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丁香伴我走天涯

有同学说，丁香香浓，可以醉人，能醉倒人，而且越到夜晚香气越重。想不到，“花气袭人”竟如此厉害！因此，晚自习后，每每从她身旁走过，我都要屏息而行。又有同学告诉我，若能找出一朵五瓣丁香花，就会得到好运和幸福。

我的大学║丁香伴我走天涯

作者：风  流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个丁香一样的

结着愁怨的姑娘

……

戴望舒先生的这首现代经典名诗《雨巷》，不知迷倒多少红尘男女。今天，就连一些中小学生，对她都熟能成诵。但对我来说，她来得较晚。1986年9月，揣着作家梦，我走进泰安师专的大门。当时，天没下雨，所以不曾带伞；大道宽阔，亦未曾入巷；报到心切，更顾不得瞅一眼街头的美女。其时，孤陋寡闻的我，尚不知丁香为何，望舒何戴。谁料，在张欣老师讲授的现代文学课上，我却猝不及防地与同学们一起闯进了这“雨巷”。恰巧，文史楼后面的高台边，有几棵高大的丁香树；学校主楼前面满目葱绿、万紫千红的大花园里，也有好多丁香树。由此，丁香入心。

有同学说，丁香香浓，可以醉人，能醉倒人，而且越到夜晚香气越重。想不到，“花气袭人”竟如此厉害！因此，晚自习后，每每从她身旁走过，我都要屏息而行。又有同学告诉我，若能找出一朵五瓣丁香花，就会得到好运和幸福。无独有偶，30年后，文友竹映幽径在其《随笔：留别丁香花》里也有同感：“……传说谁找到五瓣丁香谁就会找到幸福。这个童话般的预言我们竟然深信不疑，每到丁香盛开的时候，都会进行专注而持久的寻找，遗憾的是竟然一次也没找到过。”由此，我进一步加深了对丁香的印象。

搜网得知，丁香在文学作品中多象征高洁、美丽、哀婉的事物，古代诗人多以丁香写愁情。在西方，丁香象征着“年青人纯真无邪、初恋和谦逊”。丁香花的花语是：青春时期的回忆、惹人怜爱、轻愁。35年前，我们正年青，爱上层楼。绿篱，青藤，垂柳，木屋，甬路，亭台……满眼绿，满眼花，满眼画，满眼诗。校园是花园，处处皆闲愁。

毕业后，我先后从事教育、宣传、文秘、纠风（纪检监察）、文化、文史等工作，业余时间写点儿散文、诗歌等，热衷于左丘明文化和肥城历史文化以及肥城地方党史、史志的学习与交流，此皆得力于母校所赐的力量和走向社会后党组织的教育培养。其间，易教从政，由乡而城，从镇到市（县），岗位迭变，家园数更，亦可谓“雨巷”悠长。所幸梦里丁香长伴，诗寄远方。我们师专中文系老书记张兆勋老师在其回忆文章《起飞的翅膀》中，把他的中学母校肥城一中比作是航空母舰，称母校这艘“航空母舰”托起了学子们起飞的翅膀。泰安师专不也正是这样一艘“航空母舰”吗？在我心里，丁香已成为母校的一个代表符号。高擎着母校这艘“航空母舰”的旗帜，从泰山脚下出发，身上沾满丁香的芬芳。那绵绵不绝的芳香，不仅陪伴着我，也陪伴着她所有的学子们意气风发地走向四面八方。

“大千世界，总有那么多东西让人留恋；人的一生，总有许多时光难以忘怀。漫长的时间隧道，也总是被回看的目光截为一段一段，长短不一，承载的记忆也各有千秋。有的时段很长，但模糊空洞，有的虽短，却斑斓缤纷。我两年的师专生活，便属于后者。”这是2008年4月我为母校50周年校庆写的征文《泰山脚下的记忆》之写作札记《“未了湖”畔未了情》中的一段话。至今整整13年了，这种感觉始终未变。

2016年8月6日，我们86级同学再次聚会泰安师专旧址。毕业后，留在泰城工作的同学们经常组织同学聚会。其中，大型聚会10年一次。与众不同的是，我们的聚会不以毕业多少年计算，而是选择了入校初见之年，主题是“相逢×十年，再聚泰山下”。另外，大家选择每个10年的8月6日聚会，凸显了我们“86级”独特的“这一个”。每次聚会，我们都会去母校故园看看，去看看那魂牵梦萦的花园是否依然如故。而相逢30年再聚，集合地点直接就定在母校旧址。行前一日，心跳不已，灵感忽至，因赋《七律·母校故园二首》：

一

几回梦里旧时园，三十年前笑语喧。

皓月丁香淹圃榭，书声丹桂洒亭轩。

青丝渐白心如故，绿柳将黄风又掀。

吉日重逢情未了，杏坛之上复谁言？

二

小园春早沐朝霞，青瓦灰墙曾做家。

故地重游燃旧梦，老藤再看露新芽。

而今醉去一壶酒，何日闲来两盏茶？

多少庭前花落处，丁香伴我走天涯。

2021年2月，为迎接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泰山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策划编撰优秀校友作品集，向建党百年献礼，并随即发出征稿邀请函，向包括原泰安师专中文系在内的历届校友征集优秀散文作品。农历春节前夕，在该院任教的王秀芹同学在我们86级同学群里转发了征稿邀请函。很快，有几位同学先后写出了激情澎湃的回忆文字。该院院长、我的恩师刘欣教授和王秀芹同学也都鼓励我为母校写点文字，我本来就跃跃欲试，便赶紧忙完手头繁重的其它“文字债”，处理掉挥之不去的诸多杂事，把思绪拉回35年前的母校故园。情之所系，恩师同学。丁香引路，笔下生风，遂成上下篇章。

上篇：高山仰止有吾师

记得刚入校几天，在通往中文系教室的楼梯上，我与辅导员陈伟军老师不期而遇。陈老师爱穿一身天蓝色的运动服，课上课下都穿，愈显青春干练。他主动跟我打招呼，叫着我的名字，并问我有什么爱好。我正纳闷，这么多学生，都刚入校，陈老师怎么竟然记得住我。他的问话，更令我感到突然，慌乱中，我随口答道：“爱好文学。”陈老师笑了笑，和蔼地说：“呵呵，中文系的同学都爱好文学。”毕业后，我分配回到老家乡镇中学任教，与78级师兄于传斌老师偶然谈及此事，于师兄告诉我，他当年入校报到时，刚见面，姜全吉老师就微笑着对他说：“传斌来了！”于师兄特别惊讶，后来才知道，在同学们入学前，老师已经通过档案一一熟记了每个学生的照片，早已给大家“相过面”了。老师这种“备课”精神，一脉相传。

十年前，在泰安市政协召开的《泰安区域文化通览》调度会议上，我才再次见到陈伟军老师。这一次，还是陈老师先跟我打招呼，他说：“你是什么伟来？”一别近30年，陈老师对我还有印象，惭愧！其间，虽然几次同学聚会见过陈老师，但是因为师与生都多，不能多聊。这次因为在会上，我也不能随意走动，还是在我散发我们肥城带去的材料时，才到了老师跟前。陈老师是母校81级校友，1984年毕业后考入山师大，1986年分配回母校，先做我们中文系86级的辅导员。入学之初，他就谆谆告诫我们，要多读书，争取在师专的两年内能读到200本书。现在看来，陈老师当年的教导多么珍贵！

第二学年，陈伟军老师不做我们的辅导员了，改由时任中文系团总支书记的倪西顺老师兼任。这时，设立了班主任，我们86级仅有两个班，1班班主任是王恒明老师，2班是张欣老师。我在1班。两个班上课在一个大教室，只有自习课和平时活动才分开。第二年互换教室，还是合堂上课。所以，两个班不分彼此，毕业后有些同学竟然记不清当初自己在哪个班。倪西顺老师善于做学生的思想工作，深为同学们所佩服。十几年前，《泰山学院报》“未了湖”副刊编辑房玉东老师编发我的散文《桃园寻花》时，打电话给我说，倪部长询问“寂静是'计白当黑’的水墨艺术”一句中，“计白当黑”怎讲。那时，我才知道，倪老师已做了泰山学院的党委委员、宣传部长。

