现了一位宣扬无神论的唯物主义者范缜。他的不朽名著《神灭论》，就像一声滚过长空的惊雷，震撼着南国大地。
范缜（约450-515)，字子真，南乡舞阴（今河南泌阳西北）人，经历了南朝宋、齐、梁三代。祖先曾做过大官，到父亲的时候，家道中落。他幼年家境贫苦，但学习刻苦。18岁时离家，跟著名学者刘瓛学习。同学中多为“车马贵游”的纨绔子弟，范缜虽然穿着草鞋布衣，但从不自卑自愧。他学业优良，敢于貌视权贵、讽刺时政，勇于发表“危言高论”。
可是，满腹经纶的范缜，也因此遭到门阀士族的排挤。怀才不遇的厄运，摧残着范缜的身心。然而，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逆境也锻炼出范缜的倔强性格。
齐梁之际，统治者大力提倡佛教。齐竟陵王萧子良，以宰相之尊在府邸设斋，大会众僧，亲自给僧众献茶上果。梁武帝宣布“道有九十六种，唯佛一道，是为正道，其余九十五种，名为邪道”，宣布以佛教为国教。京师建康有佛寺500余所，僧尼10万。
佛寺和僧众大增，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范缜指斥佛教对国家和社会的危害。他说：佛教用渺茫的谎言迷惑人，用地狱的痛苦吓唬人，用荒诞的言词引诱人，用天堂的快乐招引人。所以使得人们抛弃了儒家的服装，披上僧人的袈裟；废掉传统的礼器，接受佛教的衣钵，家家骨肉分离，人人子孙绝灭，以至于士兵在战斗中挫败，官吏在府衙内走空，粮食被游手好闲的僧众吃光，财畜被奢侈的寺院建筑耗尽！这都是佛教所造成的。不加遏止，它的祸害就没有边际。
这段话表现了他对造成社会祸害佛教的痛恶。
范缜反对佛教的因果报应说，与萧子良展开了激烈论战。佛教理论认为，前世埋下了“因”，后世就要结“果”。人在前世、今世行善，来世便会富贵；反之，前世、今世作恶，来世就会贫贱。
有一天，齐竟陵王萧子良在西邸召集宾客，范缜也在座。萧子良又重弹这套老调，范缜当面驳斥。
萧子良质问道：“君不信因果，为何人间有富贵贫贱？”
范缜认为世间万物皆自生自灭，“各安其理”，根本不存在因果报应，“人生如同树上的花，随风而飘，有些花吹进厅堂，留在草席上，这就是你殿下；有些花吹落到厕所里，这就是下官范缜。贵贱虽然不同，有何因果可言？”
范缜的比喻形象机智，有理有据，驳得萧子良哑口无言。
经过这次斗争，范缜增强了信心，于是，他又昼夜伏案，振笔疾书，开始了《神灭论》的写作。
《神灭论》一开头写道：“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这是著名的“形神相即”观点。
形是指人的形体，神是指灵魂，即精神、意识。佛教认为灵魂不死。灵魂附在人体内，人死，身体可以消灭，灵魂就转移到其他生物的体内。范缜认为形体和精神不能分离，“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有形体存在，才有精神存在，形体消失了，精神也就无法存在了；不存在单独的脱离“形”的“神”。
《神灭论》初稿草成后，人们争相传抄，引起了统治阶级的恐惧，朝野喧哗。萧子良慌忙召集众僧名士围攻范缜。王琰撰文冷嘲热讽说：“呜呼！不孝的范缜，你怎么竟连自己祖先的神灵在哪里都不知道？”
范缜反唇相讥，说：“呜呼！孝顺的先生，既然你知道祖先的神灵在哪里，为什么不快快死了去追随他们呢？”闹得王琰十分难堪。
萧子良见王琰败下阵来，又唆使王融以爵禄去引诱。王融对范缜说：“凭你这样的才能，如果放弃此论，何愁不官至中书郎？你为什么要执意坚持异端邪说，自讨身败名裂呢？”
范缜大笑说：“如果我范缜肯卖论取官，恐怕早就当上尚书令、中书令或仆射之类高官，何止小小的中书郎？”
