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洋芋疙瘩
记得吃洋芋疙瘩,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改革开放没有几年。人们的生活很艰苦,还在温饱线上挣扎。
那时候,外出打工潮也还没有吹到我们那个偏僻的小山村。人们都窝在村子里抄白纸(古法造纸),修理地球。往槽水里找生活,向土地要效益,维持着一家人的生计。
因为缺乏粮食,人们拼命地种庄稼。不仅种近处的,远处的,高山上的也种,田边地角,坡坡坎坎都种,种一切可种的地方。种洋芋、种包谷、种花豆、种黄豆、种荞麦、种高粱、种水稻、种南瓜、种菜……种一切可以吃的东西。
一块地里,往往不只种一样庄稼,而是根据土地的肥瘦,进行套种。比如,肥一点的地里,种了洋芋后,种包谷、大豆、黄豆。秋收后,又种上白菜、萝卜。瘦一点的沙沙地,种了洋芋后,点些黄豆,秋收后撒些荞麦。总之,不土让地闲着,人闲地不闲。
那时候,大人小孩也都勤快,整天难得呆在家里,不是在地里,就是在去地里的路上。乡间的小路,走得明晃晃的。路两旁的野草,砍得干干净净。地里土边,打理得清清爽爽。庄稼,也要薅两道,不留一蔸杂草。
家家都喂牛,除了犁土,还能踩粪。煤灰也留着,拌点大粪,就是很好的底肥。也烧土皮灰,地里铲得干干净净的,土皮灰里拌上大粪,能节省不少化肥。
那时候,离家两三公里的洼地大坡、扎营坡,还有家背后的黄家山林的沙面地,全都种上庄稼。种包谷、种洋芋、种黄豆、种荞麦。因为挨着山林近,庄稼常被山雀、野兔、耗子糟蹋。对于这些精灵,父亲无可奈何。
父亲将家背后的一个长满灌木的山坡开荒出来。开始种洋芋。过了一两年,套种黄豆。后来,又套种包谷。父亲还在土坎上种些杉树。几年时间,杉树便成林了。在父亲的精心打理下,那个满是沙石,只有七八分地的山坡,能产十几背洋芋,一百来斤黄豆。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不够吃。那时候,村里家家吃的是包谷饭。能大米饭的人家,算是“大户”。我们要吃上大米饭,只有生病的时候。母亲会撮上小半碗米,淘洗干净,蒸饭的时候,放在甑子底下焖熟了,给生病的孩子开小灶。
因为饭不够吃,家庭主妇们便变着法子维持着一家人的一日三餐。比如,吃了一顿包谷饭,煮一锅洋芋,就是一顿。或是舀上一碗甜酒和水烧开了,滚些高粱团倒进去煮,吃高粱粑粑,也是一顿。
母亲除了做高粱粑粑,做得最多的就是洋芋疙瘩。洋芋疙瘩的做法简单。将洋芋洗净(不去皮),剁细,洗去淀粉,滤干,将苦荞面裹在洋芋表面,蒸熟即可。
洋芋疙瘩下菜,泡汤都不好吃。最经典的吃法是用油干炒。舀少许猪油,烧热了,将洋芋疙瘩倒进去,炒热了,加入盐巴,泼点辣子水,再炒上几铲,油焙洋芋疙瘩便可以出锅了。如果加入点葱花,那就非常完美了。
苦麦的味道融进洋芋里,闻起来就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吃起来,特有嚼劲,满嘴回甜。我们几兄弟,什么也不用下,就可以吃上几大碗。
母亲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多年了。现在,我们也不再为吃饱饭而发愁。但是,对于洋芋疙瘩的思念,却与日俱增。我知道,我思量洋芋疙瘩,更思量的是母亲。
如今,村子里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远一点的地,都丢了荒。就是村子周边的地,有些也丢了荒。家庭主妇,也不会为了维持一家人的一日三餐而绞尽脑汁。
现在,人们不会为吃饱饭而发愁。相反,人们发愁的人是因为营养过剩而产生的“富贵病”。那时的包谷、荞麦、高梁等粗粮,在如今却成了香饽饽,受到了吃惯了白米酒肉的人们的追捧。
时过境迁。以前猪吃的所谓猪草,现在也堂而皇之的走进了野菜馆。但是,这些变迁迁母亲都无法看到了,也无法想到。母亲的记忆,只停留在那个青黄不接的岁月里。
我不知道,洋芋疙瘩是不是母亲的首创。但是我肯定,以后不再有人做洋芋疙瘩。母亲远去了,岁月也远去。
母亲去世时,我才十四岁。对母亲的记忆,只是一些生活片断。洋芋疙瘩,也许是母亲留给我童年的还算清晰的一个片断吧。
(载于《纳雍报》2018年10月26日第1879期文艺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