我们入校后，任课老师先后一一亮相于讲台。这些老师，年长些的50岁左右，年青的二三十岁，有的还是刚分配来的学生。说来非常有幸，那几年正值老师“青黄相接”，青年教师逐渐增多，不几年，年龄大的老师就逐渐退出了教学岗位。那时职称也不像后来这么泛滥，教授极少，一些老教师如曹抡元、林祥征、方永耀、汤贵仁、刘增人、刘文仲、孔昭琪、何蕴秀、李骅、张继堃、刘凌、张兆勋、姜全吉、冯守仲等，也只是副教授。但是，这些老师们实力可观，名声在外，多为一方一域权威。即便是年青教师，有的也已崭露头角，势头正旺。因此，中文系是全校的“台柱子”，实力在全省师专中也首屈一指。

教授我们《古代文学》的老师最多，曹抡元、林祥征两位老师讲先秦文学；方永耀老师讲秦汉文学和魏晋南北朝文学；汤贵仁老师讲唐宋文学，后来是陈伟军老师；教授元曲的，是一位看上去50多岁的女老师，好像是姜秉珍老师。明清小说忘了是哪位老师讲了。曹抡元、方永耀两位老师讲课都用方言。曹抡元老师时任中文系主任，身材不高不胖，朴实无华，和蔼可亲，一点儿也看不出是位领导。他讲《诗经》时，常说起“具有地方色彩”的一句话，其中的“色”，他说的是“shai”，可能是方言吧，别具特“色”。林祥征老师是一位外貌清秀的老人，个头不高，非常和蔼。忘记了他生过什么病，他喜欢打乒乓球，也喜欢唱歌，颤音很重，歌声悠扬。至今，他唱的《大海啊故乡》依然萦绕在耳旁。他的夫人在市中心医院当医生，给我的亲属看过病，热情如林师。方永耀老师是福建人，标准的南方人长相，或许不会讲普通话，所以，虽然他极力想摆脱方言的影响，并且借助板书，每堂课都要写一大黑板粉笔字，常常蹭得大衣花花搭搭的，但我们还是难以听懂。课下我们常常重复他的话：“国舅，就是皇帝他小舅子！”这里的“国”，他说成“gui”。不过，慢慢就习惯了。他性格豁达，戴一顶鸭舌帽，讲课卖力而又有趣，常常“哈哈”一乐。从汉赋到魏晋诗歌，每节课他都讲得满头大汗，令人感动。课间休息时，他就抽支烟，与学生随意交谈。

汤贵仁老师是安徽当涂人，他声名远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唐诗鉴赏辞典》收入他6篇赏析文章，他还主编了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全省师专通用教材《中国古代文学》（第二学年使用，第一学年我们使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但是由于他的姓氏在我们泰安少见，或因普通话和方言读音的差异，有的学生竟称呼他“唐老师”。汤老师高大健壮，头发不很长，口才极好，声音磁性，普通话尾部常常拐一个小弯儿，增加了无穷韵味儿，不知是否受了黄梅戏影响。汤老师这样概述李白一生：“祖籍陇西，生于碎叶，长于蜀川……仗剑出游……移家东鲁……流放夜郎……客死当涂。”接着，汤老师说：“李白到过山东，归于当涂。这样，一千年多前的诗人李白，就把我这个安徽人与你们山东人联系在了一起。”十年前，汤贵仁老师应邀担任大型文化丛书《泰安区域文化通览》学术主编，我有幸参与编写其中的《肥城市卷》部分章节，这才又有了近距离聆听师训的机会。虽然汤老师并不记得我，但是一经提起，一切仿佛又回到了昔日的课堂上。

《现代文学》主要由张欣老师讲授，后来是宋阜森老师，而茅盾等重点章节则由时任中文系副主任刘增人老师亲自出马。刘增人老师声望颇高，他中等身材，国字脸，留着当时流行的典型知识分子较长的发型，不苟言笑，说话干脆利索，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他坐着上课，因讲台高，只露出头和头部以下不多的地方，因此，看上去头颅高昂，更加威严，但是课讲得非常精彩。可惜，他给我们讲课不多。后来还听过他关于鲁迅的学术报告会，好像是在中文系东面的大教室，连走廊里都挤满了椅凳和学生。当时就听说他将要调往青岛大学中文系，一去就是主任、教授。近几年，我听81级的师兄张吉祥经常说起他，他还转发过刘老师近年来的一些文章。张欣老师在我们的心目中，是以刘增人老师接班人的形象出现的。他个子不高，标准的文弱书生模样，说话温柔，不紧不慢，极具亲和力，课下常有学生去他宿舍请教知识，或交流思想。他粉笔字也很漂亮，有兰亭味儿，像是临过帖。他是师专79级学生，毕业后分回莱芜教书，1985年调回母校，当年就给85级学生讲课，第二年教我们86级。张欣老师的新诗写得很好，讲课时他讲诗歌也很精彩。“诗有别才”。我那时对新诗没大有感觉，直至今日，觉得还没有真正走进去。但是，我就是从那时起，才猛读一些新诗名家名作，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戴望舒的《雨巷》，等等，而且熟能成诵。我在长篇散文《诗意地行走》里面提到，我曾向张欣老师汇报过自己读巴金代表作《家》的感受，并与《红楼梦》有比较。张欣老师清纯，有激情，在学校举办的文艺晚会上，曾与女生同台朗诵诗歌，我至今记得那经典的台词：“什么时候你来呀？”“春暖花开的时候你来吧！”后来张欣老师去了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任教，近几日刚读过我们同学王秀芹在86级同学群里转发的张欣老师发来的征文《时间又开始了》，依然文如其人。

《当代文学》由刘克宽、王恒明两位老师先后讲授。这两位老师，我在《诗意地行走》里也都曾提及。刘克宽老师是滕州人，高大英俊，口音里把“三”说成“山”，我对他这个方言印象特别深刻。刘克宽老师当时有30多岁，承上启下的年龄段里，全系老师中，好像仅他一人。或许因此，在重用提拔年轻干部的大环境里，刘老师轻松上位了。他先任中文系副主任、主任，也曾任过教务处副处长，后来直至副校长、校长，被连续破格提拔。当然，没有工作能力和业绩，机遇再好，恐怕也撑不起行政职务的“三级跳”。组建泰山学院后，刘克宽老师担任主管教学工作的副院长。我第一本散文集《清且涟猗》出版后，曾寄给《泰山学院报》房玉东老师，请他代转一册给刘老师，作为我的汇报和敬礼。2016年86级同学相逢30年再聚会时，我的第二本散文集《甲午书简》刚出版不久，我仅带去一册，原想送给一位远路的同学。但是，有同学劝我先敬送给刘老师。刘老师很高兴，勉励我几句，并把他的四十年从教回忆录《四十不惑》和退休后新著散文集《人生何处不潇洒》，从赠送的另一同学手里要回来，先送给异地来泰的我。上学期间，或许因为我的品行和钢笔字都还可以，我给“刘克宽老师抄过《当代文艺思潮概论》，该书出版后，克宽老师送我一册，并在扉页上写道：'冯伟同志指正。’”（拙文《诗意地行走》）我再次联想到张欣老师的一句“名言”：“大凡越有学问的人，是越谦虚的。”2014年6月17日，我去曲阜拜见孔子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杨朝明先生，先生赠我他正火爆热销的书籍《论语诠解》《孔子家语通解》各一册，并为我题签：“敬请冯伟吾兄存正！”先生长我5岁。由此，我又联想起张欣老师的那句名言。随即，又想到了克宽老师给我们讲过的，陈梦家先生在书信中称呼其师闻一多先生为“一多兄”的笑话。一直低调做人、高调做事，是克宽老师留给我们的印象。

