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羹尧之死：说好的“千古君臣知遇榜样”，可结局为何那么悲惨？
古代专制主义，到清代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形成了绝对的君主独裁。 “乾纲独断”的皇帝，对于臣民拥有至高无上的生杀予夺之权。为臣之人，只能对皇帝绝对服从，倘若善体帝意、曲心逢迎，一味歌功颂德、卑微恭顺，自能邀恩固宠；然而，一旦被视为触犯了君权或不利于皇帝的统治，就会被斥为“大逆”、“狂悖”，照例是罪加极刑，死无葬身之地。
清初大将军年羹尧的盛衰，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年羹尧，汉军镶黄旗人。年羹尧幼时即傲岸异常，夙有大志，终于力学有成，文武双全。他的才干和胆识，在得中进士后便充分地显露出来了，9年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他就被任命为四川巡抚，从一名普通官员跃升为封疆大吏。
但年羹尧真正飞黄腾达，成为叱咤风云，权柄在握、举足轻重的朝廷重臣，却是始自康熙之后的雍正朝。
1723年，新君即位伊始，就开始对年羹尧大加封赏。先是论平定藏事之功，封年羹尧为三等公爵，世袭罔替，同时，加授太保衔，赏给二等“阿达哈哈番”世职；接着又述平定郭罗克之劳，晋爵为二等公爵。不仅如此，年羹尧胞妹，那位当年的雍亲王侧福晋，更是鱼跃龙门，被册封为贵妃。对年氏一家，真算得上是皇恩浩荡了 。
其实雍正的为人，严毅伪善，刻薄寡思。他对年羹尧的厚遇，面子上是论功行赏，骨子里却是另有原因。雍正践祚未久，形势不稳。在内“皇八子党”不甘臣服，悻悻不平，仍在继续活动，实是心腹大患；在外，西北番部众多，习性别悍，难以羁縻，一旦变乱，足以影响大局。在这多事之秋、用人之际，无论对内对外，是抚是讨，雍正都必须借重年羹尧的鼎力支持。精通权术的雍正，深知欲要臣下肯出死力，最好的法子莫过于待之以恩。所以他不吝重赐灼目的，不在于酬劳，而在于将有所用。
雍正元年秋，西北又发生了叛乱，青海罗卜藏丹津，裹挟众多部落四出攻掠。雍正将抚远大将军这一显赫非常的重要职务授给了年羹尧，命他统率大军往西宁征讨。同时，雍正还下令给有关的各位大臣和四川、陕西、云南三省的总督、巡抚、提督，要他们“军事皆告羹尧”，将整个西北托给了他。
荣膺大任的年羹尧意气风发，当即奔赴青海进剿。这是一场硬仗，那罗卜藏丹津，久踞青海，熟知地形，部众强悍，占有天时、地利，而且广经战阵，精通兵法，正是一大劲敌。第一战，发生在西宁城下，那时年羹尧初至西宁，清兵大队未到，城防空虚，罗卜藏丹津乘机大举攻城。守城清兵奋力抵挡，年羹尧临危不乱，亲率左右数十人端坐在城楼之上。镇定自若，俨然当年面对司马大军，焚香操琴的诸葛武侯。见此情景，罗卜藏丹津大吃一惊，由惊生疑，由疑生惧，最后竟仓皇退军。等到清军集结完毕，年羹尧从容部署，稳扎稳打，恩威并用，奋力向前。到1724年春，罗卜藏丹津便被彻底击败，部众大多被歼，仅有200余人逃遁。青海各部落，悉被平定，纷纷向清朝进贡表忠。
西北局势的稳定，使雍正帝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捷报传到北京，雍正龙颜大开，竟不顾至尊身份，称年羹尧为“恩人”，晋封年为一等公，并表示要与年羹尧“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令天下后世羡慕流涎。”作为这番表示的实际体现，雍正不断地给年以各类赏赐，从药品、食物到用具、服饰，应有尽有，甚至于有一次赐鲜荔枝，为了保存鲜美，特令通过驿站快速传递。这般亲热之情，真是古今少有，简直堪比唐明皇之宠爱杨贵妃了。
雍正二年冬，年羹尧奉旨入觐，更蒙赐双眼花翎、御用四团龙补服、黄带、紫辔和金币，并且额外加给一个“阿思哈尼哈番”世职，令其子年富袭任，一时间，年羹尧所受圣眷宠爱，举世无双，其爵位荣宠，都可谓如日中天，达到了顶点。
然而物极必反，盛极必衰。凡人有所予而必有所取，所予愈厚，所取愈多。除了稳定西北大局，雍正最需要年羹尧竭力效劳的，就是无情打击“皇八子党”了。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年羹尧的表现却不能让他满意。
长期的帝位争夺，使得诸皇子之间俨若敌国。雍正虽然获胜，却并不因此而稍念手足之情，依旧将诸兄弟视若仇人，尤其是对“皇八子党”，如同眼中钉、肉中刺，必欲去之而后快。他的第一步，便是调虎离山，分割孤立。皇九子胤禟是“皇八子党”中的核心人物，雍正特意将他遣往西宁，交给年羹尧监管——实在的意思，是要他想方设法将他置之于死地。但在年羹尧看来，既然大局已定，再制造同根相煎，骨肉残的局面，确实既属不必、也属不该。所以他并没有迎合上意，去刻意地打击、折磨胤禟，只是加以严密监视，这就犯了雍正的大忌。一向猜忌多疑的雍正，大起狐疑之心。
