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我看，不良文化早该管管了 | 循迹晓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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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熊掌

◎ 编辑：马戏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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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声大师侯宝林有一段相声，说的是清朝光绪皇帝去世，全国戴孝，禁止娱乐三个月，京城的京剧名伶、曲艺明星们纷纷改行，闹出了不少笑话。

段子虽然好笑，但真实历史里的大清帝国，对娱乐行业的管制一点也不比段子里来的温和。甚至随着统治时间的增长，对娱乐业的管制反而逐渐加强。

在入关之前，后金和清政权对娱乐业管得还是比较宽松的，尽管皇太极也曾发布过禁止旗人学习戏曲、阅读“淫书”的诏喻，但执行的并不彻底。皇太极设立的专门翻译汉文书籍的文馆里就有人专门翻译《西厢记》、《金瓶梅》等明朝流行的通俗小说。有的满族翻译甚至专精小说翻译，遣词用句，增删批改，水平很高，翻译的小说受到了旗人群体的追捧。

◎ 皇太极时期，相对比较宽松

清朝初期对娱乐业的管制主要集中在儒家礼法一贯抵制的所谓“淫词浪曲”上。

顺治帝专门规定坊间的印书房只能出版理学经典、四书五经等学习书籍，严禁印刷市面上流行的休闲诗词、或者私人场合的诗稿等。康熙时又规定，尽管唱戏是穷苦百姓谋生的手段，然而严禁戏台上出现孔子和其门徒的角色，以防亵渎圣人，基于同样的理由也封杀了戏台上的“武圣”关羽。

清初因为写小说而被论罪的有两例，但都是涉及时政，直接触犯皇帝忌讳的政治性查禁，与整治不良文化没有直接的关系。

然而，自从康熙22年消灭郑氏政权收复台湾之后，基于消灭明朝余孽反扑的需要，清朝对所谓“淫邪小说戏文”的查禁力度有所加强，有官员上书揭发，说看见街面上卖书的铺子有一百五六十种图书，其中有许多都是诲淫诲盗、荒诞不经的书。

康熙即命令地方官员严查这类书刊，一旦揭发，编纂、堪刻、贩卖的人统统都要在衙门口戴枷示众，书版就地销毁，还要免费刻印一部经典赎罪。

◎ 明刻版《水浒传》在明清两朝都是禁书

清朝倒是从一开始就重视特定群体的娱乐风气。皇帝最看重的是两类人的道德水准，一是管理国家机构的官僚士大夫，二是提供武力保障的旗人群体。

对于官员看戏，清朝主要查禁两种情况：第一，官员直接将戏班养在衙门里，这种情况下，养戏班子的钱往往都归入公款。第二，官员沉迷看戏，耽误本职工作。除此之外，对官员看戏的行为皇帝大多是睁一眼闭一眼。

对八旗子弟则不然，大清皇帝强调，八旗子弟在关外的时候风俗淳朴，勇武强健，绝对不能被戏曲这些“贱民”才能操持的娱乐所污染。

◎ 弓马骑射必须娴熟，唱戏听曲必须严办

康熙朝曾经规定，在北京内城里严禁开设戏馆，以免八旗成员沉溺其中。一旦发现八旗子弟有下场唱戏的，就要交付相应的参领、佐领，严加管束。

到了乾隆时期，整治不良文化的力度陡然加强。

一般史学家都认为，这和乾隆中期发生的孙嘉淦奏稿案有很大的关系。孙嘉淦是历经康雍乾三朝的老臣，乾隆十六年，民间流传一篇他抨击乾隆统治的伪奏稿，引得乾隆震怒。

◎ 孙嘉淦（1683年-1753年），字锡公，又字懿斋，号静轩，山西兴县人，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

乾隆认为，孙嘉淦奏稿意味着民间潜伏着对清朝统治不满的声音，这正是由于查缉小说淫词不利，导致民风大坏，风气堕落导致的，如果放任下去，可能会动摇清王朝的统治基础。

从乾隆十八年开始，乾隆皇帝一边大兴文字狱，一边出重拳清理市井娱乐中的不良作品。

乾隆十八年，朝廷规定汉人的小说等休闲读物一概不准翻译成满语，防止旗人“学坏”。次年，又专门下令全国查封明代小说《水浒传》。自此以后，有许多通俗小说都成为清朝明令查禁的书籍。

◎ 《说岳全传》由于涉及宋金战争被清朝查封

据统计，乾隆以后查封的小说主要有几个大类。

一是涉及到明末清初这个历史时间段的。比如当时流行的剿灭李自成流民军的剿闯小说，涉及明末事迹的《樵史演义》、涉及清末钱谦益作品的《虞初新志》、题材为崇祯农民起义的《定鼎图》都因为涉及明清交替而被查封。

二是弘扬、传颂明朝英雄人物以及有涉及金国题材的。如以明朝开国人物为主角的《明英烈》和以岳飞为主角的《精忠传》（后来的《说岳》），分别因为主题是赞颂明朝开国功臣和以清朝的老大哥金国为反派而被乾隆查封。

三是凡身负文字狱罪状的嫌疑人，所有作品一体查禁。例如犯人徐某的《八洞天》、《五色石传奇》等，因作者是著名的文字狱犯人，其作品全都遭到查封。

◎ 《四库全书》书影

乾隆统治后期开始编纂著名的书籍汇总综合书库《四库全书》，在广收天下书籍的过程里对某些所谓“荒诞奇书”又进行了更严格的盘查。乾隆尤其讨厌教人造反的《水浒传》，两次专门下旨严查，将其定性为“教诱犯法”的犯罪教科书，和涉及淫秽的《金瓶梅》一体查禁。

