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安顺》往事追忆 我的中学岁月 2021年第79期（总676期）
我的中学时代（下）
黄文泉
03
我一直认为，一个好的学习环境，除了有杰出的师长之外，还应有优秀的同窗。初中时候，热衷学习的同学阵容还不够强大。记得有次期末考试，化学一科，全年级八个班，每个班平均就一两个同学及格，有好几个班还居然没有人及格。我们班里，就我和卢玉森及格，他考了80多分，我只得了60多分，也差点走了滑铁卢。后来，他经常提起这件事，脸上春风漫卷。其实，化学得了60多分，并不是我的最低分。有次，半期考试考得太好，于是就有点得意忘形，之后就没有好好准备接踵而来的测验，只得了30来分，头就低垂了一整天。
进入高中，尖子生阵容一下变得强大起来。
我们高中分为四个班，我所在的班是一班。也许因为排行第一，我们班里聚集了很多相当聪明而又勤奋的同学。相邻的二班则云集了地委和军分区的干部子弟，阵容华丽。我们班里学习气氛极为浓厚，既得力于班主任老师的热心营造，也得益于同学之间的比学赶帮。我们几个在乎学习的同学，经常会在各科考试结束之后，聚在一起，算总分，排座次。排在前面，就扬眉吐气；排在后面，就有点灰头土脸。大家每天都在紧张的学习气氛中绷紧神经过着每一天。“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不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成为了实实在在的行动。
高一过了半学期，陆陆续续来了几个插班生，乃是熊维民、李小新、吴永平、林晓东和赵为民。这几个都热衷学习，来晚了，落下好些学习内容，但只不过几个星期，他们便都后来居上，进入班里学习尖子群，使得班里的学习气氛越发浓厚，竞争态势越发激烈。
王小平数学好，大家便呼他华罗庚，他也不分辩，咧嘴一笑也就接受了，似乎那恰如其分得很。卢玉森物理突出，大家给他一个封号“虎克”，他还一脸不高兴，大约嫌虎克还不够出名，应该叫他牛顿或者爱因斯坦才是。语文课经常布置作文，被老师作为范文的总是李小新、熊维民和吴永平。熊维民那时就开始苦攻唐诗宋词，很多同学笔记本上的警句名句诗抄都源于他那里。班里演一台话剧，居然是他与李小新写出的剧本，我那时简直是佩服之至，因为打死我，我也编不出剧本。
课间操
毕业以后，在等待上山下乡的那几个月里，我从熊维民那里借来了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一边读，一边抄，也就等于自修了一门大学中文系的课，今天我所具有的一点唐宋文学知识似乎就是那段时间形成框架的。以后又与熊维民、李小新胡乱写诗填词唱和，平仄的道理才略知一二。直到现在，我见了熊维民还用他当初自勉诗中的两句：“吾居山城十七年，至今亦觉还新鲜”来打趣他。李小新的家当时是我们聚会的场所，每次到了那里，他要么吟唱暗慕淑女甲才女乙的长篇抒情诗，要么就是把模仿鲁迅笔调所写的杂感拿来动情地朗诵，我认为他才华横溢，以后注定要成为大文豪。