其实雍正的心里还有更深一层的疑忌。当初能登上大宝，得助于羹尧，因而担心年会恃此居功，不守臣礼。另一方面，雍正总想把自己说成是“简在先帝之心”的当然继承人，忌讳别人说他是借了外臣之力方才承续帝业的；万一年羹尧表白自己的拥立之功，岂不会令自己陷于困境？尽管年羹尧在这方面并未露出迹象，但雍正总是如同芒刺在背。有一次，雍正帝竟对年羹尧发表了这样一通议论：
“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为君者，施恩易，当恩难；当恩易，保恩难；保恩易，全恩难。若恃功造过，必互返恩为仇！”
两件事作用在一起，雍正对年羹尧的宠信大为下降，挨上挑剔的眼光再来审视年的行为，立刻便发现他有许多逾越礼法的骄横之举。这是自然的，年羹尧居边地，拥重兵，有大功，至君主非常之宠，免不了有擅作威福、滥用职权的现象，甚至在皇帝面前也会有放肆恣纵的行为。推本溯源，这一结果正是雍正本人为使年羹尧死心塌地的卖力而给予超常的宠信优渥所造成的。多疑善变的雍正，此刻已不敢再以年为心腹，他深怕年羹尧会发展成尾大不掉之势，真的同自己作对。在他的眼里，年羹尧已从心腹变成了隐患！
雍正的性格，喜怒不定。对待臣下，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然对年羹尧已生敌意，他便狠下心来，决定将年除掉，以便弭患于未然。自然，下这番决心之前，他全面计算了得失利弊，权衡的结果是：政局、战局都已基本稳定，年之才，不再是非用不可了；而年作为隐患，却时刻威胁着自己，绝不能掉以轻心，还是早下手剪除为上策。
雍正主意立定，便开始付诸行动。当然，得师出有名，寻找个好下手的机会。机会是年羹尧自己提供的，1725年春，有所谓“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祥瑞，朝臣纷纷上贺表，年羹尧在贺表里恭颂雍正朝乾夕惕，日理万机，但误把“朝乾夕惕”书为“夕惕朝乾”。雍正借此为题，大加发挥，指责年羹尧有意倒置，说他“自恃有功，显露其不敬之意，其谬误之处断非无心”，责令其“明白回奏”，从而揭开了杀年的序幕。
3月，年羹尧的命运，急转直下。雍正一面不停地对年羹尧严旨切责，一面着手更换川陕官员，将年的心腹调换殆尽。4月，即颁旨，说年“怠玩昏愦，不可复任总督”收缴了他的抚远大将军印，调为杭州将军。还借口有“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的谣言，寓意颇深地对年说道：“朕想你若自称帝号，乃天定数也，朕亦难挽……你若负朕，不知上苍如何发落你也。”这分明是有意将年羹尧往谋反的罪名上攀，胸中杀机，已表露出来。
不过，杀年羹尧容易，要让朝野内外认为年羹尧实在是自取其祸，而皇上是一再宽容，仁至义尽，不得不杀，却不是一件容易事。于是，雍正下令地方大员就年的所作所为以及如何处置各抒已见。上意既明，大臣们自然看皇帝脸色行事，纷纷对年争相弹劾，说他居心叵测，目无皇上，大逆不道，于法不容，应依大不敬罪斩决。雍正乃以俯从群臣所请为名，开始了对年的零敲碎剐。6月，革掉太保；7月8日，追夺黄带、紫缰，收回四团龙补服；19日，将爵位由一等公降为二等公；25日，再降为三等公；27日，革去杭州将军，官职被降为闲散章京。随后又一再降级，直至削去一切职务。
1725年秋月，雍正降旨将年羹尧逮捕下狱，11月押解至京。12月，经议政大臣三法司，九卿共同审议，以年羹尧犯有92款大罪上奏，请求立正典刑。
92款大罪里，为首的一款是有大逆之罪5条，大逆中最主要的有两条，一条是与道人静一、占象人邹鲁等图谋不轨。但《永宪录》中有关的审讯记载告诉人们，这一条纯粹是硬给年加上的，连雍正自己都觉得不落实，承认此罪“事迹尚未昭著”（《清世宗实录》卷39）。另一条，是说年家中藏有二十八副锁子甲和一些箭镞、铅子等军需品。这更是罗织罪名、诬加之词，试想年羹尧统军数十年，多次征战，家中仆役，卫士。侍从手边身上有若干军需用品，岂不是很自然的吗？以此为谋反证据，焉能遮天下人耳目！
可是雍正觉得这还不够。要“公正”地置年于死地，不仅要有必死之罪，还要抹杀其功绩，使他不能援“议功”之例，罚从未减。年羹尧公开的勋业，最大的莫过于平定青海。因此，雍正特意予以痛贬，说年“青海用兵以来，尔残杀无辜，颠倒军政”，“筹画边机如此草率，是诚何心！”这样一来，羹尧不但无功，反倒有过了。按九十二款罪，年羹尧应大辟，最后雍正却故作姿态，从宽处理，下旨令年羹尧狱中自裁。叱咤一时的年大将军，就这样以三尺白绫了却了一生。
在雍正看来，赐年自尽，这已是格外开恩了，年羹尧对此应表示感激才是，故在年自尽之前，雍正还特意警告说：“尔自尽后，稍有含怨之意，则佛书所谓永堕地狱者，虽万劫亦不能消汝罪孽也。”这是让其死而不敢含怨，其专横强暴，竟到了这般的地步！那位红极一时的年贵妃，也在羹尧死前畏祸自尽。曾几何时，雍正信誓旦旦，表示要与年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而结局却是这般悲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