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1
蕭諒墓誌及誌蓋
（毛陽光先生提供圖片）
蘭陵蕭氏家族為永嘉渡江的衣冠大姓，南朝齊梁兩代更貴為帝王，馀蔭綿遠，至隋唐時期仍然名家輩出。蕭誠出自蕭梁皇室，六世祖為梁武帝之侄蕭淵明，流落北朝，遂以鄴城為家，入唐則族居洛陽。這一支脈的蕭氏子孫史稱「齊梁房」，世代為官，至蕭誠、蕭諒、蕭
、蕭讓較為顯達，且以書法聞名於世。蕭氏兄弟在世時就得到「誠真諒草」的贊譽，中唐竇臮兄弟稱蕭誠為開元時代薛褚書體之最，晚唐韋續贊蕭諒草書「舞鶴交影，騰猿在空」，其昆仲蕭
、蕭讓及蕭諒之子蕭直均有工書之名，而蕭氏家族則不以「文章末藝，翰墨小能」為重，志在立功立言，故能正色立朝，不懼奸佞，武能綏邊，文可著述。本文將利用傳世史籍（包括正史、文集和金石專書）與新出墓誌互相釋證，以期對唐代書家蘭陵蕭氏家族的經歷、功業與交遊作更為詳細的梳理。
關於本文討論的唐代書家蘭陵蕭氏家族碑誌，朱關田、陳尚君、張乃翥、劉未、毛陽光、王家葵等均有前期研究，尤其朱關田、毛陽光還充分利用了金石專書和總集、別集中著錄的蕭氏所書碑刻，基本復原了蕭家世系和他們的經歷。各家利用的蕭氏墓誌如下：蕭元祚墓誌，蕭誠撰，蕭諒書，唐景龍二年（708）葬，開元二十三年（735）閏十一月一日與夫人唐氏改葬合祔，石藏河南偃師張海書法藝術館。蕭元禮墓誌，許景先撰並書，唐開元六年（718）十月二十二日，石藏河南洛陽師範學院。蕭元禮夫人張氏瘞窟題記，龍門石窟淨土堂北崖，年代不詳。蕭諒墓誌，韋述撰，蕭直書，唐天寶七載（748）三月二十六日葬，石藏河南偃師張海書法藝術館〔圖一、圖二〕。蕭
墓誌，無撰書人，唐開元二十三年（735）二月葬，洛陽文物工作隊於洛陽龍門張溝發掘出土，石藏洛陽文物考古研究院。
蕭讓墓誌，無撰書人，唐開元二十三年（735）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拓。蕭諼墓誌，邢宇撰，唐天寶二年十一月二日葬，石藏洛陽千唐志齋博物館。蕭直墓誌，獨孤及撰，唐大曆四年（769）十一月三十日葬。蕭均名墓誌，馮偁撰，唐天寶十二載十一月十七日葬，石藏洛陽千唐志齋博物館。蕭怤墓誌，陸瑀撰，唐大曆三年三月二十二日，石藏洛陽千唐志齋博物館。蕭詮之子某墓誌，穆員撰，唐貞元八年（792）十月二日葬。蕭岱隋為郡守，封高邑公，子蕭憬入唐為朝散大夫、湖州司馬，憬有四子，蕭元祚、蕭元禮、蕭禎、蕭元福。蕭元祚以門蔭起家，元禮解巾授豫州信褒縣主簿，入仕途徑相似；蕭元祚自貶官之後三徙官，不進一級，終於袁州萍鄉縣令，蕭元禮不過轉任三職，戰死於定州鼓城縣丞任上，死後獲贈使持節相州諸軍事、相州刺史之職，或因其子蕭
之故再贈太子詹事；蕭元福終於泗州司士參軍，蕭禎終於朝散大夫、慶州司馬，皆為下層官員。至蕭誠、蕭諒、蕭
、蕭諼、蕭讓一代則顯然有異，前輩積累的資源使得他們得以科舉出仕，蕭諒曾於藍田尉任上參加制舉及第，蕭
先以明法出身，後又制舉博學通藝科及第，蕭讓起家宿衛，後以判登科，亦是制舉及第，蕭諼崇文生明經及第；蕭諒長子蕭直與蕭諼相似，太學生明經及第，次子蕭立應制舉賢良方正科及第。從門蔭到科舉的出身轉變使得蕭誠、蕭諒、蕭
