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有多难？看艺术家怎么当老师！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教师节，在老师与学生们“相爱相杀”的日常背后，也藏着难以言表的不易与鲜为人知的个性。今天，时尚芭莎艺术带你了解历史上艺术名师的独特心路历程，以及在“老师”固有标签背后的故事。
殊途同归
学生时代的你扮演的是一个令人省心的乖学生角色，还是不交作业、不爱听讲，让老师成日担忧的叛逆形象？回想起旧时光里被气得无可奈何的老师们，倘若角色互换，你会选择进入学府、站上讲台吗？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殊不知，艺术名师们走上教育之路的初衷并非都这么“深明大义”，而是形形色色、不尽相同。
著名画家学院（Famous Artists School）教员
经济因素显然是艺术家们做选择时绕不开的一道槛，更何况是战火频繁、经济动荡的时代。被誉为“抽象表现主义之父”的汉斯·霍夫曼（Hans Hofmann）成为艺术教育者的契机算是受环境“所迫”。
移居美国后，霍夫曼发现自己的作品在当地并没有市场，他不得不依赖从学校获得的收入。上世纪30代期间，他不断辗转于美国各校任教，并开设了“汉斯·霍夫曼美术学院”（Hans Hofmann School of Fine Arts）。
汉斯·霍夫曼在工作室
直至50年代，公众看待现代艺术的目光逐渐改变，美国也随纽约画派的走红而成为现代艺术的焦点。霍夫曼发现自己卖得出画了。因而当可以纯靠艺术收入过上很好的生活时，他决定关闭学校，将余生奉献给自己的创作。
汉斯·霍夫曼《Two Pyramids》，布面油画，92×122.5cm，1952年
汉斯·霍夫曼《The Fruitiere》，蛋彩画，51.4×30.5cm，1935年
同样怀着“二心”走上教育事业的保罗·克利（Paul Klee）则起步于名师云集的包豪斯学院，该学校对现代艺术演进的重要意义已无需赘言。院长兼建筑师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的初心与他此前创立的艺术职业协会（Arbeitsrat für Kunst）目标一致——如何通过他们的艺术理念帮助塑造未来的年轻艺术家。与之相较，保罗·克利则稍显“私心”暗藏。
在研究员沃尔夫冈·托纳（Wolfgang Thöner）的评述中，于包豪斯度过的教职生涯为克利带来的是“丰厚的薪水、体面的工作和由格罗皮乌斯设计、附带大工作室的宽敞房子”。他流连于世俗钦羡的目光以及中上阶层舒适的生活，以至于当包豪斯在20年代后期陷入财务困境时，格罗皮乌斯要求他减薪，但被断然拒绝。
包豪斯的大师们在包豪斯德绍教学楼屋顶上的合影
即便初心或许不算十分“纯粹”，但诸位艺术大师对现当代艺术进程的推动以及对后世艺术家的深远影响却不能抹除。无论其师之道起于何源，最终都殊途同归。
亦爱亦“恨”
与每个人创作中独一无二的艺术语言类似，名师们的教育理念与方式也极具鲜明的个性标签。曾在艺术院校中学习过的人或许对此深有同感，他者则可能难以想象——艺术课堂中的老师有时偏执到“油盐不进”的地步。然而老师并非圣贤，有人爱他的同时自然也会有人“恨”他。
汉斯·霍夫曼《Das Liede Der Liebe (Song of Love)》，布面油画，92.1×122.6cm，1952年
当霍夫曼批评学生的作品时，他会变得非常情绪化，并以强行“更正”它们而闻名，有时甚至会将作品撕成碎片。著名艺评家和历史学家哈罗德·罗森伯格（Harold Rosenberg）对此有着极富画面感的描述：“老师（霍夫曼）从课堂中出来，浑身湿透、精疲力竭……而学生则多数张大了嘴巴，也许还怀着对他们的草图被这位杂食大师'破坏’的怨恨。”
也许在面对认知中“没有天赋”的作品时过于暴躁，但霍夫曼始终全神贯注于教学事业。为避免过于沉迷创作，从而有损自己作为教师的能力，他必须小心翼翼地将“艺术家”霍夫曼与“教师”霍夫曼区分开来。同时，他尽量不向学生展示自己的作品，以免被认为他的方法就等于“正确”，并且耽于模仿而非理解创作背后的原则。
当然，并非所有学生对霍夫曼的评价都如此动听。艺术家Harry Andrew Jackson形容他为“一个悲惨、专横的老混球”；波普艺术家雷德·格鲁姆斯（Red Grooms）也同样对之心怀不满，因他曾将自己的作品嘲讽作“儿童玩具”。
无独有偶，克利的教职生涯面对的也是趋向两极的不同评价。艺术家的备课过程极尽所能地精细，在包豪斯任教的十年中，他共准备了3900余份带有课堂笔记的手写材料页。
此外，克利的教学模式对智力要求很高。或许有些学生无法掌握，但其他许多学生很喜欢它并从中受益匪浅。同时，克利的教学风格与霍夫曼的相似之处在于强调自己的方式不是唯一解。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他注重告诉学生自己如何在创作中做出选择，且并不教条。其实，教学风格千人千面，正是大师的个人风格和艺术哲学使学校、课堂变得伟大。
话虽如此，他依然有任性、叛逆的一面。与霍夫曼恰恰相反，克利将自己的艺术创作排在所有工作优先级的最高位。有时他根本不来上课，也不通知学生或同事，并对学院发出的返校要求置若罔闻——“首先，我是一名工作中的艺术家。”
保罗·克利《Tänzerin》，布面油画，66×56cm，1932年
保罗·克利《Gartenfigur》，布面油画，81.5×61.3cm，1932年
清修“象牙塔”
校园历来被视作隔离于社会横流之外的“象牙塔”，而受益人并不限于学生。对老师而言，这同样是使他们能心无旁骛、安于研究的清净之所。艺术家约瑟夫·阿尔伯斯（Josef Albers）32岁入读包豪斯，仅过三年便留校任教，由最初的表现主义者逐渐开始转向新的抽象原则和不同寻常的材料，并于任教期间发展出经由染色、喷砂等方式打造的著名玻璃组合，找到了独属于自己的基调与方式。
保罗·克利同样得益于较为“安逸”的校园环境。其约一万件作品中（以小型水彩画和纸上绘画为主）近一半都在于包豪斯任教的十年时光里完成，并且作品之间差异显著。部分与设置的课程主题有关，有些则与他对色彩结构的研究有关，例如1923年创作的《静态-动态渐变》。同年，克利画了《沼地的口技艺人和他的叫喊》，彰显其幽默、怪诞的幻想。
后浪激涌离不开前浪的推动，正是有了传授技艺、不断探索理论的先师，无数艺术大家才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发掘出独树一帜的风格并创作出超越时代的巨作。学生时代少不了与老师的斗智斗勇以及酸甜苦辣相交融的错综情感，在百感交集之余，我们同样能够理解他们的不易与坚守的艺术匠心。最后，时尚芭莎艺术祝各位老师们节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