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传教士汤若望为什么不想在清朝做官 | 彰考局
公元1644年，明廷覆灭，满洲铁骑入关。
此时，耶稣会士汤若望（1622年进入中国内陆传教，与利玛窦并称“耶稣会二雄”）身居北京城，他与其他耶稣会士经营的传教事业因战乱跌入谷底，几十年心血付之一炬。
为明朝做过事的汤若望，竟然成为“明清易代”的见证者，他既迷惑又纠结。
最终，汤若望选择归顺清廷，不过，当清廷要让他做官时，他犯了“选择恐惧症”。
这是“彰考局”为你推送的第 67 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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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局里的“吉兆”。
● 表现好，要做官。
● 要做官，还是要上帝。
● “上帝仆人汤若望，被监正汤若望冷落一旁”。
原标题▼汤若望的纠结
撰文▼ 顾岱（彰考局专栏作者）
乱局里的“吉兆”
“他（崇祯皇帝）就将他的腿脚上的靴甲解除，把头上的冠冕去掉，在一个亭子中的横梁上自行吊死……南城被太监出卖之次日，即四月二十五日，李贼（李自成农民军）大群，数近三十万……侵入北城。”①
汤若望笔下的崇祯皇帝之死，宛在眼前，同时在华传教士也因明廷覆灭流离失所，他觉得，传教士因为与当权者走得太近，才导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此前利玛窦所提倡的利用自然科学来为传教事业“开道”，并且与统治者建立亲密关系的温和方式，恐怕行不通了。
▲传教士基歇尔《中国图像》的卷首插画。图上，传教士汤若望（左）与利玛窦（右）拉开中国地图，向西方介绍中国。
一番思量，汤若望将过去“修历”所用的书籍、木板搁置屋内，下决心再不触碰，重新回归教务。不想，已是穷途末路的李自成农民军扫荡京城，汤若望的住宅未能幸免，“一间侧室独独焚毁，仿佛用刀子把他切下的一般，”但是，“火焰已扑至那干枯木板上……一字并未焚毁”，②为“修历”所用的木板“逃过一劫”，汤若望认为，这是来自上帝的佑护与示警，“我实在没办法不去想：易燃之物安然无恙，此一异象必是吉兆。”③
1644年农历五月，大清睿亲王多尔衮率军进入京师。不久，清廷内院传令：“三天之内北城汉人住户须一律迁出。”④
联系到此前为明廷“修历”所用木板应燃而未燃的“吉兆”，汤若望决意重新认可利玛窦的传教策略，便走出住宅，投降北京城的新主人，他跪呈禀贴：
臣自大西洋八万里航海来京……迄今住京二十余年。于崇祯二年间，因旧历舛讹，奉前朝敕修政历法……著有历书表法一百四十余卷……念臣住居宣武门内城下中城地方……堂中所供圣像，龛座重大，而西方带来经书不下三千余部……至于翻译已刻修历书板，数架充栋，诚恐仓猝挪移，必多散失……⑤
此时，定鼎中原的满人，迫切需要证明天命所归，便对汤若望主动递上的筹码——为前朝改良历法的丰富经验和一个还未来得及施行的成果——《崇祯历书》，欣然接受。第二天，汤若望便拿到摄政王颁给的清字令旨。
汤若望，与他的“信仰”与“科学”，都奇迹般地留存乱世。
表现好，要做官
为赢得新政权的好感与庇佑，汤若望暂时放下教务，做大量的、繁重的世俗工作。
鉴于“举贤为国，自无葑菲之遗”⑥，汤若望帮新王朝厘清前朝历局的供事人员及纷杂事务，制作并呈上新的浑天星球、地平日晷及窥远镜；为与大统、回回二历一较高下，又献上京师、各省所见食限分秒时刻，并拔得头筹；还反复删改历书，终成《时宪历》，匹配新王朝“钦崇天道，敬授人时”⑦之名，说汤若望“所有精力耗费于科学天文之研究”⑧并非夸大。
汤若望这么努力，让耶稣会在清朝赢得一席之地，并随其恩宠加深，威望渐著。噶比亚尼神甫曾言：
每个本教团或别的教团的传教士，只要说明自己是沙尔（汤若望）的同志，就可以自由进入中国，受到皇族成员和人民的尊重，并且被允许自由传教。⑨
▲西方传教士所绘的汤若望与顺治帝
顺治元年十一月的一道圣旨，似能为耶稣会士带来更大荣耀，这道圣旨针对汤若望：
钦天监印信著汤若望掌管。所属该监官员，嗣后一切进历、占候、选择等项，悉听掌印官举行。⑩
清廷很明确，汤若望要做官，做钦天监监正。