值得一提的还有班长沙鸣同学。他的理科成绩在班里首屈一指，但作文老是得良+，每次作文发下来，他总要自嘲道：“又得了良+。”他就住在附近的401厂宿舍，每天早上上学都经过我家，跟我一起背起书包去上学。每年清明去扫墓，他会在北方人众多的401厂食堂多买几个馒头和包子，让我们一起享用。中学毕业不久，我下乡之前，去找过他，算是告别，他送了一本绿色封面的笔记本给我，大约有友谊长青的意思吧。不久，他回到了北方，我们就从此失去了联系。不过，我一直相信他不会平庸的。果然，前久，我在网上一查，居然发现他恢复高考后也读了大学，而且就读的成都工学院就在川大旁边。几乎就在同时，我也在川大读书。现在，我跟他成了校友，成都工学院后来合并入川大。他后来成了一家央企的董事长。从照片上看去，当年的轮廓依旧，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于是，就在他的公司网页的董事长信箱给他发了一封信，却是泥牛入海。也许，他的秘书把我当成骗子一类给过滤下来了。希望他的员工看到这篇文字，能转达于他。
前左签字者为沙鸣
恢复高考后，我正在省城读中专，退学去考大学，又怕无法获得高考资格；不退，就只有继续委屈地读下去。一次，刚刚读了大学的吴永平约我去他的学校玩。夜色下，教室里自习的学生坐得满满当当，个个都是一脸的专注，仿佛书里都是宏大的前景，让我又是羡慕又是郁闷。从中专毕业后，又因为官方规定，工作两年后才能参加高考。眼巴巴地看着同窗们一个一个读上大学，又听他们骄傲地讲述大学里的各种激动人心的日常，很受刺激，头悬梁锥刺股就成了我准备高考那两年的生命状态，最后总算进入了大学门。我们高中全班五十几人有二十来人先后考上大学。这个比率在今天的二中以及其他的重点中学已经不算什么，但在我们七四届高中那一级里，即使与全国相比，也是一个了不起的纪录。正如林晓东感叹的，我们很庆幸赶上了恢复高考，上了大学，从而改变了我们人生的命运轨迹。
可惜，我们那时男女同学之间界线很分明，彼此极少交流，就是说话也是很罕有的。我们对男女关系有种莫名的鄙视和拒斥。在社会正统价值观的主导下，我们觉得一旦陷入男欢女爱的境地，就会疏离学业，成为沉溺情爱、走入歧途的青少年。社会上因为两性关系而发生的种种惨案更是加固了我们的认知。
城里经常会流传因情爱而引发的悲催故事，但都只停留在口口相传上，形成的震撼并不激烈。而有个惨案却让我们亲眼目睹，成为具象的认识，永远烙印在我们的脑海里。
有一个初春的早晨，我们听说学校门口的菜地里有具尸体，是个军人，用枪自杀的。我们就怀着恐惧和好奇跑出去，挤在人堆里看。果然在大白菜地里，有个穿着军装、领章剥去的军人，匍匐着，其状甚是可怖。再后来，细节浮出水面。军人举枪自戕前，先在另外一个处所枪杀了一个年轻女子。而那个年轻女子恰巧是同学W的姐姐。小城里，关于这出惨剧原因的传言有各种版本，但有一点是共通的，即是情杀。缠绵悱恻的爱居然会有这种血腥后果，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影响着我们对男女关系的意义评估。
我们在男女同学之间画了一条红线，决不逾越。同时，校方也把同学之间的恋爱规定为禁区。不说中学，即使读大学的时候，不准恋爱也是一条校规。然而，就是在初中阶段，也有一些很前卫的同学全无禁忌，或者暗通款曲，或者打情骂俏。初中恋爱叫早恋，是学校里三令五申禁止的。好几次年级大会上，老师都声色俱厉谴责过早恋，不点名地批评了早恋的同学。要说起来，宝玉、黛玉、宝钗一干大观园中的少男少女们，正是我们读初中的这个年纪，而属于这些孩子的卿卿我我为多少后人所津津乐道啊。早恋也许跟种种恶果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后来中学同学回忆起来，觉得自己那段人生太过苍白，由此，倒是羡慕起那些早恋的同学们了。
我那时实在是不解风情，不仅不跟女同学说话，而且还居然滋生敌意。这导致我连初中毕业照都罢而缺席。