由张欣老师的那句“名言”，我又联想到泰山学院一位老师——泰山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周郢教授。这位少年奇才，温良平和，丝毫没有一点儿傲气。关于他的传奇经历，网上资料很多，泰山学院的“泰院人物”栏内，也有题为《周郢：名震中外的泰山文化“解谜人”》的文章予以介绍，可搜寻详探。我仰慕周郢先生已久，20多年前，即在泰山南麓金牛山之阳的萧大亨墓旁，“从看山人的小屋内，购得一册年青的泰山学者周郢著的《明代名臣萧大亨》”。（拙文《诗意地行走》）直至2010年8月底，在肥城市召开的“中国肥城桃文化研讨会”上，才第一次见到周郢老师和已在泰山学院教师教育学院任教的张鹏博士。此后，在编撰《泰安区域文化通览·肥城市卷》时，便得到周郢老师在学术和文献等方面的不少帮助。后来，在筹建肥城市左丘明文化研究院时，他与杨朝明、袁明英、赵学法等其他专家学者都给我们提建议、出对策，帮了大忙。此后，交往渐多，用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就是“一发而不可收”。创办《左丘明文化》杂志，即是他们的建议。在我主编该杂志1至8期的过程中，以及研究院工作涉及的有关学术问题上，周郢老师不遗余力予以指导帮助。由此，我们还建立起了深厚的个人感情。他亦师亦友，倾情相助，君子风范，令人敬仰。张鹏老师的中学老师也是我们师专中文系的学生，我听孔昭琪老师说，张鹏老师去看望孔老师时，称呼孔老师“师爷爷”。张老师酷爱文学，激情澎湃，作品高产，曾给我的散文写过评论。

王恒明老师是我联系最多的老师，他中等身材，当年瘦削，中年渐胖，但精明强干“始终不渝”，正应了他的名字。我在《诗意地行走》中这样写恒明老师：“授课声情并茂，文笔也极好，出手又快，还写一笔好字。他仅比我大5岁，一直像兄长一样呵护着我，指引着我。”1988年暮春，恒明老师带领我们在新泰协庄矿中实习。当时我给学生讲的是鲁迅的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我“初生牛犊不怕虎”，加上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精心设计了导语，可谓“踌躇满志”。但是，听课分组时，我却不在恒明老师那一组，我就恳求他调换一下。课上，我身穿白衬衫（我的同学也穿，这在长年弥漫煤粉的矿区实在少见），一转身，一挥手，领带飘飘。课后，恒明老师非常满意，并且戏谑地对同学们说：“什么是风度？瘦就是风度！”毕业前夕例行体检，我身高1.7米，体重48公斤。我身后上秤的是一位女生，49公斤。33年过去，我现在吃饱了饭穿着衣上秤，勉强60公斤。呵呵！毕业后，王老师对我工作、学习和生活仍多有指导和帮助。我工作之初，他引导我参加《语文学习与思考》《抒情散文精选鉴赏》等书的编写，奠定了我后来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化研究的基础，也成为我更换工作岗位的“敲门砖”。1991年，我妻子胳膊患血管瘤需要住院做手术，王老师帮我出主意，并做好饭送到医院来。王恒明老师的夫人赵黎明老师，善良美丽，后来在学校图书馆工作，对我和我妻子孩子都有很大帮助。泰城同学每年春节后都例行聚会，王老师每次都不落，欣然应邀出席，同学聚会因此始终有一个中心。王老师学以致用，致力于帮助政府和社会大搞文化建设，一些大型文化场馆建设都凝聚着他和他组建的团队的心血，他也因之成为声名远播的文化“达人”。在参与编写《泰安区域文化通览》时，我还认识了恒明老师的三叔王玉民、四叔王玉琳，他们都是著名作家和文化学者，拙著《甲午书简》曾提及他俩，拙文《诗意地行走》也写过玉琳老师，不过那时还没见过面。恒明老师让我跟着他称呼三叔、四叔。2010年冬天，在东平参加《泰安区域文化通览》编撰工作改稿调度会时，我恰与三叔住在一室。三叔君子风度，和蔼长者，令人感觉温暖如春。他读了拙著《清且涟猗》中的《清明》一文后说，仅凭此篇，就可以加入省作协了。四叔是该书学术副主编，会上拿主导意见。他干练果断，言辞锋利，但也不乏慈爱。那次会议间隙，四叔与泰安日报社原副总编赵学法先生欣然担任我加入省作协的介绍人。前些年，三叔的大作《平阳名山》出版，馈我一册。“展卷更惊，两篇序言竟分别由他的两个弟弟所写，而且他还是两位弟弟的文学启蒙老师呢。”（拙著《甲午书简》）书香之家的文学园地五彩缤纷，熠熠生辉。可惜，至今没有见过五叔王建。

讲授《外国文学》的，先后有李骅、吴根成、刘欣3位老师。李骅老师早年命途多舛，历经磨难，讲课时，动情处常抹眼泪，我们同学也都唏嘘一片。吴根成老师则开口便笑，某电视剧中扮演贺龙的那个演员有点像他。记忆深处，吴老师叉开3个指头，往前一伸，夸张着某名著里人物语言：“老熊猫！”逗得同学们哈哈大笑。刘欣老师与我们同年入校，所不同者，她在讲台上。那年，她曲师大毕业刚刚分来，几乎与我们同龄，可见，是一位才女。才女更是美女，短发，面丰，目秀，连衣裙，有些浑厚的女中音煞是好听。但她毕竟是老师，我们也不敢想入非非。我印象最深的是，讲课时，她左手在胸前打着手势，像是一只蝴蝶在那里盘旋萦绕，或是一朵美丽的牡丹花在风中摇曳。后来同学聚会时，见过她，短发已换成“瀑布”。2014年，肥城市文化强市建设协调促进委员会（简称“文促委”）桃文化研究与发展组编辑《历代咏桃诗词选》，由我联系泰山学院文学院，请他们帮忙审定稿件。当时，刘欣老师已任文学院院长。刘老师热情帮忙，安排院里骨干教师宁宇博士给我们做学术主编，仅仅数月，该书就出版面世。2015年6月，送书时，我还捐赠给文学院部分书籍，包括拙著《清且涟猗》（次年，《甲午书简》才出版）一包20册，我主编的肥城唯一省级内部刊物、也是全国唯一研究左丘明文化的专门刊物《左丘明文化》（创刊号）若干册。刘欣老师还安排照相留念。不久前，刘老师微信联系我，托我帮忙找寻很早就离开家乡的肥城文化名人张镜寰的生卒年线索，同时热情邀我一定要为母校写征文稿子。

教授《文学概论》的是张继堃老师。他高大魁梧，戴着黑框眼镜，看着严肃，但上课时总带着微笑。他也坐着讲课，与刘增人老师不同的是，他上课前，要请同学们把讲桌抬到讲台下，这样就能看到他大半个上身了。他常常看着我们笑笑，又摇摇头，诚恳地说：“你们这几级学生，直接从中学考进来，读文学名著太少。不如最初的几届学生，他们阅历深，有的是工作以后考来的，读书多。学文学理论，没有阅读一定数量的作品做基础，很难。”所以，他讲课时，要先介绍涉及作品的有关背景和内容提要。为了弥补阅读量少这个短板，张老师联系了学校，让我们在电教室观看文学名著的影视录像。那时候，没有电脑，只能靠这种“速食”的办法。这样，如郁达夫《沉沦》那样含有“较大尺度”的录像片，我们也能看到了。当然，那样的尺度，与后来影视剧中愈演愈烈的“大尺度”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甚至连“巫”都不是。后来，87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在央视首播，我们一集不落地都看了。每周播出2次，每次两集。周三晚上，在学校西边无线电总厂的餐厅里看彩电（那时彩电也很少），周六晚上则可以在中文系走廊里看了。后来，张继堃老师又让我们在电教室集中观看了一遍。谢谢张老师，当初您真是费心了！张继堃老师板书很漂亮，书法俊美，爱写繁体字。当然，为了日后阅读古籍方便，我们的《古代文学作品选》和《古代汉语》等读本和教材都是繁体字。张老师告诉我们，有人说“诗歌是文学的空中楼阁，小说是文学的正殿，散文是文学的香园小径，戏剧是文学的后花园”，当时感觉耳目一新。在听不明白或疲倦的时候，我有时思想也开小差，手在听课笔记一侧划拉林黛玉的《题帕三绝》。不过，几年后参加山东大学中文函授考试，几门课程里，我得分最高的却是《文学概论》。

教授《古代汉语》的是刘文仲老师，后来是年青的范正生老师。刘文仲老师看上去是当时年龄最大的老师，头发都白了，高而瘦，面孔白皙，泛着红光，讲课就笑，皱纹也丝毫不露怯，都赶紧出来亮相。他也坐着讲课，也是说方言，并常常逗我们说：“你们这些小皮脸！”其中“脸”的发音是“liai”。范正生老师高大茁壮，脸色不白而康健，普通话比较“艮”。他的课，我能记住的，首选《郑伯克段于鄢》，再就是他让我们背诵的“帮滂并明，非敷奉微”了。