萧子良的围攻虽然失败，但斗争并没有结束。梁武帝登上皇帝宝座后，继续对范缜发动大规模的围攻。梁武帝下诏，由总管全国僧侣的大僧正法云动员王公权贵64人，先后发表反驳《神灭论》的文章75篇，他自己也下了一道敕旨给范缜，即《敕答臣下神灭论》。其中说，孔丘、老子、释迦牟尼都主张神不灭论，儒家提倡祭祀祖先，你的说法违经背亲，真是无法无天！
面对这场泰山压顶般的围攻，范缜毫不畏惧，他“辩摧众口，日服千人”，又写了一篇《答曹舍人（难神灭论〉》，其中驳斥上述观点说：“祭天神 祭祖先都是统治者用迷信说教来影响人民的一种手段。”
范缜的《神灭论》不愧是一部充满战斗精神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杰作，它在我国哲学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03、西行求法先驱者法显和他的《佛国记》
佛教自东汉初传入中国，最初多为中亚及印度的佛教徒传译经籍，往往篇章不备，或转译失真，日渐不能满足需要。所以从曹魏末年的朱士行开始，产生西行求法运动，此后西晋有竺法护，东晋有康法朗、于法兰、竺佛念、慧常等。
这些人中虽然也有个别人到了印度，但只有法显一人广游西土，留学天竺、携经归来。
法显（约337-约422)，本姓龚，平阳武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3岁出家当和尚，18岁受戒，成为佛门子弟。他为求真经，决心西去天竺（印度）。
东晋隆安三年(399)，法显从后秦长安出发，西行取经，同行的有同学慧景、道整、慧应等人。他们沿着西汉张骞通西域的道路往西走，出了玉门关，进入了沙漠地带，也就是新疆塔里木盆地中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维吾尔语意是“进去出不来”。这里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都是一望无际的黄沙。有时狂风骤起，黄沙蔽天，日月无光。路上只能看太阳定方向，寻枯骨作路标。
法显在《佛国记》中写道， “路中无居民，涉行艰难，所经之苦，人理莫比。”但是法显怀着坚定的信念，终于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越过了塔克拉玛干，来到了世界屋脊葱岭。
葱岭海拔六七千米，终年积雪，山路崎岖，狂风不停。法显一行在悬崖峭壁中攀行，备尝艰难。越过葱岭，到了亚洲西部苏莱曼山北部的小雪山（约今阿富汗喀布尔城东南）。这时，突然寒流袭来，同行的慧景支持不住，病倒在路边，他对法显说：“我不行了，你们快走吧，不要一起死在这里。”说完就死了。法显扑在同伴身上失声痛哭，然后掩埋好尸体，抹去泪痕，又毅然前进了。
一路上，法显经历了罗夷、毗茶等30余国，终于在义熙元年 (405)，到达了印度中天竺笈多王朝。法显巡礼了各地佛教古迹，在巴连弗邑留学3年，学梵文，抄写佛经，如《摩诃僧祗律》、《杂阿毗昙心》等。义熙三年(407)离开巴连弗邑，到达恒河口的多摩黎帝国（今印度加尔各答西南）。在这里又住了两年，抄写经文，然后在义熙六年(409)冬，搭商船航行14昼夜，到达狮子国（今斯里兰卡）。
这时同行10余人，或中途停留，或死亡，只剩下法显一人。法显在那里又游学两年，找到一些佛经原本，如《弥沙塞律》等，均为中国所未有。
义熙七年(411)，法显从狮子国搭一商船返国。船入印度洋，遇到大风暴，船破漏水。同船200余人，都惶恐万分，把行李纷纷抛入海中。法显把经卷看得比生命还重，抱在胸中，口念观世音，求佛保佑。
