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生命教育

关于现代性和生命教育

森林狂想曲 音乐： 陶笛-犹豫的泥巴

波兰著名的犹太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著作《现代性和大tusha》中深刻洞察了二战中纳粹对犹太tusha的真正原因。鲍曼说，二战中纳粹对犹太人有组织、有规模的灭绝是一种特殊的现象，和历史上发生的其他的大tusha都不同，它是现代性本身造成的。大tusha和现代性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鲍曼又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

        我们一般认为，文明的进程是由野蛮走向开化的过程，在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人类的文明图景是逐渐提升的，就像发生在中世纪的宗教战争等悲剧是非文明时代的产物。但发生在20世纪的纳粹大tusha把这一美好的图景打回现实。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次文明的大倒退呢？有人说是因为文明的暂时失灵，纳粹内心极端之恶被释放出来的结果，但鲍曼认为并不是，鲍曼认为如果用纳粹的极端之恶去解释这场大tusha,反而会忽视其背后真正的原因。鲍曼解释道，并不是每个参与到那场大tusha中的纳粹个体都表现出极端之恶，因为大tusha不仅仅是极端之恶的产物，更是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产物。首先，现代性导致了明确的分工，在纳粹组织里，职责明确，分工清晰，一个任务被分解成若干个步骤，纳粹组织通过高度动员力为实施这分工提供了可能性。一个完整的命令被拆分，下达指令的，传输命令的，负责抓捕的，负责运输的，甚至焚shi炉点火的都是不同的个体。在这种分工下，组织成为一台精密的齿轮，每个人都是在执行命令，并不为最终的结果负责。除了追责到希特勒，没有一个具体的人能承担最终的责任。其次，人不再是目的，甚至不再是工具，而是被物化成一个目标。在纳粹大tusha中，活生生的人成了一张张具体的表格，一个个具体的数字，下达命令的纳粹军官看到的仅仅是被拆分的任务，数字，表格和文件，他们不再面对活生生的人，这种对人的极度物化，消解了他们的基本同理心，导致这场惨绝人寰的tusha，充满了现代性的冰冷，再次，传统道德的失效，在所有的道德体系中都会有敬畏生命的伦理观，而在纳粹大tusha中，传统道德失效了。纳粹建立了一种崭新的道德，这种道德就是对权威的绝对服从。鲍曼更深刻的洞察出一种过程，他叫这个过程为'道德消失点'，他说当人们距离很近时，你面对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这时候人们之间会有道德感的存在，而现代性的分工，拉远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导致了人们远离真实的个体，人们对他人的道德责任开始萎缩、模糊，直到完全分离，这一刻“道德消失点”产生了。鲍曼说，纳粹大tusha这场大规模、有组织的对人性的摧残是建立在人类理性之下的现代性产物，是现代分工、技术管理、组织高度理性化的一次共谋，这个结论深刻而令人震惊，从鲍曼对现代性的分析，回望我们所处的世界，更证明了鲍曼的敏锐洞察。为什么键盘侠横行？为什么恶意满满的人无处不在？为什么现代社会道德越来越缺失？这些都和鲍曼的“道德消失点”有关。在现代的分工体系中，真实而鲜活的世界，被分解成一个个井然有序分工明确的步骤，每一个分工之间，存在着专业、认知、技术的壁垒，鲜活的世界被一道帷幕遮盖，产生了越来越多鲍曼所说的“道德消失点”，这就是为什么医生认为病人不可理喻，而病人认为医生居心叵测，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一边吃鸡肉一边看到sha鸡的摊贩就要骂他们残忍，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表面看温文尔雅的纳粹会集体做出惨绝人寰的行动。现代性用巨大的帷幕遮盖了真实的世界，导致我们只看到了表层，而缺失了对世界的体验，因为缺乏体验，人们对生命不再有生动的悲悯和人性深处的共鸣，si亡仅仅成了一个词汇，而人类的同理心和悲悯精神是靠一个词汇无法树立起来的。

        据说日本有一种生命教育，他们让孩子从小养一只小鸡或者小鸭，当小鸡小鸭被养大的时候，再让他们亲手做成菜吃掉，在孩子们悲惨的哭声和巨大的心灵震撼中，日本完成了对一个孩子生命教育的启蒙。日本这种极端的方式让人内心充满震撼，我们绝不认同对孩子用如此的方式去获得生命教育的体验，但当我们抛开现代文明温情的面纱，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一种活生生的，面对面的，突破现代冗长的分工链条的真实的生命教育是我们所欠缺的。现代性不可避免，我们不可能退回到没有分工的原始时代，所以我们要找到更好的方法去弥补现代性带来的对生命的体验缺乏、共情丧失、物化人性和道德消失的先天不足。我们要真正完成对孩子的生命教育启蒙，让他们既能够享受到现代性的便捷，也能够体验到田园时代人类对生命崇高性的共情和悲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