《现代汉语》先后由孔昭琪、何蕴秀两位老师教授，当时年青的秦存刚老师也给我们上过课。何蕴秀老师是汤贵仁老师的夫人，印象里很瘦，娇小玲珑，与汤老师形成鲜明对比。何老师眼睛很亮，一看就很有灵气，也如她的名字。她普通话很好，音质清越，穿透力极强，讲课语速较慢而干脆利落，深受同学们喜爱。她后来才教我们。有段时间两个班分开上汉语课，孔昭琪老师教1班，她就教2班去了。

先教我们的是孔昭琪老师。孔老师是胶东牟平人，个子高大，不胖，带一副眼镜，治学严谨，教学认真，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也是我联系最多的老师之一，拙著《清且涟猗》《甲午书简》都提到他。“那时，教现代汉语的孔昭琪老师对我关爱有加，这里我只说与阅读、写作有关的事情。孔老师为人正直、善良，严守传统，虽教授汉语，但一直景仰鲁迅、研究鲁迅，故以'景迅’为笔名。他退休亦有十来年了，关于鲁迅研究的文章在专业报刊发了不少，周海婴曾给他写信致谢。今年10月份的《作品与争鸣》又转载了他的文章《孔庆东〈正说鲁迅〉的硬伤》（原载2007年6月6日《中华读书报》）。大学期间，我为孔老师抄过几篇关于《故乡》《社戏》等作品的评论文章。抄写的过程，亦是学习的过程，还是向鲁迅、向景迅膜拜的过程。十年前，我曾拿几篇散文练笔请孔老师指教，他不但仔细读了，而且很快回信鼓励我，并提出了具体的修改建议。而今，孔老师年逾古稀，依然身心健壮，笔锋凌厉，令人欣慰。”（拙文《诗意地行走》）这段文字，写于2007年11月。如今，孔老师应该越过85岁高龄了吧。2008年4月30日，《泰山学院报》副刊头条位置刊发了孔昭琪老师的《亲情·乡情·师友情——读冯伟的散文》，开头是：“新年刚过，我的学生冯伟在山东农业大学上学的儿子给我捎来了他自编自印的长达11万多字的16开本诗文集《行者歌吟》，笔名'风流’取'世事如风，岁月如流’之意兼谐父母之姓冯刘。文集从写作、编辑、校订，到纸质、印刷、装订，都与正规出版物无异，更兼其文笔流畅、情感真挚，且有相当深厚的文化底蕴，读之令我爱不释手，禁不住要来评论几句。”孔老师在文中说：“冯伟在校时，我讲授现代汉语，因不便越俎代庖，故对学生的写作情况并不了解，我与冯伟的交往则缘于他现代汉语学得好，而我尤其欣赏他那书法劲秀的作业，于是便请他帮忙抄了几篇稿子。”正因此文，房玉东老师才跟孔老师要了我的手机号，向我约稿，动员我为母校50周年校庆写篇征文。于是，才有了我那篇《泰山脚下的记忆》。玉东老师把它编发于2008年9月30日《泰山学院报》副刊，也是头条位置。

因为孔老师的厚爱，所以，上学期间，我曾多次到他家去，请教些问题，有时也拉些家常。当时年青，没有意识到自己多次登门，是否会影响老师的研究和休息。毕业后，生活上我也没少麻烦老师。1991年，我妻子那次做手术，孔老师的夫人张阿姨没少费心。当时，张阿姨是某医院的总护士长，她找到主治医生说情，但手术仍然拖着不做。最后，我们夫妇只好听取病友的建议，去给医生送了点东西才做了手术。性情耿直的孔老师知道后勃然大怒，对夫人说：“跟他说，这是我的学生，以后再也不找他！”再后来，我们和家人到医院来看病，还是没少麻烦张阿姨以及二老在医院工作的女儿，她们从不嫌烦，总是尽心尽力帮助我们，张阿姨还常常拉我们到家里吃饭。孔老师和王恒明老师以及他们各自的家人对我这个学生的关爱，我终生难忘。我也常常把这种关爱传递给需要我帮助的人。

2010年8月，我参与编写《泰安区域文化通览·肥城市卷》以后，才正式介入肥城地方历史文化的学习与研究。因是“半路出家”，所以，急需充电学习有关知识，又加上身兼数职，既要协助该书学术主编赵学法先生先审稿子，又要帮几位老同志打字或改材料，等等，所以昼夜加班。后来，我在《甲午书简·小满书简》里这样叙述当时的情景：“一年读了十年的书，一年干了五年的活儿。”如此，跟孔老师的来往就渐渐疏远了。2014年6月，我主持肥城市左丘明文化研究院日常工作以后，就更没有大的空闲了，主要精力也从文学转向了文化文史。至今，已有10年没见孔老师了吧。其间，只通过一两次电话。孔老师，别来您老一向可好？

教授《写作》的，先是张连科老师，后来是张兆勋老师，再后来是年青的毕建模老师。张连科老师给我们留下的最深印象是，他讲述怎样描写“长城长”：有人描写长城，心里有感觉，但就是写不出来。使劲写，就写“长城长”；感觉没表达出心意，又改为“长城真长”；还不行，就写成“长城真他妈的长啊”。

张兆勋老师是我的老乡，我们还都是肥城一中校友，他后来任中文系党总支副书记、书记。2012年冬天，肥城市政协编写《肥城一中创建史略》一书时，我向他约稿，他写的就是前面提到的《起飞的翅膀》。他与我采访过的所有肥城一中老校友一样，对母校充满感恩的激情，并热情支持我的工作。书稿编竣，我心绪未了，激情难抑，写成一篇长篇散文《晚霞开满老师家》，并缀之于书后。其中，有一段文字写张兆勋老师：“自2006年我们86级同学聚会以后，再没见到他。最近去泰安搜集资料时，因时间紧也没来得及去看他。不过，在电话里依然是我熟悉的亲切的声音。张老师不仅很快写来了回忆录，而且嘱咐我尽可修改，如果不合适，不用也没关系。26年过去，老师依然为学生做着周详的考虑。没几天，老师又发来邮件，把稿子又修改了一遍，改正了其中记忆模糊的个别地方。老师的严谨与执着，再一次打动了我。老师从我的手机邮箱猜测我的手机号码，并试着给我发了短信问候。我这才后悔自己粗心没留下手机号码，赶紧回了短信。老师还想给我的散文集写点文字发表出去。千万别太累了，老师！您可是感冒咳嗽了好久，还没有治愈就应约写了稿子，而且写得最长。老师！现在，您痊愈否？”书成后，我去送书，张老师热情地接待我，因天气炎热，就接连让我吃西瓜，还详细询问我的情况，并一一点着名字询问在肥城工作的中文系校友情况。

毕建模老师比较文静、稳重。2015年6月，《历代咏桃诗词选》出版后，我们去泰山学院送书时，再次零距离见到他。毕老师已是文学与传媒学院的教授、副院长，我们交谈起来，感觉他是久别的老友，没有一丝师道尊严和“官架子”。

教授教材教法的是冯守仲老师，后来是一位年青的田老师，女的，忘记名字了。教逻辑学的是姜全吉老师。

公共课程中，讲党史课的是董传芝老师，他身材高大魁梧，一副厚道相，担任过系党总支书记，后来当了师专的纪委书记，再后来去泰安农校任校长了。后来讲党史课的是张衍法老师。政治课是郭永礼老师。那时，学生对政治课一般都不感兴趣。郭老师一上课，先侃体育新闻，拉足球等，一下子就把同学们的精力吸引过来了。但是，一入“正题”，那就等于是上自习课了。不过，郭老师涵养极好，即便是下面嗡嗡一片，他也照讲不误，听不听是你们的事儿。他矮而胖，戴着眼镜，像极了中学英语课本里一幅插图中的那位老师。图中那位老师变换着食指和中指，引导学生细致观察，不细心的学生就在实验仪器里尝到了尿。郭老师大概是北京人，普通话很好，京腔味儿十足。有次课外活动时间或者是周末，在学校大门口，他正好碰上门卫教训他年幼的儿子，当然，门卫也就是用手拍了他儿子屁股几下。郭老师丝毫不“护犊子”，连说：“揍得对，不听话就得揍！”