船在海中漂泊90余天，被风吹到耶婆提国 （今印尼爪哇）。法显在耶婆提国又停留了五个多月，在义熙八年(412)五月搭一大商船回国。船在海上航行20余日，又遇到风暴。粮食淡水快要吃完，船上人惊惧万分，商人们认为是法显带来祸害，要把他推下海，幸亏得一施主劝阻相救，才得免难。
这时，突然海边出现 了一片陆地，绝望的人们重新唤起了希望。船靠岸后，问二个猎人，方知这里已是中国土地。地属青州府长广郡，当地名叫崂山（今山东青岛崂山）。
法显在崂山停留了几天，带着经书回到东晋首都建康，在道场寺与佛陀跋陀罗（即觉贤）合作，翻译取归的佛经，先后译出《摩诃僧祗众律》、《方 等般泥洹经》（亦称《大般泥洹经》），对推动涅槃佛性学说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有人请他写出游历天竺的详细经过，他就写成《佛国记》一卷，又名《法显传》、《西游天竺记传》等。
法显以六十左右的高龄，为了自己的信念，奋不顾身西行取经。他从长安出发，经艰难的大沙漠，逾葱岭之险，又从海上归国，一路上饱受风涛之苦，终于返回祖国，前后达14年之久。
《法显传》所记除中国本土外，还包括了中亚、南亚和东南亚这样一个广大地区的地理、交通（包括南亚到中国的航海交通）、宗教、文化、物产、风俗，乃至社会发展、经济制度等等，还记载了中国和亚洲许多邻族邻国间的密切友谊和文化交流。因而成为研究五世纪初亚洲历史的重要资料。
19世纪以来，除了我国学者以外，欧洲和日本的学者也纷纷从事《法显传》的翻译、整理和研究，他们都认识到这部著作的重要意义。
04、道教的演变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与儒教、佛教合称“三教”，是统治者统治人民的重要思想工具。原始道教的经典为《太平清领书》，即后世所谓《太平经》，其中虽然有大量维护统治阶级的言论，但也有一些反映劳动人民利益的思想，如主张平均主义、人人劳动等。这些思想曾为农民革命所利用。原始道教的活动，也常常和农民起义相结合。如黄巾起义、孙恩起义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统治者为了防止农民起义，对民间道教进行了控制和改造，创立了为门阀士族地主服务的道教。其代表人物有葛洪、陶弘景、寇谦之等人。
葛洪(283-363)，丹阳句容（今属江苏）人。出身于名门望族。祖父仕吴为吏部尚书，父亲在晋为邵陵太守。但到葛洪13岁时，父死，家道中落。葛洪以一个飘零没落的士族子弟，面对当时内外矛盾交织和社会动荡，精神上消极悲观，于是寻求神仙道教以自慰，幻想有个清静恬愉的神仙世界。
他向郑隐学炼丹，后又师事南海太守鲍玄，娶其女儿。东晋朝廷闻他有史才，选他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他固辞不就。
他听说交趾出丹砂，求为句漏（今广西北流）令，偕子侄同往，到广州为刺 史邓岳所留，于是在罗浮山炼丹，同时著述，后死于山中。
葛洪著作很多，约有38种，数百卷。代表作《抱朴子》内外篇70卷。其内篇20卷，总结了战国以来神仙家的理论，论述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驱邪却祸等，是道教的理论。
外篇 50卷，论君臣上下、人间得失、内有反对鲍敬言《无君论》的 《诘鲍篇》，是阐述他社会政治思想的政论性著作。