、蕭諼躋身中層官員，入則為郎官，出則為刺史，蕭諒長子蕭直大曆中官至給事中，贈吏部侍郎。蕭元祚、元禮一代婚娶晉昌唐氏、敦煌張氏，皆非顯赫士族，至蕭諒娶長安城南韋氏，蕭諼娶河東柳氏，門閥稍高。經歷安史之亂以後，蕭氏子孫則又沉於下僚，榮光不再，殆至唐末，蕭諒之玄孫蕭鄴為宣宗宰相，又有短暫的輝煌。觀察蘭陵蕭氏齊梁房，當以蕭誠、蕭諒昆仲為焦點，今略考碑誌所見蕭氏行事如下。
蕭誠，蘭陵人，歷監察御史、荊府兵曹（開元二十年）、恆州司馬（二十四年），入為太子善贊大夫，改司勳員外郎，後出為南陽郡長史，遷別駕（天寶二年），約卒於其後幾年。
今驗諸傳世文獻和新出碑誌，則訛誤遺漏頗多，需加釐正和增補。蕭誠、蕭諒之父蕭元祚卒於中宗神龍二年（705），其時蕭誠、蕭諒兄弟年紀尚小，未入仕途。《述書賦》竇蒙注云：「蕭公名誠，蘭陵人，梁之後，起家奉禮郎。開元初，時尚褚薛，公為之最。」由此推測，蕭誠起家奉禮郎，大約應在開元初年以前。武周時，王丘應制舉而拜太常寺奉禮郎，韋濟以弘文明經拜太常寺奉禮郎，蕭誠可能與之相似。蕭誠書跡最早的記錄為《上黨宮述聖頌》碑陰題名，趙明誠《金石錄》著錄張說撰《上黨宮述聖頌》刻石於開元十一年正月，立於潞州，蓋玄宗曾任潞州別駕，其地有故居，開元十一年玄宗東巡，途徑潞州，百姓請立碑頌德，張說遂有此作。碑陰題名，為蕭誠所書，朱關田推測碑陰題名當與《述聖頌》同時銘石，頗有道理。可惜《金石錄》等書均為著錄蕭誠的結銜，獨米芾云「御史蕭誠書太原題名，唐人無出其右」。所謂太原題名，當指《上黨宮述聖頌》碑陰，其拓或自太原傳來，米芾誤以為原碑在太原，故有此說。當時蕭誠結銜作「御史」，即監察御史，見於《唐御史台精舍題名碑》，這是開元十一年蕭誠所任官職。開元二十年十月所書《南嶽真君碑》署銜為荊州大都督府兵曹參軍，開元二十三年為其父蕭元祚撰墓誌銘時署前司勳員外郎，二十四年任朝議郎、恆州司馬，見《白鹿泉神祠碑》碑陰和孫逖《授蕭誠太子左贊善大夫制》。開元二十七年為幽州節度使李適之書德政碑，其時或許仍在幽州供職。開元二十九年書《裴大智碑》，結銜為司□員外郎，可能是由外官再任省職。天寶元年或二年，由朝請大夫、南陽郡長史員外置同正員轉任弘農郡別駕。天寶二年《玉真公主受道靈壇祥應記》〔圖二〕蕭誠署銜為朝請大夫、弘農郡別駕、上柱國，此前，蕭誠由尚書某部員外郎改任南陽郡長史員外置同正員，系貶官，因孫逖《授蕭誠弘農郡別駕制》有「頃涉微瑕，未為深累」一句。此後，未見蕭誠書寫碑誌的記錄，可能卒於天寶年間。另外，可以辨析者，竇蒙所作《述書賦》注，云蕭誠曾任右司員外郎，朱長文《續書斷》也有相同記載，當是沿襲竇氏之說。然唐郎官石柱右司郎中員外部分不存，難以確知蕭誠是否曾任此職，然就常理推測，右司員外郎高於司勳員外郎，若有此任不當不書。
圖2
《玉真公主受道靈壇祥應記》
圖版經國家圖書館授權
蕭誠從弟《蕭
墓誌》記其舉明法，任陳留、陝縣、壽安三主簿，大理評事，監察御史，河南司錄，司門、刑部二員外，金部、吏部二郎中，陵州刺史，益府司馬兼營田節度副使，恆、濮、虢、商四州刺史，雖然詳備，但是毫無時間坐標，恰好開元十六年《花塔寺玉石佛座題字》有朝請大夫、使持節恆州諸軍事、檢校恆州刺史、仍充恆陽軍使蕭
的題名，使我們知道他任恆州刺史的時間。所任金部郎中、吏部郎中事，又見唐郎官石柱題名。
蕭諒長子蕭直，據孟二冬考證，其明經及第在開元二十八年，任尚書戶部、庫部、司勳、吏部郎中又見唐郎官石柱題名。至大曆三年（768）授給事中的制書是常袞所撰，略云：門下：銀青光祿大夫御史中丞東都留台崔侁，俊而能通，和而有節。朝議郎太子左庶子賜紫金魚袋蕭直，性資高朗，識詣衝妙。各以文儒致用，貞亮處心，持綱憲府，必執其中，贊事宮坊，允歸於正，彰聞望於公器，振英華於士林。顧茲掖垣，素用髦彥，文昌奏議，多所論駁，俾承並命，式副良選。侁可行給事中，散官如故。直可守給事中，散官賜如故，主者施行。