政史系的老师也给我们上过课，说我们“傻乎乎”，后来又换了一位，跟教授《教育学》《心理学》的老师一样，都不知道他们名字。英语课是上大合堂，在校园中间办公楼的阶梯教室，先后有两三位老师，都是年青些的女老师；体育课，也是两位女老师，先前的娇小而玲珑，后来的高大而健美。她们姓甚名谁，也都忘了，或者压根儿就不知道。年龄大些的冯金起老师还给我们上过几天书法课。

还有一些没教过我们的老师，也因他们的成就和名气令我们自豪，如兼有作家身份的姜岱东老师、张杰老师、杨树茂老师，等等。从没有见过姜岱东老师，听过杨树茂老师做的一场学术报告《当代文学面面观》。张杰老师的《春风桃李忆吾师》出版后，我从同事手里借阅过，至今还存在我的书架上，有时还翻看一下。张杰老师对老师的那份敬仰之情、热爱之情、感恩之情，令人难忘。师兄于传斌跟我交流阅读该书的体会时说，你看张杰老师的语言多么好：“一家革命，一生革命，何罪之有？”（《春风桃李忆吾师》之首篇《往事殷殷忆余师——深切怀念余修老师》）时任中文系副主任、教文学理论的刘凌老师好像没有给我们上过课，但是记得听过他的讲座。我给他也抄写过书稿，是评论《约翰·克里斯多夫》的，好像是学生会干部安排我的。拙文《诗意地行走》也曾述及于此。刘凌老师也戴着黑框眼镜，身材瘦高，不苟言笑，显得威严。

岁月悠悠，“……那么多老师的音容，严厉的，温和的，严谨的，活跃的，严肃的，幽默的，连同所有的故事，都如水影，可视而不可及，一摸就乱了，没了，让人无抓无挠的。”（拙文《“未了湖”畔未了情》）

面对母校，我极为不安的是，没有多去看看老师。然而，做过5年老师的我，因此也理解了我的学生们为什么不常来看我。他们并没有忘记老师。人生艰难，工作、学习、生活，事业、社会、家庭，把每个人的空隙都塞得满满的。年青时爬坡，人到中年负担更重，如一辆老车，也要渐出毛病。每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巾短情长。提起老师，就止不住笔。多么冗长的文字也难以写尽我们的老师。丁香树旁，文史楼内，我们这些老师散发的丁香一样的芳香，历久弥浓。

跟着老师，我们的师兄师姐成了老师，我们的同学成了老师，我们的师弟师妹成了老师，甚至我们的学生、我们学生的学生也成了老师。薪火相传，千年不灭，走不出韩愈的《师说》：“传道受业解惑也。”还不止于此。是老师，让我们明白，人间还有一字之师，还有终生之师。我从老师那里受到的最大启发，就是发现老师、学习老师。“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只要留心，人人可师。我们追溯至2500多年前，寻觅到我们的祖师、至圣先师孔子。著名儒学家、史学家杨朝明先生说过：孔子是人中泰山，泰山是山中孔子。

“有一部大书没有读懂——背后的泰山；有一部大书永难读尽——眼前的老师。”（拙文《泰山脚下的记忆》）让我们跪倒在泰山脚下，对着五岳独尊的大山顶礼膜拜，一拜再拜。

下篇：百年修得同船渡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革故鼎新、继往开来的年代，是一个思潮汹涌、热血澎湃的年代，是一个青春勃发、激情四射的年代，是一个群情激昂、活力井喷的年代。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人缅怀那闪光的时光，追忆那铿锵的时刻，年青人则充满好奇的想象，投去探寻的目光。恰在那美好的时段，青春的我们，扮演了历史舞台上应有的角色——尽管是一些小人物、小角色。但它在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中，却是光华灿烂、浓墨重彩、不可复制、回味无穷的厚重一笔。

304，这是我刚入校时的宿舍编号。在这里，虽然我们曾备受床板缝里暗藏的臭虫叮咬之苦，但毕竟这是属于我们8个人的温暖之家。现在的年青学子们可能难以想象那时的筒子楼，朴实无华的房间，一层楼仅有的一个多人共用的盥洗室和卫生间。但历史从来没有平行的对比，只有纵向递进的迭变。我们当时简朴的条件，已经胜过我们的前人不知有多少。而知识与学问的增长，也从来不与这些外部的因素挂钩。

张振栋、郭营、张磊、毕研顺、我、孙保武、张绪海、刘光奎，按年龄排序，如梁山英雄排座次。振栋大哥的沉稳，郭营二哥的幽默，张磊三哥的多识，研顺四哥的精细，保武弟的豪爽，绪海弟的周密，光奎弟的直率，融为一炉，形成一个热闹的小天地，这就是我们戏称的“304共和国”。而我自幼体弱多病，一直是大家照顾的对象。与高中时一样，同学们戏称我“林妹妹”。“我就是个'多愁多病身’”，也希望在雨巷里或在丁香树下遇到一个“倾国倾城貌”啊。我的“多病”之“多”，在次数，非病种。其实，除了顽固性头疼，我其他指标全都正常。“头疼”的话题我不想多说，熟悉我的人一听到我说头疼，他们就也“头疼”起来。我从记事起就有头疼病，像极了林黛玉从会吃饭就吃药。直至工作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我这种头疼是个顽症。不过，先前一直当感冒来治疗。

絮叨这些作铺垫，是为了让“暖心”的人出场。全宿舍的兄与弟都曾精心照料我，为我拿药，为我打饭，为我揉头，光奎弟甚至把我的内衣内裤都给帮忙洗了。隔壁宿舍里我的高中同学肖允才，还有一些肥城老乡，如王开军、汪洋、何作庆等，他们也常来看我、帮我。因此，我才能有心情在“冷日里，一个人卧病在床，斜倚床头”（拙文《泰山脚下的记忆》），看往窗外，将五岳独尊的大山占为己有。我们宿舍“在走廊的北面，照不进阳光，但见得泰山”（拙文《泰山脚下的记忆》）。

振栋大哥诚实敦厚，从不高声说话，凡事好商量，“大肚”容天下，称其“大哥”可谓名副其实。他写过一篇小说，手写的草稿，私下里让我看过。但是，毕业后从未见过他。听说他分回老家山口镇去了。郭营二哥个子较高，稍显老相，看上去憨头憨脑，其实“大智若愚”。他有思想，有主见，敢担当，常说笑话，是一室之内实际的“顶梁柱”。他方言浓重，最头疼学习普通话，还有光奎弟，他俩都是新泰人，常常戏称，什么“齐齿呼”“撮口呼”，呼来呼去把他们“呼”晕了。20年前我在乡镇工作时，曾去新泰看过他们。毕业前，郭营二哥送我一册《唐宋词鉴赏辞典》，扉页题词：“常相思，莫相忘。”书法俊美，笔力遒劲。他对我关怀颇多，曾说：“你是个清纯的人，谁要坑你，谁就丧了良心！”我进城工作后，还曾与汪洋、王燕晖夫妇结伴去新泰楼德看过他。他与夫人租车送回我们，并坚持把我从泰安再送回肥城。看了肥城龙山河两岸流光溢彩、暗香浮动的夜景，看了我三室两厅的新家，他连连说好。张磊三哥曾经生病住院，我们去医院看他，因用激素，他原本瘦瘦的脸，一下子圆了，几乎认不出来。毕业后，他留在泰城工作，曾经请我吃过饭。那时，交通不便，在泰城活动一般都是步行，疲劳之际，一饭之赠，多么可贵！研顺四哥是我的上铺，平时对我极尽关怀。后来每每在同学聚会时相见，温情如故。去年聚会，晚饭后，我开车顺路送他回家。酒后话更多，话如酒，入心暖胃。前几天，在86级同学群里，我看到了王秀芹同学转发的研顺四哥的征文，真是激情难抑，文采飞扬。保武弟个头不高而精干，他家在东平湖西面的银山镇，原属梁山。他身上颇有好汉遗风。在协庄矿中实习时，我俩同教一个班，他对我百依百从。前些年，他盛邀我去银山看看。东平湖西岸，我们登了腊山，又到了黄河边。绪海弟与我对铺，都在下铺，每天相对临窗的小桌前吃饭谈话，仿佛我俩才是一室的主角儿。毕业后来往几次，我去东平办事，他都积极帮忙。可惜，前年他英年早逝。因正值新冠病毒疫情期间，我们闻讯而不能前往送他最后一程，痛哉痛哉！光奎弟比较单纯，爱唱歌，爱跳舞，尤其爱笑，把歌声与微笑都留给了大家。后来我们常通电话。