总的说来，这部书攻击民间的原始道教，诬之为“妖道”、“鬼道”，提出了以神仙养生为内，以儒术应世为外的政治主张，“内宝养生之道，外则和平于世。治身而身修长，治国而国太平。以六经训俗士，以方术授知音' ，将道教的神仙信仰和儒家的纲常名教结合起来，使道教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御用工具。
葛洪《抱朴子》内篇有一篇《论仙篇》，集中讲了他的“神仙可修可学”思想。葛洪认为“有生必有死”是一般的规律，而长生不死的神仙是超乎一般的个别。例如，一般植物都夏天生长，但荠、菱却枯了；一般植物都冬天凋零，但竹、柏却茂盛。
在这里，葛洪把一般与个别对立起来，其实个别是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的，个别是一般的表现，超乎一般以外的个别是不存在的。葛洪认为成仙要靠内修和外养两个方面的功夫。内修是内保精气，一是行气，即关于体内元气新陈代谢的理论，类似于后世的气功。二是房中术，主要是节制性欲。三是导引，即导气和引体，类似现在的体操和按摩。四是守一，即形神相合，神不外驰，集中和控制自己的意念，类似现在的心理健康。
这些内修之功除去其宗教迷信内容，就其气功、养生、按摩等方术而言，对后世体育、卫生学发展还是有一些积极意义的。
外养主要是炼丹服药，即服用仙丹。
葛洪的哲学思想是唯心主义的。他认为天地万物的根源是“玄＂。他说：“玄者，自然之始祖，而万殊之大宗也。”
“玄”又叫“道”、＂一'，是先天地而存在、超乎一切之上，而又产生一切的东西。这种虚无飘渺的“玄'、“道”只能是虚构出来的精神性东西。
陶弘景(456-536)，字通明，丹阳秣陵（今南京市）人。少时就爱读葛洪的《神仙传》，颇受其影响，喜好神仙养生之术。及长，读书万卷，对历算、地理、医药都有研究，善琴棋，工算隶。19岁时做了齐诸王侍读的官，很受统治者的赏识。36岁辞去官职， 隐居于句容（今属江苏）的茅山，在山中立馆，传授上清经法，自号为华阳隐居，后人遂称他为陶隐居。
陶弘景是南朝道教的重要领袖。为道教上清派的创立者。他在南朝著名道士陆修静改革原始五斗米道的基础上，继续吸收儒、佛两家的思想，充实道教的内容，使官方道教从内容到形式都能更好地成为统治者御用工具。
他们的道教称为南天师道。
陶弘景的主要著作有《真诰》和《真灵位业图》，是道教的重要经典。
寇谦之(365-448)，是北魏著名道士。字辅真，上谷昌平（今属北京市昌平东南）人。南雍州刺史寇赞之弟。早年爱好仙道，修张鲁之术，18岁从成公兴入华山学道，后隐居嵩山。
神瑞二年(415)，伪托有神从天而降，自称太上老君，对寇谦之说道：“自天师张陵去世以来，地上没有人能任天师之位。你的立身行为可为天师，故我来看望你，授天师之位给你，赐你《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号曰《并进言》。你应宣扬新科，整顿道教，除去三张（张陵、张衡、张鲁）‘伪法’，即租米钱税之类，专以‘礼度’为主要内容，以礼拜炼丹为主要形式的新教义。”老君还嘱咐他“佐国扶民”。
可见，寇谦之的新道教就是要排除原始道教中的某些农民革命思想，使之与封建社教紧密结合，成为加强对农民控制的工具。泰常八年(423)，又托言老子玄孙李谱文授其《录图真经》。太武帝初，至平城奉献其书，扬言要辅佐北方太平真君。得司徒崔浩引荐，太武帝拓跋焘对寇谦之十分尊崇，拜其为天师，专为他在京城东南起天师道场，重坛五层。拓跋焘亲自到道坛受符 策。此后，北魏诸帝初即位，都要去道坛受符篆。
寇谦之的新道教，称为北天师道。
两晋南北朝是道教的开创和发展时期，葛洪、陶弘景、寇谦之就是三位主要的道教领袖，他们都把民间的道教改造成为统治阶级的道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