在重视文学作品的同时，乾隆也并未放松对表演艺术的控制。原本清朝就对演戏有许多规范限制。例如：戏班子不得开演夜场，因为夜场男女拥挤，吵闹喧哗，容易诱发风俗和犯罪事件。另外，严禁各地以演戏为由进行募集资金、收敛散财的活动。

但乾隆皇帝要管的不只是演出的时间、地点，他重点关注的是戏曲的内容。

乾隆本身就是个相当热情的戏曲爱好者，他甚至组织大臣编写剧本，并手创了宫廷中演戏的各种规章制度。然而乾隆也是掌控民间戏剧最严格的清朝皇帝。他热衷于为民间的剧目修订、增删剧本，所谓增删，其实就是增加一些多宣扬“忠孝节义”正面文化的台词，删除那些敏感甚至是诲淫诲盗的剧情和台词。

乾隆曾说：“我认为民间戏曲剧本里未必没有违反国法家规的地方，需要认真对待。比如那些描写明朝或是我朝开初事迹的剧本，有关涉及我朝的字句，一定要仔细检查。或者有南宋金国打仗的场景，扮演有与历史不符的情况，愚民会把戏剧当真实历史，这种曲目一定要严加查禁。”

◎ 清代是中国戏剧发展的一个巅峰，同时也是对剧本管理最严格的朝代

不久，乾隆又专门下令，除了京师普遍流行的昆曲之外，地方戏剧如石牌戏、秦腔、楚腔等西北、西南地区流行的地方戏剧，也要把曲目详细审查，勿使错漏。

在乾隆的严厉督促下，清朝官员们删编校勘了各类曲目1194种，有些地方剧种甚至因为这场大审查出现了文化断层现象。

乾隆以后，历代清朝皇帝一直遵循着前代的娱乐政策，不过控制的重点从中央转向了边疆。

嘉庆十三年，西域的戏班子发生互相殴斗的人命案件，让嘉庆皇帝雷霆大怒。他随即下令，命伊犁将军将禁止演戏令通传天山南北两路，命令各地的衙门驻军严查戏班，一旦查出有戏班在西域，就立即将之驱逐回内陆，令其自谋生路。如果敢有逗留不走的，就马上抓起来治罪。

这样就将原先规定只有满城、军营不准有戏班子的规定扩大化，使得整个西域都不能再有戏班子存在。

◎ 晚清戏班演员

道光十年，皇帝听到驻扎盛京（沈阳）的文武大员喜欢听戏，随即下令，盛京是清朝的“陪都”，不能有任何戏班子存在，下令盛京将军和各级官员马上驱逐戏班，限期在年底，让盛京城内再无戏班存在。第二年又专旨进行了第二次“净戏”行动，务求将盛京城残余的戏班一网打尽。

从此后，西域和盛京两地的官员每年都必须联名向皇帝上奏，保证本地再没有戏班子存在和活动，联名具奏其实是一种责任连坐制度，一旦该地方发现还有戏班在演戏，所有联名官员都会受到皇帝责罚。

清朝中期，禁止戏剧娱乐的运动深入到当地百姓和各地驻守的军队中去。西域的文武官员发动各地乡绅宗族，定期巡逻，查找有无戏班的踪迹。在较大的城市里，守备官兵每日在市场里进行巡视，以防止戏班出现逗留。

清朝最高统治者之所以如此打击不良文化，主要是基于巩固皇权的考虑。

明末清初的战争与杀戮，当然是清朝统治合法性的一个反例，宣扬宋胜金败的小说，自然也有政治影射的寓意。至于《水浒传》、《金瓶梅》这种与强盗和色情相关的题材，也素来不为统治者所喜。《西厢记》、《长生殿》这些爱情题材，在当时算是宣扬淫秽题材，对于宣扬以孝治国的大清皇帝来说自然也是深恶痛绝。

◎ 朝廷的限制阻挡不住艺术的发展，在清晚期出现了著名的京剧同光十三名角

大清帝国的限制不良文化的政策某种程度上取得了一定效果。

在经历乾隆一朝对娱乐文化事业的打击后，从明晚期兴起的通俗小说行业遭遇重创，士人学子多不敢再创作新题材的小说，而是转而从经典中寻章摘句，发展出著名的考据学。

然而，清朝的这些限制政策毕竟是和正常人热爱娱乐的精神相违背。即使限制政策能严格执行一时，时间久了必然废弛松懈。

如严格禁止戏班存在的西域地区，勉强维持了一段时间的禁止唱戏政策，到了道光时期，多处地方已经出现了以“唱太平歌词为名，彩衣上台，欢呼取乐”，名不是唱戏，实为唱戏的活动。

◎ 致力限制戏曲的乾隆反而成为了后人戏说的对象

到了同光时期，尽管朝廷依旧对民间各种娱乐文化行为多加限制，却难挡戏曲、小说的蓬勃发展，不要说在全国各地，就算是在过往对戏曲严苛限制的京城，从慈禧太后到市井小民都沉迷于各种戏剧和曲艺中。

致力限制娱乐的大清帝国，其晚期反而成为了通俗娱乐发展的一个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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