《文苑英華》“授蕭直給事中制”
直大曆四年病卒，贈吏部侍郎，惜其壽短，年僅四十八歲，不然當有大用。蕭氏家族雖是文士，但頗有武功和吏幹。蕭元禮任定州鼓城縣丞時後突厥兵臨城下，雖然鼓城縣素無武備，但元禮仍然「盡忠勇之謀，率寡弱之眾，介於重圍之里，不撓鋒刃之威」，最後「兵盡矢窮，因而遇禍」。其子蕭
為之復仇，志云「曩者先府君述職邊城，僨身就寇，君雨泣投難，星行請師，刷恥而卻虜，追榮而嚴父，志有所立，功無所取，申犀之誠，包胥之武也」，即其事也。其實此乃蕭家本色，梁武帝本是將門出身，當年起事時也有提劍斬蛇之勇，臨終之際發出荷荷之聲，正是戰場上退而復進的口號，表示他志在反擊的憤恨和不忘本色的情懷。只不過蕭氏後代過慣了優渥的貴族生活，文武兩方面才能都已逐漸退化，顏之推曾親見其興衰，略云：
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多無學術，至於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無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檐車，跟高齒屐，坐棋子方褥，憑斑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經求第，則顧人答策，三九公宴，則假手賦詩。當爾之時，亦快士也。及離亂之後，朝市遷革，銓衡選舉，非復曩者之親；當路秉權，不見昔時之黨。求諸身而無所得，施之世而無所用。被褐而喪珠，失皮而露質，兀若枯木，泊若窮流，鹿獨戎馬之間，轉死溝壑之際。當爾之時，誠駑材也。
《顏氏家訓》
他們承平時為遊手好閒、不學無術的快士，而一旦變起蕭牆，則轉死溝壑，駑才不若。唐代蕭氏齊梁房則頗具蕭家本色，勇武可嘉，蕭
為其父蕭元禮復仇就是顯例。
此外，蕭誠、蕭諒、蕭讓、蕭直當玄宗開土拓邊之際，皆曾在邊疆效力，孫逖《授蕭誠太子左贊善大夫制》云：敕：朝議郎恆州司馬隨軍副使幽州節度驅使上柱國借緋魚袋蕭誠，早標明敏，久著聲名，詞翰推工，才能適用。頃從戎幕徵夫，宜遷翊選之榮，仍效撫綏之術。可守太子左贊善大夫，依前幽州節度驅使，仍專檢校管內諸軍新召長遠往來健兒事。
表明蕭誠任恆州司馬期間，還兼有隨軍副使、幽州節度驅使的差遣，此後職事官升為太子左贊善大夫，繼續幽州節度驅使，並且專檢校管內諸軍新召長遠往來健兒事。玄宗時期正是長征健兒逐漸代替府兵的時代，幽州是邊防重地，新徵召的長征健兒數量眾多，原有的軍政系統無官統轄，故由其他職事官兼任這類差遣。如前所述，開元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蕭誠皆在幽州任職。與其兄相似，蕭諒同一時期在西北邊疆的朔方節度使任掌書記和節度判官。韋述撰《蕭諒墓誌》云：其在開封，則兵部尚書王公引為朔方管記；其在長安，則禮部尚書、信安王奏充節度判官，參戎幕之謀猷，總軍行之疏奏。二尚書美聲洋溢，抑皆公之助焉。
《蕭諒墓誌》局部