第二学年，我们搬到了后面宿舍楼的203房间。这回在走廊南面，可以充分享受阳光和月光了。宿舍人员也做了调整，留下了郭营、毕研顺、孙保武、刘光奎和我，新进了栗宽恭和陶振华。总共7个人，宽松些了。振华跳舞很出色，他与光奎弟多次耐心教我，可惜我天生不是那块料子，总学不会，让人看着像“扭捏作态”，只得作罢。毕业后，振华兄久无音讯，前几年突然冒了出来，曾参加30年重逢聚会，后来常发个微信，写写诗。

宽恭弟是个“另类”。他常常白天睡觉，晚上下自习后，才拿着蜡烛，端着他那细而高的水杯，泡上浓茶，去教室里学习。他那时爱诗，写诗，读诗背诗，笔名“施惠”。他又爱哲学，常常因为康德、尼采、叔本华和弗洛伊德等中外先哲而与郭营二哥争论得不可开交，遂得外号“弗洛伊德”，简称“老弗”，叫起来是“老佛”。或许哲学读得多，他常说要“对诚实者以诚相待，对虚伪者以虚相陪”。他性格外向，我行我素，不看别人眼色，常说要“活在自己心里，不要活在别人眼里”。他很滑稽，但也从不计较别人笑他。因此，我在《泰山脚下的记忆》里给他留了一个镜头：“师弟'弗洛伊德’一高兴，边拍手边跺脚，摇着头，扭着屁股朗诵起来：'借问吹箫向紫烟，曾经学舞度芳年。得成比目何辞死，愿做鸳鸯不羡仙。’或是王维的《少年行》：'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节奏铿锵，如说快板。”我俩很拉得来，他的罗曼史也说给我听。我头疼时，他学着“土法儿”给我捋头，并在我眉心挤出一颗“红痣”。因此，“第二个寒假，我俩相约提前到校，元宵节去电影院看根据老舍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月芽儿》。到了影院，却取消了演出计划。我俩回到宿舍，用一个电热杯热了从家里带去的菜，又先后煮了两包方便面，然后坐在窗前的小条桌前，面对面干了一瓶廉价白酒。酒酣耳热之际，停了电。唯有窗前一轮明月，构成今天记忆里的这首小诗。施惠喜欢漂泊，很久未见了，尚吟诗否？”（拙文《诗意地行走》）。毕业后，我们多有往来，去年他还馈赠我一个木桶和一盒中药，让我每晚坚持热水泡脚，治疗顽疾头疼症。

王开军、刘文荣、曲淑敏、鹿焕兰、武化雯、李丰贞、汪洋等同学，都是我的肥城老乡，故而交流较多。何作庆虽是平阴人，但他从肥城师范毕业后考入师专，所以他自认为也是肥城老乡，我们也都爽快地接纳了他。他们对我多有帮助，后来开军还帮我卖书，文荣也曾借钱与我，曲淑敏更是多方面帮助过我，此皆不赘述。开军、文荣、作庆都还是学生干部，积极为大家用心费力跑腿服务，同学们有目共睹。近年，曲淑敏又热情地创建了86级同学群，散落各地的“游子”从此又有了一个温暖的“小家”。肥城老乡同学还有姜士文、李文海、钱玉法、孙功胜、时传河、刘西安、梁子明、马立强等，交往多少不一，毕业后更是如此，有的甚至再也没有见面。

王秀芹同学是我们86级现在母校任教的唯一同学。她美丽大方又热情，目前，是我们最应该感谢的一位同学。她把这次征文启事发到我们群里，并且随时关注动态，催促大家共襄此事。她还单独微信与我，劝我一定参与。2008年，拙文《泰山脚下的记忆》在院报发表以后，她曾鼓励我说：“我在课堂上认真读给学生听了。”她是母校牵引86级中文学子风筝的一根丝线，远放近收，辛苦不厌，辛苦不言。本文初稿草就，我即联系她，怕我这2万余言之长的“裹脚布”玷污了母校杏坛之上的“丁香”。但她在听我简单陈述了文稿主题、结构和大体内容之后，连夜主动请示有关领导，并作大力推荐。得知我有顽固性头疼病，她还热情而关切地鼓励我：慢慢修改，注意休息，别太熬夜，期待佳作。

崔秀仲同学，在另一所高校任教，与秀芹同学堪称象牙塔内的一对“姊妹花”。她在我们同学中年龄较小，但却是最具学者气质的人，也是带着母校的“丁香”走得最远的人，她远赴蒙古、波黑，将“丁香”的芬芳传递到天涯。高华同学，我们的“舞蹈皇后”，性格开朗，热情似火，激情汹涌，爱说爱笑，爱唱爱跳，是同学聚会时不可或缺的“活宝”，永远将欢乐留给大家。高华伴舞、孙卫东演唱的歌伴舞《血染的风采》，成为历次文艺演出的保留节目，定格在同学们的记忆里。孙卫东同学，我们1班的班长，高大帅气，今天依然帅气，不过岁月不饶人，已渐渐成为一枚“老帅锅”。毕业前，他给我的留言是：“我总想弄清楚你那纤弱的肌体里为什么会蕴含着那么多的能量！”有人“挠痒痒”，搁谁都舒服。如今，卫东同学是一家驻泰国企的领导，与同学们的联系又多了起来。朱衍梅同学，高大而朴实，女生多叫她“大个儿”，她是我心目中的“老大姐”。她家在新汶，我们在协庄矿中实习时，曾到她家里吃过饭。后来，我的一个亲戚在新泰读书，她也没少帮忙。王燕晖同学，贤淑端庄，稳重大方，男生们公认的淑女，最终被汪洋同学“抱得美人归”，暗恋者只好“望而却步”。吴红同学，美丽大方，活泼开朗，目前虽然远在潍坊，但是也常回泰安看看。我还陪她和她的同事一起爬过肥城第一名胜牛山。前段时间我们还联系，准备联袂主办一回同学聚会的盛宴。李天河同学，也是新泰人，瘦高挑，毕业后渐渐胖些了。我们在协庄矿中实习时，晚上骑车走一二十里路，去他家里吃过饭。毕业后，来往过数次，性情不变。10多年前，他曾来肥城看我看桃花。近日，他又在同学群里拍我喊我：“桃花又开了吧！”我正忙着织“裹脚布”，于是，便装聋作哑，不搭理他。李天河在新泰市纪委工作，何作庆在平阴县纪委工作，我曾在肥城市纪委工作。赵玉阁同学也是个热心人，毕业后泰城同学聚会，总少不了他忙这忙那，其他活动他也总是很积极。莱芜的刘磊同学，在校时与我谈心也较多，陪我去莱芜中文委培班看过同学，还领我去家里吃饭。但是，毕业后杳无音信了。在宁阳职业中专任教的张文国同学，曾与我同桌。他的方言很重，例如，把“锁”说成“xue”。阎波同学也在他那学校，前些年来肥城参加高考监场间隙，来找过我。边立平同学在校时就是诗人，毕业后他考取了曲师大本科，分配到泰安市广播电视台工作。我在乡镇工作时与他来往较多，他对我帮助也很大。任祖程同学，先当法官，后干律师，文章书法都很了得，近来创建了奉高书院，荟萃各路文豪，弘扬泰山文化。

从政的同学大多都很低调，除了前面提到的李天河、何作庆，其他如吴涛、张业民、王立勇、刘文荣、姜士文、刘永祥、刘志东、王永前等等，不管他们身居科级、处级还是更高的职务，都很低调。同学中，坚守教育阵地的居多，大多都是单位的骨干，如李林、王怀勇等同学，都是名师；有的在教研室，如张登顶同学；有的则是市乡各级教育方面的领导，如新泰的李刚、东平的吕衍海等同学；再有的就是在高校、技校或职业中专工作或任教。其他的以就职国企为多，政法系统也有，其他行业也有。挂一漏万，其他提不到名字的同学也不必计较，这里不是颁发奖金或者提拔干部的名单。

总之，毕业以后，那“一个个鲜活的面容”，“均消散于东西南北，或躬耕于象牙塔内，或弄潮于商海激流，或游走于故土之外，或冲浪于清浊之间，或深陷繁华的都市闹区，或安居偏僻的山村校园……多为一方挑梁中坚，都无愧于郭沫若题写的那块门牌——泰安师范专科学校。”（拙文《泰山脚下的记忆》）令人惋惜的是，除了张绪海同学，宋强、李丰珍两位同学也先后因病而逝，令昔日同学徒增悲痛与感伤。

