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江小译｜让-吕克·南希：《身份》5-11章
身份
译者：蓝江
5.绝对
两个公理
身份及依赖于自我，也依赖于脉络。更准确地说：它自己就是自己的脉络。
身份需要一个名称。
身份在于其脉络，因为唯有当于它自己保持一致时，它才能给出自己：“我就是我”并不生产这样的关系。顶对这就是逻辑上的统一性关系：“我=我”。
在这个等式中最麻烦的是，它同样说了所有的“我”都是相同的“我”。
“我”不可能像x=x一样，因为“我”这个词语本身，已经参与了对它自己的辨识过程。它说话或做某事，都是它的身份。（当小孩第一次说“我”的时候或者当他用名字来代表自己的时候，他已经辨识了自己。）然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必须回到先于（en amont）他自己的的一个自我的点：例如，那个点先于一切言说，已经安排了他去说话。但这样说太笼统了：这是一次回归，一次柏拉图式的失忆，他不仅回到真正的本相（或“观念”）而且回到了这个“我”的单数形式和专名形式。但这种形式无处安放，并非先天给定，并没有直接给予他：他自己给了他自己，或者说将他自己赋予了他自己，这等于是同一性，通过辨识他自己，从而达到了这一点。
假定那里没有具体的、被辨识出的脉络，无论如何从一开始他就陷入了这个脉络或限定之中：从自我到自我，从同一到同一：你并非你所是，你必须成为它，为了这个目的，没有给予你任何东西，因为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你的存在，它只出现在你生长的终点处。在那里，你不可能再是别的东西。不过，正如你所指，脉络并非从一开始的乌有到最后的线索，这根生存之线就是你独有的、绝对的、唯一的脉络。
我如何避免谈这个事情：我在写下这几句话的时候，正值瑞士投票禁止在赫尔维蒂克的领土上修建新的尖塔，那里只有四座。我戏谑地告诉自己：瑞士就等同于这些钟塔，或等同于阿尔卑斯山脉的山峰和尖峰，也等同于它的登山杖，或许还等同于威廉·泰尔的尖帽和他儿子头上的苹果，这就足够了，足够的高度，足够的指向天空的抬起的手指。让我们保持我们自己的崇高。瑞士对它自己的身份进行了可怕的打击：它封闭了身份，通过一个手势锁定了身份，这个手势或大声或小声地证明了我刚刚所说的话。
在这一点上，不仅仅是瑞士如此，尽管目前它正在展现它以最壮观的方式退缩到它的身份之中，首先它需要成为它所是，因为它已经是它，它在自身之中为了自己，不让它受任何伊斯兰教的恣意蔓延的影响，达到一种圆满的丰裕状态。
但若身份在这样的运动中实现自己，即它不能被还原为同一性，或者让其变得不同，如果真正的身份并不是自在的身份，而是自为的身份，这意味着没有任何身份是“自在地”给定的——既不是在胚胎中给定的，也不是在濒死时给定的，“比如在他自己案例，最后……”，更不是在人的表达的巅峰期给定的——这意味着，身份总是自为的存在，它创造着并欢迎着尚未有任何理由预设了“它自己”的东西，但是这种东西会成为身份，因为它就是让身份成为它自己的东西（“那个识别自己的人”）。
民主制止只意味着一样东西：为了让所有的身份成为可能（个人的、集体的、或者两者皆有，它并非自在地给定的），需要开启一个空间，在其中追溯、展开、延伸其辨识的脉络。
的确，这就是为什么身份需要名称的原因，因为名称无限地要比公民地位（civil status）所赋予它的东西要多得多。公民地位只是一种自在地对为自己而承载的、宣称的、提出的名称的辨识。也就是说，这是意义的高度——一个高度或空。我们知道，专用名词不用来意指，它的意思恰恰在于那个绝对的“专有”，而它所有的属性、性质、品质均与之不相干。
名词代表一个个体或群体（再说一遍，我们不要将二者分得太开）专名，而不是属性——并非本质属性，但恰恰在这个意义上，存在并非带有属性的实体，而是一种独特的存在行为，它确定了所有的属性，所有的环境，它参与的所有关系。这就是身份：它确定了所有归属于“它自己”存在的规定。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规定“属于”身份，而是说，它们发现了它们自己与等同性，与同一性的“同一”（idem）之间的关系。
同一是绝对的：它并不是像这样或那样同一，它是与自己相同一。与万物相分离，即绝对（ab-solutum）。身份所扮演的同一性，就是不会变成一样的（même）的同一性，因为它自己（lui- même）并不是给定的，它不会如此明确。我们可以说，身份完成了尼采所说的永恒轮回：回归并非重复，重述，而是无限地回到绝对差异的同一性，而这种同一性是由这种绝对差异组成的。