毛陽光考證，此「兵部尚書王公」即開元十一年五月至十二月間為朔方節度使的王晙，「禮部尚書、信安王」則是約於開元十七年頃以禮部尚書兼任朔方節度使的李禕。說明蕭諒開元十一年至十七年間曾於朔方節度使軍前效力，掌書記和節度判官都是節度使府十分重要的職務，說明他的才幹為當時主帥所重。蕭誠在幽州節度使麾下效力，蕭諒則從事於朔方節度，都是邊疆軍戎之職。非常巧合的是蕭諒長子蕭直時也曾任朔方節度使書記，當時府主是朔方元帥張懷欽（即張齊丘），在天寶五載十二月至六載二月間，因蕭諒被貶牽連而離職。
《蕭讓墓誌》及誌蓋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拓）
弱冠宿衛，以判登科，授鄜州洛交主簿。屬羯胡干紀，西郊不開，公張攻守之勢以示之，開信順之道以諭之，浹旬之間，凶醜自解，雖□不言賞，賞遂及公。
《蕭讓墓誌》局部
據蕭讓的年紀推算，正是中宗至睿宗時期西北邊境受到突厥侵擾的之時。同樣是作邊疆地區的縣職，蕭讓顯然較之蕭元禮更為武勇，能夠有效退敵。齊梁房蕭氏家族的世系，劉未、毛陽光均有詳細的考證，茲不贅述，而碑誌中所見的交遊人物尚需再加考證。一方面是蕭氏墓誌中直接提及的交遊，一方面是蕭氏與其書丹的碑刻中涉及的碑傳主人或同時撰寫、書丹之人的關係。蕭誠與李邕關係密切，兩人曾同在荊州為官，裴大智碑、獨孤冊碑、衛玠碑等，皆是李邕撰文，蕭誠行書。兩人經歷相似，都是以文章為玄宗所用。《封氏聞見記》載兩人同在襄陽時蕭誠戲作王書贋品騙過李邕以逞其能的逸事，說明兩人交情深厚。當時傳言李邕看不起蕭誠的書法，其實皆為不實，鑒於兩人多次合作撰書碑刻，可知絕無此事。張九齡也看重蕭誠，史云：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謝絕之。九齡忽獨念曰：「嚴太苦勁，然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帥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因呼小友。
《新唐書》卷一三九《李泌傳》
張九齡是當時文壇重要人物，開元二十一年十二月至二十四年十一月間登庸拜相，在玄宗朝舉足輕重，徐浩也曾得到他的獎掖。無論蕭誠是否軟美諂媚，其與張九齡的密切關係應是躋身中層官員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在開封，則兵部尚書王公引為朔方管記；其在長安，則禮部尚書、信安王奏充節度判官，參戎幕之謀猷，總軍行之疏奏。二尚書美聲洋溢，抑皆公之助焉……自裴僕射耀卿、蔣大理欽緒、李少傅暠、王尚書丘、蕭太師嵩、崔賓客沔，皆高賢之達者也。每與公談名理、釋玄言，探物情，議時政，莫不膝之前席，自謂不如。老者忘其年，而高者失其貴矣。
《蕭諒墓誌》局部
除前述王晙、李禕之外，裴耀卿、蔣欽緒、李暠、王丘、蕭嵩、崔沔、韋述等人皆與蕭諒有著密切的關係。
《洛陽龍門張溝唐墓發掘簡報 》（《文物》2008年04期）
其所事之貴，所知之美，若張希元、盧逸、張嘉貞、李朝隱，咨諏舊章，為指南之表；畢構、裴漼、王丘、族子嵩，游泳嘉德，有忘言之歡。推誠相遇，講信相與，田蘇之游，公叔之舉也。
蕭
墓誌局部
則張希元、盧逸、張嘉貞、李朝隱、畢構、裴漼、王丘、王嵩皆與蕭
交誼深厚。
總結以上蕭氏交往人物，蕭