人与人相遇，是一种缘分。同学是前世百年修来的缘分。现在回想，两年时光确实太过短暂，但是也无奈。泰安师专86级中文系两个班共有100多人，现在有的已经记不得名字和面孔了。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曾经的岁月。我曾经联系当年交往并不多的几位同学，请他们帮忙办些事情，如泰安的黄东立，莱钢的刘永祥、谭海光、刘志东等同学，当年他们都在2班。无一例外，他们都热情相助，比在校时还亲。志东同学在钢城区文旅局工作，去年曾有大作发于省政协主办的《春秋》杂志，可喜可贺。海光同学在校时比较活跃，故而交流较多。以往他的微信图片居多，最近他的文章多了起来，似有“井喷”之势。他的征文完成最早，秀芹同学率先发在群里让我们先睹为快。永祥同学虽为处级领导，但依然如初，绝无一点儿“官样文章”。

还有马立强同学，也是2班的，上学时我们交流很少，毕业后也各奔东西。直至2008年，我与另一文友相约去泰安拜访同学汪洋、王燕晖夫妇，才与他重逢，此时，我们毕业已整整20年了。但美酒越放越醇，滋味更浓。由此，我们成为文学领域关系最为密切的同学。他看到汪洋给我即将出版的散文集《清且涟猗》写的介绍文章《同窗风流》，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一挥而就几近文言的《风流雅舍记》，给我脸上“贴金”。时在2009年8月6日，汪洋的文章写于同年6月8日。两个“8、6”，是两个巧合，还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立强同学后来还给我写了《追水风流》，概述、溢美我的文学人生。2016年拙著《甲午书简》出版，他又应邀给我写了跋语《五味》。本文草稿初成，我又请立强同学和另一位好友梅边帮忙审读。他们都立即终止了正在阅读的文学名著和构思的诗歌散文，于工作间隙昼夜赶读，并提出了很好的修改建议。

贾惠文同学也是2班的，在校时几乎没说过话，后来聚会也不知道见没见过。去年以来，我们却因共同爱好文学而互相加了微信好友，互相勉励点赞。她热爱生活，勤奋多产，散文诗歌一路高歌，文友也众多，在含饴弄孙的同时，以文字自得其乐，也乐别人。

在师专同学中，毕业后与我来往最多的当属汪洋。在毕业留言簿上，汪洋签名前面的定语写的是“诤友”。他确实爱跟我“抬杠”，我也常常“差一点儿就没拧过他”。他是我的“另一处精神家园”，（我有散文《另一处精神家园》，收入拙著《清且涟猗》）我在多篇文章里为他“画过像”，在此就省些笔墨吧。汪洋兄文笔也不错，而最重要的是，他有想法。他的文章有路子，成系列，如野菜系列、登山系列，老兄俨然专家面孔、学者风范。

走出泰安师专的大门以后，很多同学与文学渐行渐远，这倒未必是忘了“初心”。谁规定了中文系毕业就一定得当作家？很多著名作家还恰恰就不是中文系毕业，甚至连大学都没上过。师专毕业的学生，有很多不也都没有去当老师，或者当了以后，又主动或被动地改了行吗？看到每一个人的不同，理解每一个人的选择，包容每一个人的机遇，尊重每一个人的职业，赞赏每一个人的成就，不也正是母校散发出的永恒的丁香之“香”吗？

尽管风沙吹老了岁月，但是吹不老我们的友谊。

这种情感，更多地体现在泰城同学身上。王开军、刘文荣、边立平、任祖程、高华、曲淑敏、王秀芹、赵玉阁、白崇征、崔秀仲、毕研顺、王怀勇、彭伟、鹿焕兰、汪洋、王燕晖等同学，同居一城，他们一年一度，年年相会，或全或缺，聚于一桌，男女无间，轮流坐庄，有酒同饮，有难同帮，成为一个温暖的特殊群体。以此为“内核”，大家也欢迎外地同学“常回家看看”。去年的聚会，我和吴红同学应邀参加，为了让我们再来，我们班主任王恒明老师当场提议，2021年的聚会由我和吴红负责联系操办。因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暂时还不能举行。

啰嗦得不少，早有人坐不住了。其实，我没有忘记我们特殊的军人同学。我必须为他们单列一段，专门画像，这样才是对他们最大的敬意。蒋国平、邹晓熔、周建华、张怀顺、张纯昌、寻文芳，这6位从南疆战场胜利归来的军人老大哥，从第一天进教室起，我们就对他们肃然起敬。有幸能与他们同窗，真是天意。他们本来是1985年经考试选拔，将要进入泰安师专校外军官培训班学习的。但是，入学前，接到部队命令，要他们赶赴老山前线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一年后凯旋，因军民共建的校外班停办，于是，他们获准插入我们86级中文系学习。6位“兵哥哥”都比我们普通学生大十来岁，而且刚刚经历了战火洗礼，都是营级军官，这一切，在我们眼里都陌生而神圣。当时，流行歌曲都是歌颂“最可爱的人”的，继《十五的月亮》之后，《血染的风采》正风靡全国，因此才有了孙卫东、高华两位同学的歌伴舞。“近水楼台先得月”，孙卫东同学正好借用“兵哥哥”们的军装做道具。这样一来，效果爆棚。入校后军训，6位“兵哥哥”自然免训，老师安排他们自习文化。而部队派来的军训教官，最高职务才是个副连长，见了他们都要立正敬礼。为此，我竟然也莫名其妙地有一点自豪感，其他同学可能也有吧。汪吉文老大哥就是我们当年的教官之一，他后来转业留在泰安工作，也经常参加我们同学聚会，我们86级同学之间的友谊与温暖，由此可见一斑。

6位军人老大哥自律意识极强，堪称我们的楷模。他们不居功，不自傲，学习态度比我们还要端正，听课都很认真，字也写得都很漂亮，而且工整。他们住在学校北面的军营里，一起来一起走，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蒋国平、邹晓熔、周建华3位老大哥分在我们1班，所以接触较多；另3位分在2班，但是因为寻文芳老大哥来自肥城驻军，说起来我们也算是“老乡”，所以交流也多些。除了自习课，两个班大部分时间同在一个大教室听老师讲课，所以，慢慢地大家就都熟悉了。我感觉，“兵哥哥”们的军营文化和学校里单纯的“象牙塔”文化融汇在一起，就形成了我们86级中文系一种独特的班级文化，或许可以用“绿色+粉色”来形容，不知能否简称“绿粉”。毕业后，老大哥们也都相继转业，虽然天各一方，但是我们与他们在感情上从来也没有分开过。大型聚会，他们基本上都来参加；小型聚会，工作在泰城的周建华、张怀顺、张纯昌3位老大哥也都尽量参加。

6位老大哥中，我与邹晓熔大哥联系较多，主要是因为文字来往。特别是网上兴起博客以后，我们都经常更新文章，互相点赞鼓励。也就是在那时，我才知道，邹大哥当年在前线就记了长长的“战地日记”，即使今日再读，仍然令人热血沸腾。近年来微信又大行其道，联系更加便捷。在微信群和朋友圈里，我们互相点赞更是常事儿。张纯昌老大哥也常常微信串门，对我鼓励有加，增我信心。我坚信，这样的友谊会一直持续到天荒地老。

我们另一些特殊的同学，是从师范考入师专的，如王开军、何作庆从肥城师范考来，张登顶从新泰师范考来。他们在师范时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而且多为学生干部，有班级和学校社团管理经验，因此，进入师专后，也都成了学生干部。他们的素质都很高，毕业后分配得都不错，开军就直接留在泰城北实小了，后来成了学校领导。很早就练就的领导经验，使他在各个方面都能驾轻就熟。他考虑事情比较客观全面，处理事情不偏不倚，对同学们热情有加，因此，他在同学们心中有很高的地位和威望。

我们还有一些特殊的同学，他们就是远在莱芜的86级中文系委培班的同学们。当年，肥城和莱芜两个县市委托泰安师专分别招收了一些中文和数学专业的代培生，为两个县市培养稀缺的师资力量。中文、数学各2个班，每个班40人。2个中文班在莱芜上课，2个数学班在肥城上课。那时，师专中文系的老师按照课程表，分别坐公共汽车轮流去莱芜上课。这次征文，我就联系了莱芜班的汪培勇同学，他很快就完成了征文。培勇同学扎根于农村中学，从毕业分配到今天，从未离开他任教的马埠中学。他不但教学好，业余时间还热爱文学，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等。近年来，其古典诗词学力大增，已是中华诗词学会会员，还担任了肥城市诗词学会副会长和肥城市楹联协会的会长。莱芜2个班的同学，后来也都分布到各个领域，大多都有骄人的成绩。