初中毕业的时候，照传统，全班要拍毕业照。我们大约近十个要好的男同学居然拉帮结伙，赌气罢照。那时候，学校为每一个班级订有报纸。我是班里的学习委员，保管报纸是我的职责之一。那时清贫，所以，班务费不可能从同学中募集，唯一的来源就是卖报纸得的钱。照相用的钱是班务费，也就是说我的贡献最大。虽然有些觉得白辛苦了一场，但却还是为成功实施了这个杯葛行动而得意。
罢照的全部理由其实很孩子气，就是因为见不惯班里一帮女同学。而见不惯的原因就是她们能歌善舞，在校园里如花蝴蝶一样四处张扬，又经常粉墨登场。我们一帮要好同学是班上的学习尖子，平时埋头于学习。即使有段时间因为学校教室不够，改为二部制，半天在教室里上课，半天结成小组校外自学，我们也不会因为没有老师而耽误，组员们聚在某个同学家，一起做作业，一起就难题切磋。我父亲的书架上没有才子佳人，都是化学教科书及其辅导书籍，自学中的好多难题难不倒我们，在书架上找一找，翻一翻，总会有惊喜。我们对女同学们不是沉溺学业而是四处风流自然很是隔膜。多年以后，女同学Q回忆道，有次，她在讲台那里，把腿搭在讲台上压腿，我瞪了她一眼，说“歪风邪气！”。我们与她们渐行渐远，直至最终决裂。周六下午的一次排务会上，女同学们一个一个发言，对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曾经看过凤凰电视台一个名为“我的大学”的专题节目，知道著名作家梁晓声在复旦毕业时也是罢照的，他的原因是属于政治层面的。他是工农兵大学生，在读期间，因为政治观点而遭受批判，所以他跟同学格格不入。毕业照上只有他一个人缺席。
跟梁晓声相比，我们罢照的理由却没有那么沉重，彼此间原本没有利害冲突。所以，几十年后，当我跟这些当初花枝招展的女同学重逢，多年前的间隙早就随风而散，罢照事件成了一个轻松的笑话。时间的流逝没有为我们带来彼此的疏离，相反，却让我们倍加珍惜当初的同窗岁月，把我们在情感上拉得亲近。
当我在初中同学微信群里看到贴出的毕业照时，感慨不已，得拙诗一首。
挨个端详毕业照,少年顽皮少女俏
当年罢照脾气大,如今痛悔鬓毛衰
04
除了常规的学习，二中的校园生活也很丰富。
学校里办有若干兴趣团体，还有校办工厂。我参与的是中草药团体，由范钦唐老师挂帅统领。平常课后，我们到牌坊下南侧的房舍里学习中草药的来源、形态、鉴别、炮灸、成分和效用，加工各种中草药；星期天，就扛了十字镐，跟着范老师徒步到野外挖草药。有时在田间地头，更多的时候是在大山里。一次，在山里披荆斩棘攀岩挖草药，又饥又饿，范老师就在山顶上放哨，我们就违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山谷里农民伯伯的地里拔了几个白萝卜充饥解渴。
学校还不时组织徒步行军。每逢这种时候，我们都兴奋得不得了。有一次，因为徒步行军要在凌晨进行，我们都被要求住校。没有被褥，大家就都躺在教室里的课桌上。我们叽叽喳喳，闹腾了大半夜。次日，行军的时候，就一边走，一边打瞌睡。
体育活动很风行。足球场上不时会有校际间的足球比赛进行，矫健的何成涛老师和凶猛的丁国栋老师是场上最引人注目的明星；篮球场上，蓝以鑫老师则一枝独秀，他的贴地运球过人的技术出神入化，引来观众阵阵惊呼。校运动会定期举行，各路好手都在田径场上一比高低，成为大家翘首张望的对象。我参加四百米跑，在煤渣铺就的跑道上摔了个狗啃泥，直到现在，手掌心还隐隐有处黄豆般大小的黑点，那是深深嵌入的一小块煤渣。我们也喜欢踢足球，一上足球场，就热血沸腾，兴奋快乐得不要不要的。孩子们打足球，全不分阵型，比赛前安排好的前锋、中锋和后卫，一开打，大家全都忘了自己的位置，哪里有球，大家就追到哪里，一堆人把球团团围住，球就困在那里老半天突不了围。打足球费鞋，踢了几次球，穿的球鞋就张开了口，回得家里，粗针大线缝了，再上绿茵场。