年紀稍長，故得以結交畢構、李朝隱、裴漼、王丘、張嘉貞等中宗朝至玄宗初期的重要人物，蕭誠、蕭諒年紀略小，解褐在開元初年，所交為活躍於玄宗時代的人物。其中有開元朝的宰相，例如張嘉貞、王晙、蕭嵩、張說、張九齡、裴耀卿、李適之等人，又有掌握吏部銓選或貢舉之權的重臣，例如李朝隱、裴漼、王丘、畢構、盧逸、裴耀卿、崔沔、李暠、孫逖，且有清白強幹、知人善任之譽。宰相張說系統的文學之臣尤多，裴漼、張九齡、韋述、裴耀卿、徐堅、崔沔、孫逖皆是，多兼掌制誥，或修國史。孫逖曾兩度為薛誠撰授官敕書，又為蕭諒撰授官敕書，對於蕭氏兄弟深所知賞。蕭誠友人李邕自陳州朝集，親自繕寫文集，托付給好友孫逖。孫逖由蕭諒友人王丘提拔，王丘「典選累年，甚稱平允，擢用山陰尉孫逖、桃林尉張鏡微、湖城尉張晉明、進士王泠然，皆稱一時之秀」，又蕭諒友人「黃門侍郎李暠出鎮太原，辟〔孫逖〕為從事」，李暠墓誌為孫逖所撰。又《孟浩然詩集》中有《陪獨孤使君同（冊）與蕭員外證（誠）登萬山亭》、《峴山送蕭員外之荊州》二詩，反映了他們在襄陽的交遊情況。蕭誠、蕭諒昆仲以文學和書法得到開元朝諸賢達的賞識與獎掖，成為開元時期詞臣群體中的重要成員。
蕭諒墓誌云：諒常與諸賢議論時政，今揆諸史書，則諸人對於時政的意見往往相同。如韋述與蕭嵩在關於裴光庭謚號問題上意見相近，蕭嵩認為裴光庭使用「循資格」來選官，縮短吏部的銓選辦公週期，減少了兩個月，罷免流外行署官吏，都是苛刻的辦法。他們對此非常不滿，太常博士孫琬建議謚為「克」，大概就是蕭嵩的意見；唐玄宗特旨改為「忠獻」，韋述特別上表反對，認為張說功業偉大，謚為「文貞」，尚有爭議，而裴光庭不過守法之吏，功業遠遜於張說，不應有「忠獻」這樣的謚號。如果凡是職位崇顯的官員死後都能加以美謚，則於國家為濫賜名器，在其後人則是妄竊名號。與蕭誠交往甚多的李邕及蕭諒友人蔣欽緒曾經共同反對過韋后助祭南郊之事，史載：至景龍三年十一月，〔中宗〕親祀南郊，初將定儀注，國子祭酒祝欽明希旨上言后亦合助祭……令宰相與禮官議詳其事。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建議云：「皇后南郊助祭，於禮不合。但欽明所執，是祭宗廟禮，非祭天地禮。按漢、魏、晉、宋及後魏、齊、梁、隋等歷代史籍，興王令主，郊天祀地，代有其禮，史不闕書，並不見皇后助祭之事。又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高宗天皇大帝南郊祀天，並無皇后助祭之禮。」尚書右僕射韋巨源又協同欽明之議，上遂以皇后為亞獻，仍補大臣李嶠等女為齋娘，執籩豆焉。
《舊唐書》卷二一《禮儀誌》
這是韋后想要模仿武則天作南郊祭天的助祭人，違反禮制傳統，意圖凸顯自身地位。蔣欽緒、唐紹等人上疏反對。然而當權的宰相韋巨源起了關鍵作用，他迎合韋后的意思，最終促成韋后在郊天儀式中擔當亞獻的角色。其後，韋巨源在唐隆政變之中為亂兵所殺，睿宗即位之後，贈韋巨源官為特進、荊州大都督，太常博士李處直認為韋巨源當謚為「昭」，時任戶部員外郎的李邕力加駁斥，歷數其罪，他特別提到韋巨源贊成韋后助祭南郊一事，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酌於禮經，陳於郊祭。將以對越天地，光揚祖宗，既告成功，以觀海內。惟昔亞獻，不聞婦人，阿韋蓄無君之誠，懷自達之意，潛圖帝位，議啄皇孫，升壇擬儀，拜賜明命，將預家事，無守國章。巨源創跡於前，悖逆演成於後。時有禮部侍郎徐堅、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彭景直並言之莫從。
