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社工如何助力服刑子女上学路
出品 | 社工客（ID：shegongke）
作者 | 江雅筑
单位 | 红心字会心纳(收容人)家庭服务
“每年台湾有约十万人次进出监所，近九成是青壮年，这些收容人，遗留在围墙外的不仅仅是自由，还有他们的孩子们…。„
「我父母服刑的关系，中间被迫中断学业，家里的阿公阿嬷、弟弟妹妹都要靠我养，只能强迫自己长大，后来存了一些钱，才回去念书，每学期的开销负担很重…但是我还是想要试着撑下去」--得奖者致词内容。
心纳[1] (收容人)家庭服务，为了避免收容人入监后顿失家庭主要经济来源，导致其子女可能中断学业，也让孩子藉由激励自己：『走出和自己父母不同的路』，每年机构即使在财务困难的状况下，仍坚持要发放奖助学金给优秀的收容人子女。在办理的过程中，常听见孩子们令人心碎的故事，也体会到「罪不及家庭[2]」的重要性。
“得奖了!谁不想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
但偏偏收容人的子女做不到!
「你们的颁奖典礼会有媒体来拍吗？会有记者吗？会发新闻吗？」
每年办理红心向日葵奖助学金[3]，颁奖典礼前，即使已经在通知信函上说明，仍总是需要不断回复得奖者或家属着急地询问此事，他们并不想要因为受刑事件而曝光，家属知道罪不及家庭只是口号，实际日常生活在周遭接触到的眼光，才是最实际的存在。人往往无法承受来自外界过多的注视，无论那是关爱、同情，甚或歧视。
「老实说，我虽然很开心能拿到这个奖项，但我同样也很难过，这个奖是因为我爸在关，我是受刑人的小孩，这个听来很可耻的身分，我才知道有这个奖项、拿到这个奖…」某位得奖者在致词时，哽咽地讲完这段话，语毕，现场一片静默…或许台下得奖者也充斥着相同的情绪…
每年在奖学金募集期间，收到一封封的申请书自传与推荐函，由孩子自己或师长写下家里经济的困境，以及他们多么需要这笔钱以决学费的燃眉之急，真切感受到孩子们对于现实生活的焦虑。
颁奖现场，常看到许多得奖者的表情并不开心，更有许多孩子选择戴口罩把脸遮住，不想被任何镜头记录下来他曾站在这个奖项的舞台上。或许对孩子来说，他是屈于『经济压力』而来的，即便内心有着靠自己努力争取到的得奖荣誉感，下一秒想到的却可能是服刑父亲或母亲的存在所延伸出的矛盾情绪。
“最基本的经济困境
影响收容人的孩子稳定就学之路”
曾遇到一名过去得到总统教育奖的优秀孩子连续三年来申请奖学金，第四年他突然音讯全无，社工担心孩子的状况主动去电关心，竟得知他为了承担起一家五口的经济责任，选择休学打工，至于何时能再回到学校？他云淡风轻地说：「或许再看看吧…」，这样再看看…我们就再也没有收过他的申请表了。
在办理奖学金的过程里，最常被赞助单位或民众质疑的是：「为何你们的孩子少有名校的学生，而且后段私校的比例极高？这样不就表示他们的成绩不够好吗？」
或许我们应该问的问题是：「在家庭经济能力落后于其他一般家庭的孩子，他能有机会翻转人生吗？」，如果今天家里的人肚子都填不饱了，你还会选择将钱花在补强孩子的教育上吗？(无论那教育成本是投注在传统升学或技职专业上)相信多数的人都会选择否定的答案，当然在奖学金办理的过程中有遇过天资聪颖、不需要靠外力就能走在前端的孩子。
但事实上多数孩子的资质落在平均数区间，此时一般家庭与弱势家庭能够投注在孩子身上的资源也会有所落差，学业成绩的阶层很容易就会被拉出来。
经济不稳定的环境中，容易造就孩子想尽快投入职场来维持家内经济开销，塑造成「亲职小孩」角色，服务过程中常听到孩子考虑自己的生涯抉择，脱离不了想要尽快承担家计的责任，即使这决定是没有任何人逼迫，孩子仍会有想为家庭好的驱力。他们做着薪资微薄的打工，燃烧操劳自己的时间与生命，提早投入职场真的能改善家庭经济吗？还是只能复制贴上上一代的收入模式，难以翻转？
这些被外界定义为「不够优秀」的孩子，并不是他们真的不够好，而是受到许多因素影响他们被迫或选择走在资源贫瘠的路上。
“或许有些人会认为给他鱼不如教他钓鱼，
但在基础都摇摇欲坠的状态，
我们应该优先补强他们的地基"
在社会工作里有许多服务方法，许多人认为给钱是最无效的方法，因为钱会有花完的一天，但个案学习到的技术、能力不会消失，这点相信多数人都同意，社工在服务过程中也会努力朝这个目标去努力。但这里容笔者花一些篇幅介绍心纳(收容人)家庭的样貌，理解这些家庭的处境。
依据106年台湾法务部统计确定裁判确定有罪人数男女比例为8.7:1.3，男性犯罪率远高于女性。下表为近三年监狱新入监调查统计，男性平均比例则高达91.1%。另，综合新入监人口的年龄来看，服刑人口特质为青壮年男性居多。
这些人口于社会普遍定义概念下须承担家庭经济责任，这些男性收容人原为家内主要照顾者，在事件发生后，容易使家庭出现失衡状态。
以心纳(收容人)家庭106年统计，收容人子女由(外)祖父母隔代教养的比例达六至七成，而申请奖学金的收容人刑期在六年以上的则达七成，在心纳家庭必须承受失去主要经济来源如此长的时间，这些孩子的基本经济生活保障极度欠缺。
