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古苍浑自然天成 ——西汉《五凤刻石》赏析
高古苍浑自然天成
——西汉《五凤刻石》赏析
□ 刘瑜
《五凤刻石》亦称《鲁孝王刻石》,西汉宣帝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刻,石之右半部刻有“五凤二年鲁卅四年六月四日成”十三字,记录了孔庙前大殿的竣工日期;左半部刻有金代章宗时期开州刺史高德裔的题跋“……明昌二年诏修孔子圣庙,匠者取池石以充用,土中偶得此石”,记载了刻石出土的历史事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该刻石现藏于山东曲阜孔庙碑廊。
西汉至新王莽时期二百余年,崇尚节俭,清净养民,刻石仅二十余件,况形制短小,书刻随意,《五凤刻石》是现存西汉诸刻石中出土年代较早的一方,且保存完整,字口较为清晰,是研究当时书体演变、书法审美不可或缺的实物依据,历史和艺术价值弥足珍贵。
《五凤刻石》的结体古茂凝练、宽博疏放,已从秦篆中脱胎出来,历经西汉初期篆隶杂糅的混沌过渡阶段,逐渐形成“古隶”的面貌。大部分的字趋向于方扁结构,改篆书的长笔、曲笔为短笔、直笔,如“卅”“月”两字有意识将字形缩短、拉宽;“成”字将横画舒展,扩充字内空间,字形变小篆的瘦长为方正。《五凤刻石》的字大小不等长短不齐,稚拙有趣且一派天真,保留着生动的灵气,具有出人意料之美。不似大家熟悉的《曹全碑》《乙瑛碑》,那是东汉隶书成熟后定量化、规则化的“今隶”结字。
刻石的章法布白一如众星之列河汉,浑然天成。十三字作三行分布,字与字纵向紧密,行间宽阔,形成纵成行横不成列的布局。这是西汉古隶的早期特征,尚未完全脱离篆书的布局方式,与今隶中强调横势的章法颇为不同。但是,此刻石又有意识地打破秦刻石那般匀整的排列,其中“年”字的处理颇令人玩味:右边第一行末“年”字的中竖刻意拉长,与上面扁形的“二”字共同形成一个紧密的字组块面;而第二行最后的“年”字更是明显受到了简书的影响,将长竖一贯而下,强化了重心和轴线,气贯长虹、率性大方,令人印象深刻。两个“年”字虽比肩相邻,却虚实相间、疏密有致,毫无雷同之嫌,足见艺术手法之高妙。
《五凤刻石》用笔沉着刚劲,方圆并用,略带篆势,兼具汉简笔意,“二”“六”等字的横画或撇、点虽无波磔之具体形象,但已萌发出“蚕头燕尾”的迹象和意味;“凤”“鲁”等字的转折处选择了方折用笔,却还未完全去掉圆意;“成”字的斜钩则饱含简书的意境。其波澜不惊、率真质朴的书法韵味与汉之石雕、画像石等不拘细节修饰的古朴艺术形态殊途同归。
继西汉《五凤刻石》诞生百年后,东汉时期又出现了《三老忌日碑》《开通褒斜道刻石》及《祀三公山碑》等一批古隶经典之作,直接影响着后世隶书的发展。《五凤刻石》给予我们书体演变的线索和美的灵感与启示,从字与字、行与行间的相辅相生及其呈现出的苍茫之气中,感受到古人书法返璞归真的本质。
《五凤刻石》拓片
公元前56年(鲁孝王三十四年,即五凤二年)刻,此石于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重修曲阜孔庙时,得自鲁灵光殿基西南三十步之太子钓鱼池。当时工匠取石维修孔庙,提领修庙的开州刺史高德裔随即移石入孔庙,现存孔庙东庑。
刻石长71.5厘米,左高38厘米,右高40厘米,厚43厘米,石灰岩质。共十三字,曰:“五凤二年鲁卅四年六月四日成”,3行,隶书,仍带有篆书笔意,简质古朴。刻字处宽25厘米,高24.5厘米,凿成龛形。左侧刻高德裔发现此石的题记。
此刻是继《居摄两坟坛》出土之后最早之西汉刻石。历代金石学家多有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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