從中我們可以知道李邕非常支持蔣欽緒反對韋后助祭的意見，可以推測欽緒上疏反對韋后之時，李邕亦有相同的議論，甚至互相交換看法，參與撰寫上疏。除了政緣關係之外，蕭氏和韋氏、顔氏等皆為姻親。韋述是蕭諒妻之兄弟，顏真卿夫人是韋述弟韋迪之女，較蕭誠、諒兄弟晚一輩，又有姻親關係，頗值得關注。蕭穎士贊頌韋述云：「名卿之孫，相門自出，妙年籍甚，寵駕時賢，俯仰周旋，故己在雲霄之上。」韋述安史之亂中未能隨駕西行，陷入長安叛軍之中，一度曾受偽職。肅宗「至德二年，收兩京，三司議罪，流〔韋述〕於渝州，為刺史薛舒困辱，不食而卒。其甥蕭直（蕭諒長子）為太尉李光弼判官，〔代宗〕廣德二年，直因入奏言事稱旨，乃上疏理述於蒼黃之際，能存國史，致聖朝大典，得無遺逸，以功補過，合霑恩宥。乃贈右散騎常侍」，這是蕭氏家族為韋述平反作的貢獻。從以上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蕭氏昆仲在開元一朝具有廣泛的人脈關係，這為他們仕途與地位的提升起了關鍵作用，同時蕭氏兄弟的才幹與書法也作為一種重要資源為這一團體所分享，雙方均有很強的政治與文化認同感。蕭氏昆仲墓誌的撰寫者，也正是這一團體中的人物，對此十分明瞭，也認為必然在墓誌中加以強調。關於蕭誠書法的評論，最早見於與蕭氏兄弟同世的蔡希綜《法書論》：父子兄弟相繼其能者……東海徐嶠之及子浩，蘭陵蕭誠及弟諒，如是數公等，並遭盛明之世，得從容於筆硯。始其學也，則師資一同，及爾成功，乃菁華各擅。亦猶綠葉紅花，長松翠柏，雖沾雨露，孕育於陰陽，而盤錯森梢，丰茸艷逸，各入門自媚，詎聞相不臧，或自我而作古，或因奇而立度。
蔡希綜《法書論》
點明同代的東海徐氏和蘭陵蕭氏同為唐代盛世的書法家族，雖然師資一同，但風格各異。中唐時代竇臮《述書賦》云：員外蕭公，名成於薛。安西變體，光潤愉悅。（原注：蕭公名誠，蘭陵人，梁之後，起家奉禮郎。開元初，時尚褚、薛，公為之最。拜右司員外郎。善造班石文紙，用西山野麻及虢州土穀，五色光滑，殊勝。子彭。）
褚遂良、薛稷（包括其弟薛曜）都是帝王喜愛的書家，他們都是出自二王，楷書中帶有行書筆意，筆道痩勁，裝飾性強。唐太宗最為喜愛王羲之書法，他所書的碑刻皆為行書，開創了一種新的碑刻書體傳統，其後高宗、武后皆仿之書碑。褚遂良受魏徵推薦，成為內府所藏法書的鑒定者和整理者，臨摹過幾乎所有內府右軍法書，能得其真髓，所書《三藏聖教序》及《述三藏聖教序記》均為楷書而帶有行書筆意，可能也是受到太宗行書上碑的影響。薛稷是學褚的高手，竇臮云「少保（薛稷）師褚，菁華卻倍」，給予極高評價。我們僅從趙明誠《金石錄》著錄諸碑中就可以發現唐太宗、高宗、武后撰文的碑刻均由褚遂良、薛稷、薛曜書丹，可見他們對於褚、薛之體的喜愛。褚遂良所書太宗、高宗撰文的碑刻有：第五百九十六《唐帝京篇》（太宗御制，褚遂良行書，貞觀十九年八月。）第六百十八《唐三藏聖教序》（太宗撰，褚遂良正書，永徽四年十月。在京兆府慈恩塔中。）第六百十九《唐述三藏聖教序記》（高宗撰，褚遂良正書，永徽四年十二月。）又太宗昭陵陪葬的重臣《房玄齡神道碑》也是褚遂良書丹，趙明誠跋尾云：「唐房玄齡碑，文字磨滅斷續，不可考究，惟其名字僅存其後，題修國史河南公，而名姓殘缺者，褚遂良也。」