那么，谁能谈论身份——或者谈论人或人民的身份？从外部来看，我们只能捕捉到那些明确的、有趣的、主要的特征，但我们从来无法接近同一（idem）。从内部来看，我们有着追根溯源的天赋，但最初和最终的认识仍然是这样：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认识。无，并非某些“一”。“一”仍然是不可置疑的，但它的绝对的统一体在它的起源和目的的无限处消失了。“忽略你自己吧！”在身份问题上，有什么可以构成一位伟大的作家？那就是人们永远不能声称他们已经发现了那些人物的最终身份。想一下詹姆斯、普鲁斯特和福克纳吧。相反，一位糟糕的作家从一开始就设定了明确的身份。
6.谁？
政府提出的关于“法国身份”的辩论或咨政的建议，与一个共识有关，也导致了另一个共识。第一个是思维模式的共识，它与民族的现实有关，民族的实在是，认为一个国家的人口构成的共同体（若不是实质性的的共同体）可以区分为普通的、本土的或出生地（natal，这也是“民族”一词的来源）的共同体，无论这个实在被表达为自然的或精神的（最终，两者的区别不大）。第二个共识是思考方式的共识，这是在“大同社会”和“国际社会”下长期教育的结果——这些词不能归结为其历史上的内容，因为这些思想天生就具有这样的意识，即人类以多种方式与自身相同，一言以蔽之，他们不再是“野蛮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确定“文明人”是什么。
两个共识我不同意。“做一个法国人”，对我来说，不是一个空洞的表达，但我通常会听到一些所谓的“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尤其因为我们比马克思更清楚地知道，那些所有国家的巨富就像盗贼一样云集）。“身份”向我们指出了存在者的属性，但我不能忘记“我是另类”，这个另类也是存在者。
归属于一种或另一种共同体形式（无论如何将之置于何种名称之下），甚至有可能同时属于几个共同体，这的确是与身俱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始终不变的限制。它是偶然的和意外的：这两个词都在说，人被“抛入”此处，原因很简单，即人不可能被坠入到无之中，否则会没有任何意义。相反，在这个偶然的不可预知的此处，才能开始对意义进行追溯。
此外，归属于原初的共同体因而也描绘出其边界，至少（或多或少是近似的可触及的边界）是其他共同体的边界，提供从一个共同体到另一个共同体，选择一个共同体或另一个共同体，或几个共同体，甚至无共同体的可能性。被抛入和可塑性是一个双重原则。这就是所谓的“身份”自我宣示的东西：无论是个人还是民族，变化都非常小，因为这二者是交织在一起的，它们可以相互支持，也可以彼此抵消。
因此，并非追求哪一个口号的问题：即“身份！”或“无身份！”（或者混合身份，杂糅身份，随便你们怎么叫）。这是身份在自身中所产生的自我的裂缝和鸿沟的问题。
身份是一个落地点，或者我们可以说是一个落笔点，在那里可以开始追溯其路径。
在根本上，这个点尚未形成面。从路径（痕迹）角度来看，它开启了最深远的、最复杂的、最纠结的、甚至最阴暗的道路。但它总是从那个点开始追踪，从同一个点进行追溯。这个点和一个迷宫，这就是身份的奥秘。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有着永恒的接触和永恒的裂隙。那么，人们必然在一个点或另一个点上失却自我。当然，人们不会失去代表连续性的一些标记，这些标记让我们可以谈论“身份”——尽管常常认为身份是先天的，我们永远不可能将身份归结为一个点的无限特征，或者从严格意义上讲，这是一条无法给出明确特征的道路。
这些都是最基本的真理，只要我们关注围绕着“谁？”所产生的大量问题，就会认识这一点。
例如，谁是萨利安法兰克人？它所需要是一种不同的基调，即从传递信息需要（日期、地点、人民的风俗）转变为对他们存在的追问——但他们到底是谁？我们如何理解他们？他们身份的中心或核心是什么？这是一个转变，从过去用来辨识的数据转变为对身份的追问。
谁——另一个例子——提出了法国人身份的问题？是谁做了这件事？我在这里谈的不仅仅是一个名字，也不是某个内阁成员，一个政府，一场运动（顺便说一下，做出决定的人似乎对自己的举措感到不安、尴尬、犹豫不决）。在那里可以发现谁？他是否已经具有了民族身份？他如何辨识自身的身份？仅仅是因为他拥有行政权力吗？他的确有这方面的地图，更不用说其他的坐标、印记和图像了。但是，这难道不仅仅是一些识别性的数据吗？
现在，如果每一个法国人和其他人类主体一样，都是一个“谁”，如果这个“谁”不能还原为“什么东西”，法国本身就是另一种“谁”，不可能还原为任何特征（人口、情况、国民生产总值、红酒、奶酪、空中客车等）。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每一个法国人的“谁”包含了法国的“谁”某种东西，反之亦然。然而，我们无法接近这个极其遥远的让“谁”出现、移动、繁殖的区域，在那里，我是法国人，但也是其他东西（谁知道呢？有一部分德国人、一部分狗、一部分无家可归的人，一部分拍打着沙丘的海洋），我从来没有进入到这个消失点，这个点会无限聚集和分散。我们也无法进入卢泰西亚（Lutèce）、比布拉克特（Bibracte）和卡尔斯鲁厄（Karlsruhe）更深的区域，在那些地方，说话、手势、符号和标记、欲望和表象的方式都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一个民族、一个人口和一个共同体。
