肠易激综合征的中医辨证论治

目的：在中医典籍文献中寻找有关肠易激综合征的辨证论治方法,并加以列举、比较及整合,之后把近代中医学对于肠易激综合征的研究与与之整理,并分析中医对于肠易激综合征分型治疗的规律性与一致性,归纳肠易激综合征的证型与论治方法,使肠易激综合征的辨证论治能够趋向统一性,希望从中寻找更好、更有效的肠易激综合征的辨证与治疗方法。 方法：以「肠易激综合征」、「腹痛」、「腹泻」、「便秘」等为关键词搜索资料库全文,找寻相关典籍及文献。将找到的典籍及文献加以整理、分类,并按年代排序。详读全文,互相对照比较,且加以整理、记录、分析有关肠易激综合征从古至今各种不同的辨证论治及所使用的方药。与老师跟诊,搜集有关肠易激综合征之最新病历。将所有资料再次整理、分析、统计、记录,并归纳出结果。依据资料里得出的结果加以探讨、研究,并得出结论。 结果：在中医学的古典医籍之中,虽然未见肠易激综合征一词,但其中对于泄泻、便秘、腹痛等肠胃病的症状描述,有些却与现今肠易激综合征的症状多有相似,因此其所用之治疗方法及所使用之中药方剂至今仍适用于一些肠易激综合征的症状上,更有些俨然己成为现今肠易激综合征治疗的常用方,例如“痛泻药方”。 纵观先秦时代至明清时期的中医典籍文献,有许多对于脾胃病的辨证论治对于现今肠易激综合征的治疗提供了极高的参考价值。在《黄帝内经》及《难经》里头探讨了脾、胃、肝、肾、心、肺等之间的关系,以及泄泻、便秘与各脏腑之间的关系,虽未论及方药的部分,却为后世肠易激综合征的辨治与方药的发展奠定深厚的基础。从《伤寒论》及《金匮要略》开始,已有方药的施治,张仲景辨证论治的精神与方药的使用,对后世肠易激综合征的治疗影响深远,其中所使用的理中汤、甘草泻心汤、厚朴三物汤等亦是现今肠易激综合征的常用方。到了隋代的《诸病源候论》相较于过去的医家论及腹泻多只注重脾胃,巢氏注重肠腑的病因病机所导致的腹泻,对于之后治疗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除了治脾胃以外,也可以从大肠着手,使用一些归大肠经的中药治疗,提供了一项全新的思考方向,其对腹泻、便秘的病因病机描述详细,也提供后世对于肠易激综合之征辨证论治深厚的基础。唐代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带出了脏腑辨证的思维,在方药治疗上也多有创新,如今治疗肠易激综合征之常用方如健脾丸、温脾汤等,即是出自于此。宋元时期是脾胃学说的鼎盛时期,《脾胃论》即是此一时期的代表作,对于后世“治病首当顾护脾胃”的这一思想奠下极深的基础,当然这对属于消化系统疾病的肠易激综合征也有深远的音响,在《脾胃论》里头的补中益气汤、润肠丸等更为现今肠易激综合征的代表用药之一。元代朱丹溪除了承袭前人顾护脾胃的思想,更独创滋阴理论,常于方药中添加熟地、知母、白芍等滋阴养血,使其补而不燥,升阳滋阴能相互兼顾,在《丹溪心法》更创现今肠易激综合征最常用的一经典名方——“痛泻要方”,此方加入了防风,体现了朱丹溪“泄泻从湿治有多法”、“风药发郁”、“风能胜湿”的理念,再依其滋阴理论加入白芍,除养血柔肝止痛外,也缓和风药之燥性,对肠易激综合征的用药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依据。明清时期在医学理论与临证实践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多有创新,明代《医贯》完整论述了“命门学说”,深究脾肾关系,对于肠易激综合征属脾肾阳虚型,出现五更泻的患者,有套完美的参考依据。《景岳全书》为中医学史上一代表明著之一,里头当然也论及有关肠易激综合征的泄泻与便秘等问题,其许多治疗观点与方药对现今肠易激综合征治疗影响深远,例如张氏认为“分利法”虽能治泻,但必须明辨病证之虚实,以免重伤其本；对于饮酒过量导致的泄泻,提出当分辨湿热证与寒湿证；在便秘方面将其简单分为“阴结”与“阳结”,这对于肠易激综合征便秘型的治疗提供了清晰、简化且直接的思考方向,除此,

张氏亦创许多现今肠易激综合征的常用方剂,如胃关煎、右归丸、济川煎等等。清代叶天士创“胃阴学说”,提倡之脾胃分治,继东垣脾胃学说以来的又一大创新。另外还有提出“久病入络”等理论,为后世医学有深远影响。

结论：现在临床上对于肠易激综合征的辨证论治基本以肝郁脾虚型为辨证方向,治疗

肠易激综合征上对党参、白术、茯苓的使用率偏高,可见其对于脾胃之气的重视,以此补脾健胃、燥湿止泻；在防风的使用上也很频繁,体现了“痛泻要方”的精神,以风药升阳燥湿、舒达肝气,并常与白芍搭配,缓其燥性：

对于有寒证的患者,多添加附子干姜、炮姜等温热之品；对于久泻多年的患者,常加入一些收涩剂,如诃子肉、乌梅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