武后撰文，薛稷書丹，或與武后同時書丹的碑刻有：第七百八十七《周封中嶽碑》上（書撰人姓名殘缺，類薛稷正書，萬歲登封元年十二月。）（跋尾云：「《周武后封中嶽碑》，已殘缺，書撰人名皆不可考，然驗其筆跡，蓋薛稷書也。」）第七百九十五《周升仙太子碑》上（武后撰並行書，聖曆二年六月）第八百六十六《唐信行禪師碑》上（越王貞撰，薛稷正書，神龍二年八月）第七百八十五《周封祀壇碑》上（武三思撰，薛曜正，書萬歲登封元年十二月）第八百四十七《周宴石淙序》上（張易之撰，薛曜正書）開元時期崇尚褚薛書體，其實是唐初這種書法風尚的延續。蕭誠宗褚薛書體而拔其粹，故能於開元書壇嶄露頭角。與以上情形相似，他也曾兩度為玄宗重要碑刻書丹，其一是開元十一年《上黨宮述聖頌》碑陰題名，其二是天寶二年為《玉真公主受道靈壇祥應記》書丹，兩碑皆為行書。《金石錄》著錄如下：第九百六十三唐上黨宮述聖頌（張說撰，裴漼正書，開元十一年正月）第一千二百十二唐玉真公主受道祥應記（蔡瑋撰，蕭誠行書，天寶二載）這兩通碑刻雖非玄宗撰文，但是都是極為重要的敕建碑刻，正是玄宗對於蕭誠書法的看重，尤其是行書碑刻書法，才成就了蕭家的書法之名。米芾評蕭誠云:「御史蕭誠書太原題名，唐人無出其右，為《司馬係南嶽真君觀碑》，極有鍾、王趣，余皆不及也。」葉昌熾盛贊蕭誠書法，認為他是開元學王第一人，不失為對於蕭誠書法的定評：「唐太宗喜右軍書，然懷仁、大雅皆集字，《隆闡法師碑》亦只具優孟衣冠而已，蓋此體不宜於碑版。惟開元中，蕭誠書碑，純用鐵門限家法，東武趙氏所錄，尚有六碑，（原注：開元二十年《南嶽真君碑》，二十七年《李適之清德頌》，二十九年《裴大智碑》，天寶三載《襄陽令厙狄履溫頌》，又《襄州牧獨孤冊遺愛頌》，亦天寶中立。）今惟存《玉真公主靈壇祥應記》，在濟源縣（原注：天寶二載），石本亦不易得。蔚若（吳郁生）前輩贈余一舊拓，望之神光離合，如傾城獨立，胡然而第。其風格遒上，雖彈丸脫手，絕無嘩囂氣，書品超出懷惲之上。開元以後，學王書者，當推誠為第一人。」復可論者，蕭元祚、蕭諒墓誌蓋均是楷書，這在唐代墓誌中不常見。若將蕭元祚將墓誌蓋的字跡與墓誌正文字跡對比，志蓋無疑也是出自蕭諒手筆。可能是蕭氏家族藏拙，既然寫不好乾脆不用篆書寫墓誌蓋。唐代鮮有擅長篆書的書家，李陽冰、瞿令問大約是僅有的幾人。李、瞿二人的篆書作品為書界詳知，而殷家的篆書則少注意，新近出土的顏忻墓誌蓋篆書精整爽利，頗疑出自殷仲容之手。蕭誠、蕭諒雖以書知名，但流傳下來的書跡、碑刻卻為數不多，宋代歐陽修曾云「誠以書知名當時，今碑刻傳於世者頗少，余集錄所得才數本爾，以余之博採，而得者止此，故知其不多也」，推崇蕭誠所書《獨孤冊碑》和《裴大智碑》。米芾至少曾見蕭誠《上黨宮述聖頌》碑陰題名和《司馬係南嶽真君觀碑》兩種。朱長文《墨池編》著錄六種、趙明誠《金石錄》著錄七種，其後南宋《寶刻類編》著錄九種，實為八種，《東陽令戴叔倫去思頌》為誤載，朱關田經辨析綜合著錄九種，今所見僅《玉真公主受道靈壇祥應記》一種而已。
（宋）歐陽修：《集古錄跋尾》卷六「唐裴大智碑」條