实际进入个管服务的家庭有超过95%以经济需求而来，且在社工深入了解每个家庭的背景，会发现这些家庭并非短期间落于贫穷线下，或在收容人入监前家庭经济刚好仅处于勉强平衡的状态，故可合理推断两点：
第一、家庭的经济议题非短期，且经济资源窘迫影响着在家庭内生活的成员；
第二、收容人入监后，对家内经济影响甚剧。心纳(收容人)家庭具有一套完整的辅导计划，避免其不断落入犯罪与经济弱势的循环，而初期投注的经济资源只是工作内扎根的一部分。
以Maslow的需求层次理论来看，最基础的生理需求(食物、呼吸、水、性…等基本人体所需)未被满足时，会严重影响一个人要思考其他更高层次需求(安全、社交、自尊、自我实现)的可能性。因此我们无法否定经济协助在专业工作内的重要性。
“天助自助者，自助人恒助之，
收容人家庭为何不主动求助？”
从前段的分析能够了解到，心纳(收容人)家庭在犯罪事件发生前，家庭经济状况就不一定是稳定状态，我们政府高风险脆弱家庭的指标内亦有将家人入狱列入，但为何我们接触到的家庭高达八成宣称他们未接触过社福资源？
这牵涉到多数人对于犯罪事件的评价，会影响家属的行动，犯罪者家属若在司法程序中被提及，通常是被拉到公众眼光下进行公审，多数人对于犯罪事件感受是另一个世界的极端，认为犯罪不应与自己的生活范围有所重迭。
在人们的脑海中，正义等于惩罚，因此，大众用“暴徒”、“凶手”等语言形容犯罪者。同样地，他的家属也会遭受负面程度的舆论批评。
犯罪者因刑事案件被隔离到监狱内，但他的家人仍留在原本的小区里生活，多数家属会选择不提及此事，是因为不想承受邻里眼光。107年3-8月我们针对家属进行1,000份需求问卷调查，询问到家属在收容人入监后是否希望社会资源进驻家内关心，家属表示：「觉得丢脸」、「不想被知道」、「想要求助，但觉得难以启齿」、「这不是甚么光彩的事情何必说」、「发生这种事情只能靠自己撑下去」…等类似的响应。
当心纳(收容人)家庭选择把对外的门关上，更需要担心的是在家庭内的自我烙印情绪持续发酵，影响孩子缺乏自信对自我正向价值的看待，更学习到照顾者应对困境是龟缩起来不处理的态度。未处理的家庭内部众多议题，随着一日日过去，家庭内部资源只会越加耗竭，使得状态每况愈下，不利于孩子成长。
向日葵奖助学金办理至今，约有五至六成的孩子是每年固定都会申请(家长刑期较长或难以戒瘾不断进出监所)，我们每年都听到为数不少的孩子与我们分享：
「知道自己念的学校不够好，成绩不是顶尖，原本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申请，没想到竟然拿到这奖项，几年下来，我的学业真的越来越好了，我想要每年都可以拿到这笔奖助学金」；
也有孩子说：「我爸爸在关，一直觉得很丢脸，有些人觉得我是犯罪者的孩子，以后不会好!我也因为这件事情叛逆过，但是我知道有人愿意接纳我们这些孩子，所以想要好好表现，来证明我自己办的到…」
无数孩子类似的回馈，每年都让人红了眼眶。这笔钱对我们来说或许只是单纯填补贫穷家庭的缺口，但对这些孩子来说，他们赋予奖助学金许多添加的价值存在，这些价值支持着孩子努力向前，朝着自己的目标奔进。
近年来，心纳(收容人)家庭服务不断从与儿少工作中，让儿少理解『他们和其他孩子没有不一样』，他们也有权利追求自己的梦想，他们也能用自己的力量来翻转生命。
民国100年起由单纯发放经济补助的工作模式，集合起这些受助家庭的孩子逐渐组织起小志工团—御饭团，给予小志工团队最大发挥空间的工作方法，发展至今107年初已成立二军—烤地瓜团，让孩子更多的梦想实现能在有限的资源中被撑起。
小志工至小区宣传照片
逐渐，这几年来，有孩子建立起自信愿意公开露脸、走入小区，跟着社工东奔西跑到宣传活动中，与人分享他们身为收容人子女的心情，以及他们渴望有一天世人看待他们就是普通的孩子。不需要觉得他们可能会遗传犯罪基因，或可怜，或想要施予同情…。
虽然奖助学金只是协助贫困的心纳(收容人)家庭填补经济缺口，但在经济发放的背后，我们看到了孩子们更多的潜能与未来的希望。
[1] 心纳(收容人)家庭，往往因犯罪事件受到社会歧视与自我烙印，为了让社会大众能接纳这类家庭，降低歧视，也让收容人、收容人家属能自我接纳，故取名心纳家庭。
[2] 罪不及家庭，原文为罪不及孥。孥：妻子与儿女的统称。治罪止于本人，不累及妻和子女。明，凌蒙初《初刻拍案惊奇》第20卷：“虽然罪不及孥，只是我死之后，无路可投。
[3] 向日葵奖助学金，取自向日葵向阳之意，鼓励孩子能积极向前。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社工客平台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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