文艺汇演也会在春天或者秋天来临。
我虽然不善歌舞，也不好歌舞，却总是被老师点名，被迫参与这样的表演。很多次表演都雪落无痕，有次粉墨登场却不能不提。那次我扮演正面形象一个越共，戴着太阳帽，穿着绿军装。节目叫《亚非拉人民要解放》。最后是一个集体造型，我还没有忘记我的动作：弓箭步，平视右前方，右手弯曲向内，拳头放在胸前。左手握拳自然下垂。这个节目被遴选到地区汇演，在地委大礼堂表演完后，吃了宵夜，二两一个的肉包子，扮演美国佬的刘期华个头高大，吃得飞快，所以他有幸转口吃了两个。
安顺二中老照片 图片来源网络
正值青春期的我们，当然不能都坐在黑板前一昧潜心读书，压抑本能的躁动，我们还好动好打闹。
课余，我们男同学总是疯疯打打，或是把一支脚架在另一支上，单脚跳来跳去用架起那条腿的膝盖激烈冲撞，或是大家沿着墙壁往前挤，直到把谁挤爆出去。再或者，就是把某同学的眼睛蒙起来，然后，大家就伸出手去，一顿噼噼啪啪照人家头上如鼓一样拍。以致于在期末的成绩单上，在鉴定那一栏，胡老师先是写了好多的好，末尾就会写下：“要克服过多的疯打现象。”不过，跟卢玉森比起来，我们都逊色太多，他直接玩到血腥的境界。有次，他站在课桌上，从教室的门窗里往外丢出一块木板袭击围攻的周克，命中头部，顿时周克就抱头大哭，血流如注，酿成一起血案。还有一次，他用橡皮筋把纸造的子弹发射出去，打中郑姓女同学的眼睛，家长就领着哭哭啼啼的郑同学告到了他家。
顽皮的我们不仅疯打，还乱起绰号。不过，绰号大抵没有什么创意，多是在姓氏上做文章。姓沙，就是沙老太；姓熊，就是熊猫；姓曹，就叫曹操；姓周，就叫周扒皮；我姓黄，幸好同学们口下留情，没有叫我黄世仁，而是叫黄瓜。要么就是拿生理特征来打趣，比如某胖子、某大头、某夹夹（指口齿不清）和某瘪瘪。也有拿穿戴说事的。有个女同学娇小玲珑，活泼好动，又喜欢穿那时领导时尚新潮流的白色休闲鞋，我们就叫她小白鞋。同样是调侃，李杰得的绰号倒是高雅些，叫393，得名于一次期末考试，他有三门考试都得了93分。还有一个女同学喜欢接老师的嘴，我们就叫她“二号老师”。
我们还热爱外面的天地和各种各样的活动。
有段时间，我们跟着W同学习武。他就住在校园里，人长得帅，对自己的帅也非常有信心，曾经放话自己是“世界上最美最美的美男子”。我们几个低年级的同学经过辗转介绍，毕恭毕敬拜他为师，然后就决心跟他一招一式学武术。他端足了师傅的架子，一直不教我们连续的套路，只是让我们蹬马步；在星辰大树下蹬马步有了好长一段时间，师傅这才教了我们起式。就在练起式期间，他带着我们在校园里跟另一群同学起了冲突，双方却只是保持对峙状态，只在阵前叫骂，却不拍马过去；口吻都狠毒无比，拳脚却不相随。他披着一件军大衣，叫骂到高潮处，就会双肩一抖，把军大衣抖下，我们中的一个便会迎上一步，把军大衣接了。对方一惊，以为他要动手动脚了，却不料他又调脸过来，示意给他把军大衣披上。军大衣在他的双肩上起落数次，最终却没有启开战端。起式学了好长一段时间，以为他就要教我们真功夫，进入套路了。不想，他却只教我们一招鲜 – 扫堂腿。我们之中最勤奋的，当数李杰，每天都会起个绝早，到附近的大礼堂司令台上苦练扫堂腿。大礼堂的玻璃窗户大都被顽童打破了，大门洞开，随便出入。里面从来不打扫卫生，灰尘积了几寸厚。扫堂腿一圈一圈打将去，周围灰土就如沙尘暴卷起，他整个人便裹挟在沙尘暴中，煞是壮观。终于有一天，我们大梦初醒，不再迷信那几下花拳绣腿，都纷纷背师而去了。
那年父亲回广西老家，给我带回来一块乒乓球拍，从此，我好像接受了一桩美满的包办婚姻，开始对乒乓球痴迷起来。
