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山郁夫：最爱敦煌的日本人
平山郁夫，1930年出生于日本，日本最顶尖的画家。2009年12月2日平山郁夫因脑梗塞在东京去世，享年79岁。平山郁夫毕业于东京美术学校日本画科，1975年起频繁访华和举办个人画展。1984年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1986年被中国中央美术学院聘为名誉教授。1992年任日中友好协会会长，热心于协助中国保护敦煌文物。出版有《丝绸之路素描集》《敦煌——历史之旅》等。被授予“中日友好使者”、“文化交流贡献奖”等。在中日民间，平山郁夫被誉为“当代唐玄奘”，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平山郁夫毕业于东京美术学校（现为东京艺术大学，日本惟一的国立艺术大学）。1959年，平山郁夫以《佛教传来》在日本美术界崭露头角，其后相继以《入涅盘幻想》《大唐西域壁画》等佛教题材的画作，成为日本最顶尖的画家。
平山郁夫喜欢佛教艺术，他的作品也多表现佛教的主题，特别是1959年，29岁的平山郁夫以《佛教传来》入选日本第四十四届院展。1962年，平山郁夫又以佛教题材的画作《受胎灵梦》入选院展，并荣获当年的美术院奖及大观奖，也因此，平山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基金资助到欧洲留学。1964年，平山郁夫再次以佛教题材的画作《佛说长阿含经卷五》在四十九届院展中获日本“文部大臣奖”。这一年平山也成为了东京艺术大学的讲师。
此后，佛教的主题一直是平山郁夫绘画的重要题材。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平山郁夫不断参加有关中亚、印度等地佛教遗迹的考察与写生活动，七十年代以后，差不多每年他都会到沿着丝绸之路到中亚以及印度等地考察和写生，创作了大量的具有中亚地方风情的作品，这些色彩深厚、手法独特的作品中，表现了画家的独特的宗教情怀和审美眼光。
平山郁夫与敦煌之缘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第一次访问敦煌莫高窟时，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所长常书鸿热情接待了他。他在感受到敦煌壁画强烈魅力的同时，也深深为以常书鸿为代表的研究者们在莫高窟前那样艰苦的环境中坚持壁画临摹与研究工作的精神所感动。他决心要为敦煌做一点什么。于是回到日本后，他开始为敦煌石窟的保护募集资金。1988年，时任日本首相的竹下登准备到中国访问，除了北京之外，不知道还可以访问哪里，于是平山郁夫向竹下登建议：一定要去敦煌。这一年，竹下登访问了敦煌莫高窟，并决定援助建设敦煌石窟保护研究陈列中心。同时，平山郁夫通过民间捐款的形式，向敦煌研究院捐款2亿日元，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得以成立。
平山郁夫喜欢敦煌艺术，他在任东京艺术大学校长期间，常常率领学生到敦煌观摩学习敦煌艺术，并要求学习东洋绘画的学生必须去敦煌学习过才能毕业。平山郁夫有较长时间在联合国教文组织担任亲善大使，常常奔走于中亚、南亚和中国等地，为中国的敦煌莫高窟、阿富汗的巴米扬石窟、高棉的吴哥窟等等文化遗产的保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又担任日本文化振兴财团理事长，又是东京艺术大学的校长，日中友好协会的会长等等。在这样不断地奔波繁忙的日子里，作为一个画家，他始终没有放下画笔，走到哪里，他就画到哪里，即使是一幅速写、一张线描。他都在不停地画。在莫高窟参观时，作为社会名流，不断地有媒体或各界的要人会找他，但他总是要求有一些时间在洞窟里画一点画，记录下他的感受。
平山郁夫先生的作品享誉世界，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1988年，平山郁夫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亲善大使，主要负责抢救世界文化遗产方面的工作。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亲善大使，平山郁夫先生通过绘画，常年坚持促进国际间的美术及文化交流，促进东西方文化的相互理解与融汇。特别在保护世界文化遗产、传承传统文化方面，他倾注了不少心血，在这方面的贡献受到国际上的赞誉。平山郁夫先生经受过战争的苦难，他深知和平来之不易，因而倍加珍惜和平。他主张应当“正视历史，开创未来“。他长期坚持以绘画艺术和文化友好交流，呼唤和维护世界与日中之间的和平，为此做了大量积极和有益的工作。因此，平山郁夫获得了“当代唐玄奘”的称号。
平山郁夫先生是中国人民所熟悉的老朋友，是一比特著名的日中友好活动家和日中民间友好的旗帜。长期以来，他积极带头推动日中友好活动的开展，积极促进日中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特别是自1992年担任日中友好协会会长以来，他不辞辛劳，把大量精力投入到开展日中民间友好活动中来，为此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两国政府和人民的高度评价。
对于“丝绸之路”文化，平山郁夫先生更情有独钟。他曾数十次访华，进行有关“丝绸之路”和敦煌绘画的考察和创作，并为进一步发掘、文宣“丝绸之路”文化，付出了大量心血，甚为感人。由于平山郁夫先生的不懈努力，使“丝绸之路”文化在日本和国际上更加深入人心和广泛弘扬，也使中日文化与感情的纽带连接得更加紧密。
特别是在保护敦煌和南京古城墙等中国文化遗产方面，平山郁夫先生不仅付出了很多精力和努力，还专门设立了保护和研究基金，提供了大量、具体的协助，为此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平山郁夫先生深为尊崇和热爱中国的传统文化，更为看重中国对日本文化的重大影响。他把中国文化，以及佛教文化视为日本文化的“源流”。他主张日本应对于中国文化的“恩惠”予以回报，继承中日文化交往的久远传统，继续加强两国的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