如同我们的老师，不应仅仅局限于课堂上的先生，我们的同学，也不应局限于坐在一室之内的伙伴。特殊的同学，还应包括我们的师兄师姐、师弟师妹，还应包括外系的同学。我们曾经同在一所校园里，甚至有共同的老师，只不过换了换时间。铁打的学校，流水的学生。迷人的丁香，见过你，也见过我；属于你，也属于我。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母亲、伟大的母亲——泰安师专。

86级物理系的郑涛，也是与开军、作庆一同从肥城师范考入的学生。84级的李树林、85级的冀金秀两位师兄，也都是从肥城师范考入的学生。他们继续求学、不断进步的顽强精神，鼓励着每一个有志的学子。入校不久，开军、作庆、郑涛叫上我，曾经一起拜访过李树林、冀金秀这两位老乡师兄，并一起聚餐。后来，师兄李树林又从泰安师专考入曲师大本科，毕业后接着又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听说后来分配到新华社工作，之后又到了全国工商联，一年前看到一个新闻，介绍他的职务是中华工商时报社总编辑。树林兄早已成为母校泰安师专和家乡肥城的骄傲。金秀兄师专毕业后分配回肥城，先在师范工作，后从政，如今是市政府某部门的领导。

我拜访孔昭琪老师的时候，他常常自豪地提到魏建、武传涛两个名字。虽然我没见过这两位师兄（谦虚一点，应该称为学长），但是他们的成就早已人所共知。网上一搜，详情尽知，此处不必赘述。我们肥城老乡、1980年毕业于泰安师专中文系的桑新华学姐，亦大名鼎鼎，从教从政皆风生水起，业余时间还著有《与泰山对视》《天门听风》《发现旅行》等散文集，成就斐然，冯骥才先生曾为她作序。对此，拙文《诗意地行走》也曾述及。78级的李玉洋学长以一支生花之笔，从基层跃起，拾级而上，直至泰山学院的领导。他致力于弘扬泰山文化，在泰安市政协任职期间，对《泰安区域文化通览》一书的编撰做出了决定性贡献。业余时间，他多以散文讴歌家乡、赞美泰山，也有《汶河岸边是我家》等著作出版。他还奖掖扶持桑梓肥城后学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家乡文化，对我个人也帮助极大。我还读到过80级的展宝卫学长发表在《散文（海外版）》上的一篇散文。这几位官至厅级、令人骄傲的校友，在从政间隙不忘文学“初心”，多侧面散发着母校的“丁香味道”。在校时，我还读过一本油印的校刊，其中的一位编辑叫李兢喆，因她名字奇特，我当时不认得“喆”字而记住了她。后来查字典才知，“喆”为“哲”的异体字。这位学姐在1992年就出版了一本散文集《惊蛰细语》，有篇文章介绍她，题目是“细语惊蛰”。觉得好奇而有趣，我就在散文集《甲午书简》之《惊蛰书简》里记述了这个故事。我前面提到的78级中文系师兄于传斌，仅有小学学历而考上大学，当年这就是轰动全县的新闻。他还一直自学中医，创建了山东颐康中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他说，正是因为师专时期奠定的中文基础，所以对《医宗金鉴》之类的中医药古籍才能读通。他的经历与才华，以及我们之间的交往和感情，我在散文《旧时堂前》和出版的两本散文集中都有介绍。这些年长些的特殊同学，我接触过的还有很多，比如78级的司安民、康俊学、李酉宏等很多学长。他们无论从政、从教，还是经商、置产，大多都是学识渊博，治学严谨，爱好广泛，境界颇高，书法也都相当漂亮，诸多方面堪为师弟师妹的老师，有的甚至直接就是他们（也包含我们）的老师。

我们的师弟师妹们陆续工作以后，也大多在各自岗位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作出了不凡的贡献。教书育人之外，有的主政一方，有的领军一域，有的学富五车，有的善行天下。历经风雨多，恰逢新时代，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2002年，由泰安师范专科学校、泰安教育学院、泰山乡镇企业职工大学、泰安广播电视大学、泰安师范学校合并组建的泰山学院正式成立，校址新建于泰山南麓、泰城西部。泰安师专故园虽在，丁香仍开，但是已划归别的单位。不过，历届学子心中的“绿园”永恒不变，丁香的芬芳绵绵不绝。而且，泰安师专的薪火并没有泯灭，而是融入更大的熔炉，众手添柴，火苗更高。丁香的芬芳，也化为泰山学院“未了湖”畔的群芳争艳，延续生辉，生生不息。

青春易逝，红颜消退，青丝老去，白发渐多。伴着母校的丁香，行走在社会“悠长的雨巷”，我们每根白发上都散发着丁香的气息。回首35年前，“青春燃烧于绿园，灰烬亦成为记忆的碎片，连同所有的时间经纬织成的坐标，都化作了相思的诗行和标点，行行入梦，点点浮于心湖……”（拙文《泰山脚下的记忆》）

感恩母校，感谢这次征文的组织者，也感谢他们没有设置征文字数限制，尤其感谢接纳本文的有关领导，否则，在时间寸秒寸金的今天，我编织的这块“裹脚布”就不知道会去哪个垃圾堆里睡觉了。致敬每一位耐心读完本文的老师、同学和朋友。衷心祝愿这次征文活动，能成为母校为我们党百年华诞献礼的一道亮丽风景。

母校，让我们开阔了眼界，知道了什么是大学；母校，让我们提升了境界，学到了知识，渐渐长满振翅的羽毛；母校，让我们明白了做人的道理，始终向善向上，不断积极进取；母校，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使命，义无返顾地扛起责任、勇于担当；母校，让我们探明了人生的价值和奉献的意义，逐步由“小我”走向“大我”，直至“无我”；母校，让我们开出了一树众彩纷呈的“五瓣”丁香花，共同演绎独具特色、魅力无穷的中国梦。

一树繁花压枝低，芬芳美丽满天涯。眼下，春风正盛，清明将至，红旗劲展，花香弥漫。泰山脚下，新潮萌动，万物勃发，满目清明。正是：

未了湖边未了花，

泰山脚下梦天涯。

丁香新叶连陈叶，

不尽芬芳落万家。

2021年3月28日初稿，30日二稿，

31日三稿改定，于泰山西麓一鹤轩

舍长简介：

风流，原名冯昌红，后改为冯伟，男，汉族，山东肥城人，肥城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工作室主任科员。文史学者、业余作家。1967年4月生于泰山西南、汶水之阳东军寨村。1988年7月毕业于泰安师专中文系并参加工作，1995年7月函授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由乡镇中学语文教师转任乡（镇）党委宣传干事、党委秘书、党政办公室主任，后调市优化办（纠风办），再调市政协。曾任肥城市左丘明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系中国先秦史学会、中国散文学会、中华诗词学会、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泰安市政协文史委特邀研究员，泰安市重点社科课题负责人，肥城地方志特约研究员。个人业绩入编《中国散文家大辞典》《肥城年鉴（2018）》《边院文化》和新编《边院镇志》以及肥城市情网等，在新浪网建有个人博客（风流的博客）。斋名泰山西麓一鹤轩。

文学创作以散文为主，兼及诗词，作品散见于《时代文学》《山东文学》《散文百家》《青年文学》《泰安日报》《泰山学院报》等，入多部文选。出版散文集《清且涟猗》《甲午书简》。2017年1月，《甲午书简》荣获泰安市人民政府最高文艺奖“第三届泰安市文学艺术奖”三等奖。

主要学术研究方向：左丘明文化和肥城历史文化。主编、合编（副主编）、参编和策划文学、历史、文化、教育、党建、史志等各类图书20多部（正式出版11部，将出2部）；创办左丘明研究唯一专门杂志《左丘明文化》（省内部刊号），主编（执行）8期；在省级和泰安市级报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消息与通讯百余篇。多次荣获省市以上文学奖、新闻奖、社科奖。2016年4月家庭荣获第二届全国“书香之家”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