那时体育资源严重短缺。二中校园里的球桌都是水泥的，而且数量还很有限。一到了课间十分钟，一大帮同学就跑去占住一张空着的球台，用砖头放在中线当网，大家紧紧围着球台，以打擂台的方式争取打球的机会和时间。谁当了庄，其他人轮流着来考试，一个球的输赢决定能否考上。考上了就可以有机会打一局六分制的比赛，如果赢了就可以当庄。在这种角逐中，实力决定着娱乐时间的长短。在一旁眼巴巴地等待是痛苦的。于是，我在课外的时间就一个人苦练基本功。先用球拍不断往上击球，练习平衡能力。待到可以连续对着空中轻轻击球几百下，开始对着墙壁击球。不久，我就脱颖而出，开始入道。
入了道，才知道乒乓球的水有多深。球类运动都有速度的因素，但既有速度又有旋转的是乒乓球。要在速度和旋转上占有先机，球拍至关重要，我不久就淘汰了我的第一块球拍。要提高球技，除了自己苦练基本功，还得有高水平的球友，于是，不久我就自然跟高手们聚集一处，切磋砥砺了。那段时间，大脑中转动的就是乒乓球。除了学习，每天的业余时间几乎都花在了乒乓球上，同学熊维民也是高手，我跟他结成了坚定同盟，清晨上课前、中午和下午课外活动，我们都在一起打球。我们买了乒乓国手们写的入门书籍，反复钻研体会。打球总是按步就班，照着制订的训练计划练各个角度的对攻、对搓、对推…。晚上，还自己拿着砖头挥舞几百下，锻炼臂力和动作。
水准提高了，口味也变了，我们抛弃了水泥桌，象苍蝇一样四处寻觅木制的乒乓球桌，知道了哪里有，就赶到哪里打。在一个地方打了一段时间，总会被人家毫不留情地轰走。也难怪的，那时候是短缺经济嘛。有次，人家说我们打球要开灯，浪费电。但是那里不开灯根本看不见球的来路。另外一次，我们翻窗进去打。才打了不到一个时辰，那里的保卫科长来了，要我们站成一排立正，听他训话。我想起了庄则栋混到体育馆打球的故事，就对一脸威严的训话人说：“说不定我们以后会成世界冠军呢。到时候，我们…”他横了我们一眼，驳道：“屁话！”
后来我果然离世界冠军近了一步，进了二中校队，还被选拔进了地区业余少体校。这样，梦就做得越来越认真。有次，省体工大队来招人，叫我去打了一下。我天天等着通知下来，却终于没有等来…
安顺二中老照片 图片来源网络
不要说世界冠军，也不要说省体工大队，就是要当个专业运动员，都是难如上青天的。后来，我们之中只有肖军一个人吃了打球饭－他到了昆明军区体工大队。后来不打球了，他却靠球铺垫了一条金光大道，做到总参的一个大校。
尽管花了大块的时间和精力，却没有实现梦想，但我仍然不后悔。长期打乒乓球让我有了机敏的反应能力，那年过街时，一辆闯红灯的车从旁边突如其来窜出，要不是我下意识地一闪，那我还能象今天这样活蹦乱跳吗？那灵机一闪怕是要归功于讲究速度的乒乓球的。
我仍旧充满快乐地打着乒乓球。有年回家探亲，还打败了过去的省女子少年冠军呢。我所在的郡每年都有公司挑战赛，各个公司派员参加。我每年都参加乒乓球单打比赛，蝉联冠军十几载。后来，主办方取消了乒乓球项目，大约是因为没有人陪我玩了。
有段时间，扑克牌成为了社会上玩乐的新宠，但市面上没有扑克牌卖。同学X有些口齿不清，常常遭到同学们的讥讽。这时候，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副扑克牌，于是，他的地位就如日东升，大家在课间都拼命巴结他，以便课后能被他点名，进入打牌的圈子。人数有限，X也不张扬，有幸被点名的同学也不敢张扬。下午，课后，进入打牌圈子的同学们生怕其它同学来骚扰，就悄悄约了，到了虹山脚下，爬上山顶，在山顶去打牌。山顶上，安顺全城尽收眼底，虹山水库也晶莹可望，金色的阳光漫天铺洒下来，凉风拂面，心情爽得不得了。这时，扑克牌洗了一遍两遍，大家轮流摸上牌来，然后斗智斗勇，打起牌来，一个快乐无比的课外活动就这样在我们的生命中展开，留下亮丽的印迹。