汤若望很纠结。明朝时期，当权者对传教士“疑而用之”，并不委以官职，只以御赐匾额、厚赏酒饭示以敬意。再者，教规也不允许耶稣会士出任任何世俗官职，明朝这份不近不远的殊荣恰使耶稣会士在“教规”与“世俗”中两全其美。
如今，清帝对汤若望的欣赏与重用，已转化为一种更直接的方式——做官。
一方面，传教不得不依附统治者，另一方面，汤若望当官意味着践踏天主教规。
汤若望很尴尬。
要做官，还是要上帝
一开始，汤若望不想做官，便一口回绝：
臣思从幼辞家学道，誓绝宦婚，决无服官之理。况臣叠尊督率职掌之旨，料理历法无难。至于掌管印信，臣何敢当也。伏乞皇上收回成命。⑪
汤氏的“誓绝宦婚”，并未说服清帝，顺治帝态度坚定：“汤若望著遵旨任事，不准辞”⑫。
四天后，汤若望再上疏拒绝：
臣辞家学道，誓绝世荣。传教东来，志非干禄。若以避荣之人，而司衙门官印事，不相宜。⑬
他为清帝想好“折中之策”：以非正式的“督理钦天监关防”来替代正式的“钦天监印信”，从而平衡教、俗，但这一努力依旧徒劳，清帝再下旨督促汤若望接管钦天监，且毫无转圜余地。
汤若望拒绝出仕，在耶稣会内部引起轩然大波。
会长傅汎济多次致函，劝说汤若望“接受这个官职，连带这官职上一切义务与衔号，无须再多事拒绝”，他害怕“人们对于汤若望的辞谢，将要误解为对于旧朝的忠心表示”。⑭
▲汤若望。
明亡清兴的背景下，傅汎济的担忧不无道理。在利玛窦成功的传教方式指引下，他清楚讨好当权者的重要性，在清朝需要汤若望的情形下，汤若望一再回绝，许多耶稣会士，都害怕此举会将已有所成的传教事业再次拖入深渊。
清廷与耶稣会的双重压力迫使汤若望最终选择出任世俗官职。
顺治元年十二月二十日，汤氏奏疏中的头衔不再是往日的“修政历法臣汤若望”，而变为“修政历法管监正事臣汤若望”。几个字的差别，涵义大不同，汤若望“竟是背反着他自己的意志，而成了一位中国朝廷上的官吏了”⑮。
上帝仆人汤若望
被监正汤若望冷落一旁
在古代东方帝制强权社会，外来传教者必须仰仗统治者的一念之仁。这个道理，利玛窦最先知晓，他大胆将“上帝荣耀”让位于“自然科学”，从而有了这个受尽非议，却在中华大获成功的传教策略。
可是，这一方式同样带来的弊端是，传教士与朝廷牢牢捆绑，这是希望，亦是绝望。清廷要汤若望做官，在耀眼的“封官加爵”背后，未尝不是对汤若望——这个颇受清帝赏识的难得人才的变相约束。而汤若望选择接受，造成双重身份的裂变：
上帝的仆人汤若望，竟被身为中国钦天监监正的汤若望冷落一旁。⑯
在这条由“科学”牵线的路上，耶稣会士汤若望无疑走得最好，走得最远。他耗费生命中绝大多数时间，来为中国统治者做天文学家、工程师、制钟匠、艺术家，满心以为凭此可以寻求所有人，包括高高在上的帝王，皈依天主教。可现实却是，十九世纪初的西方宗教在东方也只不过是斑驳的记忆，中华帝国统治者看上的只是汤若望的科学才识，仅此而已。
EFERENCES
注释
①［德］魏特著，杨丙辰译：《汤若望传》，商务印书馆，1949年，第207-209页。
②［德］魏特著，杨丙辰译：《汤若望传》，第218-219页。
③［美］史景迁著，温洽溢译：《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9页。
④［德］魏特著，杨丙辰译：《汤若望传》，第220页。
⑤故宫博物院编：《西洋新法历书》，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3页。
⑥故宫博物院编：《西洋新法历书》，第4页。
⑦故宫博物院编：《西洋新法历书》，第11页。
⑧黄正谦：《西学东渐之序章——明末清初耶稣会史新论》，中华书局，2010年，第137页。
⑨［德］恩斯特·斯托莫著，达素彬、张晓虎译：《“通玄教师”汤若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11页。
⑩《清世祖实录》卷11，顺治元年十一月己酉条，中华书局，1986年。
⑪故宫博物院编：《西洋新法历书》，第38页。
⑫故宫博物院编：《西洋新法历书》，第39页。
⑬故宫博物院编：《西洋新法历书》，第40页。
⑭［德］魏特著，杨丙辰译：《汤若望传》，第239页。
⑮［德］魏特著，杨丙辰译：《汤若望传》，第240页。
⑯［美］史景迁著，温洽溢译：《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