世傳李邕、蕭誠關於書法的對談可以顯示唐代書論的崇古之風，其事詳見《封氏聞見記》：蕭誠自矜札翰，李邕恆自言別書，二人俱在南中。蕭有所書，將謂稱意，以呈李邕，邕輒不許。蕭疾其掩己，遂假作古帖數幅，朝夕把玩，令其故暗，見者皆以為數百年書也。蕭詣邕云：「有右軍真跡，寶之已久，欲呈大匠。」李欣然願見。蕭故遲回旬日，未肯出也。後因論及，李固請見。曰：「許而不出，得非誑乎？」蕭於是令家童歸見取，不得。驚曰：「前某客來見之，當被竊去。」李誠以為信矣。蕭良久曰：「吾置在某處，遂忘之。」遽令走取。既至，李尋繹久之，不疑其詐，云「是真物，平生未見」。在坐者咸以為然。數日，蕭往候邕，賓客雲集，因謂李曰：「公常不許誠書，昨呈獻數紙，幼時書，何故呼為真跡？鑒將何在？」邕愕然曰：「試更取之。」及見，略開視，置床上曰：「子細看之，亦未能好。」
李邕不許蕭誠札翰，其實有無姑且不論，此事反映了唐代書論中的崇古傾向，即蕭誠自書李邕不願認可，而模仿數百年前右軍書跡，則李邕贊賞不置，一旦揭穿又覺「亦未能好」，關鍵在古與不古。「今不逮古」、「古質今妍」是唐代書壇始終討論的問題，唐初孫過庭曾對此有所議論，他列舉當時主流的書法評論意見云：「評者云：彼之四賢（指鍾繇、張芝、王羲之、王獻之），古今特絕；而今不逮古，古質而今妍……又云：子敬之不及逸少，猶逸少之不及鍾張。」盛唐時期的蔡希綜《法書論》所云「八體之極，是歸乎鍾、蔡；草隸之雄，是歸乎張、王。四賢者，自數百載來，未之逮也」，仍是這種論調。張懷瓘《書估》則反映了唐代市場對於這種書論的支持。對此，孫過庭不能同意，對於古質今妍他反駁云：「夫質以代興，妍因俗易。雖書契之作，適以記言；而淳醨一遷，質文三變，馳鶩沿革，物理常然。貴能古不乖時，今不同弊，所謂‘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何必易雕宮於穴處，反玉輅於椎輪者乎！」對於二王與鍾張高下問題，孫過庭云：「元常專工於隸書，伯英尤精於草體，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擬草則餘真，比真則長草，雖專工小劣，而博涉多優。」主張後世書家勝過前代。孫過庭曾經專門批評唐代書壇的鑒賞家，本無鑒賞之能，又少書寫之功，徒以年職自高，鬧出很多笑話：「吾嘗盡思作書，謂為甚合，時稱識者，輒以引示：其中巧麗，曾不留目；或有誤失，翻被嗟賞。既昧所見，尤喻所聞；或以年職自高，輕致陵誚。余乃假之以緗縹，題之以古目：則賢者改觀，愚夫繼聲，競賞豪末之奇，罕議鋒端之失；猶惠侯之好偽，似葉公之懼真。是知伯子之息流波，蓋有由矣。」當孫過庭將自己的作品寫在古紙或絹帛上偽稱古人法書時，以前嘲笑和批評他的鑒賞家都一致稱贊，其餘人也隨聲附和，與收藏右軍偽作的南朝宋新渝惠侯劉義宗一般。蕭誠墨戲李邕的故事與此極為相似，表現的崇古之風也如出一轍。中古士族以才幹、姻援為立身之本，同時又有文學和藝能傍身，作為士族認同的標誌和重要的文化資源，但並不有意凸顯這方面的才能。唐代書家蘭陵蕭氏齊梁房，自蕭誠、蕭諒、蕭
、蕭讓一代憑借才幹與書名重振家聲，他們的策略是因應時代變化，改門蔭出身為科舉及第，交結盛唐時代重臣，尤其是成為張說文學團體的成員，充分利用法書藝能，上達天聽，以求取進身之階；另一方面，他們效力邊疆的經歷也值得矚目。蕭誠、蕭諒昆仲的書跡傳世不多，而新出土的墓誌則為我們重新認識蕭氏的法書成就提供嶄新資料。我們結合蕭氏家族的經歷，並將傳世碑刻和新出墓誌的書跡互相關聯，確實可以重新描繪盛唐書法歷史的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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