我常常白日做梦，想象着如果我突然之间因为中彩而成为了巨富，我将会做什么。想做的事情很多，想实现的心愿无数，以至于究竟要做什么，自己不再了然。只有一个念头最分明而常驻不去，那就是：我将会为我的母校安顺地区二中做点小事，比如建一笔基金，为老师和学生提供必要的支持，或者建一个体育馆，让它与逸夫楼遥相呼应。二中在我的心中就正如泰山那样巍峨沉稳，这就是我心中二中的分量。我这半辈子，踏入的学校门已不下八九家，但只有二中最让我感到温馨和奋进。要说起来，我在二中的整个时期并非二中历史上的黄金年代。1969年进入二中，1974年毕业，这期间正处在文革时期，一次次运动统治着社会生活，日历就在运动中一页页消失和展开。要说在这种反文化的年代里，我们是极难学到真正可以算着知识的东西的，但回头冷静地回首那段学生生活，我不得不承认，我的许多知识以及能力都是那时候获得的。以至于我惊奇地发现，从大学本科到研究生学习直至留美读了MBA，我在安顺二中所奠基的一切都那样决定性地影响着我。我因此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缅怀在二中的那段珍贵的岁月。
毋庸讳言，文革是一段黑暗的岁月，读中学的日子里，也有好多灰暗的篇章。读初中的时候，有天爬虹山，远远看到校门口的路上，有一些人簇拥着一辆板车前行，车上似乎躺着人。后来，才知道是一个姓腾的老师不堪折磨，自杀了。还有一个同学不知如何玷污了领袖像，全校开了批判大会，然后就把他开除了。初中毕业后，有的同学选择进了工厂，有的选择读中专，更多的是选择读高中。快要开学的时候，我跟一个要好的同学去看我们都分到哪个班。我很快就在榜上搜索到了我的名字，而他在榜上来回找了老半天，就是不见他的名字。他是尖子生，没有落榜的道理。于是，我就陪他去初中班主任老师那里问，老师翻了名册好几遍，告诉他，没有他的名字。我就跟他回到他的家，他告诉他父亲，没有读上高中，他父亲似乎不意外，淡淡地安慰他说：“迟早会有一天走出校门的。”那时，还有所谓五类分子、公安六条之类，他父亲是老知识分子，被所谓历史问题纠缠上了，于是，就被打入另册，并殃及子女。幸好，我们进校不久，他终于得到校方网开一面，又跟我做了同窗。读到高二，先后出现马振扶公社事件和黄帅事件，一场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运动就此展开，所有校园不能幸免。我们不再能好好读书，课程精简，考试一律开卷，而且只分两门，文科选一门，理科选一门。教学秩序一时大乱，上课的时候，经常会有泥团石子从后门窗户莫名其妙地袭击进来，那是一帮本来就不爱学习的同学在捣乱。在混乱中匆匆读完高二，我们就搁下曾经怀有的种种朦胧的美妙梦想，下乡做了农民。
尽管如此，我的中学岁月的主色彩是亮丽的，那段岁月是一段灿烂的阳光透过阴霾的日子。能把这些久蓄于中的话形诸于文，让过去的老师们知道，我是曾经怎样在那样一个艰难的年代里得益于他们的悉心培育，而且能够把他们所予我的知识、力量、智慧灌注于我的生命之中，我就觉得我无愧是他们的一个好学生。而对我昔日的同学，我是多少次怀着幸福的心情来回忆我们在一起的日子，真希望有那么一天，我能与你们大家一道齐坐在旧日的黄楼里，再一次去聆听老师们睿智的教诲。
（完）
· 作者简介
黄文泉：生长于安顺。后入川深造，再赴美求学。现居美国，著有长篇小说、随笔散文集、人物传记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