7.为什么谈身份？
对于那些从事所谓的“社会科学”的人来说，对于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心理学家或精神分析师来说，对于文学和艺术理论学家，还有对于艺术家或作家、对于哲学家，宣布对民族身份进行讨论，首先会爆发出一阵不可思议的嘲笑。什么！突然间，我们要就三个观念进行讨论——身份、民族、民族身份——这些问题极为复杂，具有相当的难度，也有些疑惑不解或危险，但也有一些长期的限制，还有不断的机会来表现出这种想象之物的模糊性，在过去四十年里，它始终就是激烈争论和大量研究的对象——让我们顺便说一下，包括过去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受到万人敬仰的刚刚去世的列维-施特劳斯也谈过这个话题。不难想象，他对此次辩论会有什么看法。
我在这里表达的不是知识分子阵营的冷幽默。我所说的是，两代科学家、思想家、艺术家所选择的特有的研究领域——“身份”的相对性，这一概念与内部的差异交织在一起，不可能给一片“领土”或一个“文化”、一个“人”或一种“语言”带来牢不可破的身份，最终，它不可能像“意义”一样，或具有粒子一样的地位——所有这些并非来自于幻象或猜测。
很久以来，身份一直遭受着伤害、挫伤、或者单纯被改造，被替换，被摧毁，被改头换面，或许只是变形：单纯而玄妙莫测的变形。或者我们可以说，工业革命，资产阶级民主，以及数字技术带来的变革，所做的事情不仅仅是取代身份：社会地位、家庭地位、（地方、家庭、宗教的）共同体的归属，最终还有“民族”，一开始要将民族从外国暴政下解放出来，但最后都陷入了想象的，甚至神话般的固化对象。法西斯主义就是身份的膨胀，而身份的概念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中，可以抛弃任何东西，也可以将所有东西混合在一起：鲜血和大地，恐怖与幻景，军事上的野心，各种各样的象征，吞并，新秩序。
现在，在我们面前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更加荒谬的合集。人们把民族的、甚至“种族的”议题，宗教的象征（没有任何神学的东西），经过改写或冲洗调整的“人权”，对各种变得陈旧的历史结合在一起，还有各种各样的花招，让司法部门，甚至立法部门不会去过度干扰行政部分，而行政部门会更加忙碌，因为他被自己的身份所追赶。在身份的基础上，他赢得了选举，如果他想控制权力的话，就得对这个身份负责。他的确希望如此，因为要掌权，就得认同自己的身份——在个人上，他自己就是所服务的各种利益的集合（这些利益归根到底不太关心身份或各种身份：他们希望的只是一美元就是一美元，与其他的美元相等同，但不会有其他的身份）。我强调的是，这些线索不仅仅影射的是尼古拉·萨科齐的名字，也可以用到其他人的名字上，如艾哈迈迪·内贾德、内塔尼亚胡、卡尔扎伊、普京等等。
不，围绕着身份的思考——当然，也就是说，按照必然的推论，身份就是差异——并非知识上的时尚：它继承了欧洲文化饱经批评的东西。这就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身份，男人的身份、女人的身份、动物的身份、神的身份，建立在“身份原则”上的理性秩序，最后还有欧洲身份，它从未清晰地辨明什么是欧洲身份——即如何将自己与其他人区别开来，如何辨识自己——就像当它尚未在自身之内传播对“民族性”的渴望，只要它认为有可能通过独一无二的定义，根据文明本身的定义，让世界接受自己的身份。
的确，自20世纪以来，身份在各个方面都遭受质疑：要么再也不能发现欧洲自己的身份（这就是欧洲人的原型），要么它想知道身份是什么或者身份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沙特人、阿尔及利亚人、马来人、毛利塔利亚人的身份，还有其他具有强烈身份标志的名称的例子，但我们很难描绘出它们的外观）。事实上，我们在同一艘船上：我们都漂浮在让身份成形的材料的海洋之上，不再有任何东西可以凝聚成为“身份”——此外，我们这些身份不一定是民族的，身份可以包括民族、文化、宗教、艺术和语言。
此外，只有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才只能谈论“身份”。过去，是卡纳克人还是哥萨克人，是柏柏尔人还是布列塔尼人，是法国人还是英国人，是英格兰人还是苏格兰人，一个人属于他的教区、他的犹太教堂、或者他的清真寺，属于一个团体、世系、图腾、岛屿或山谷。我们不会谈论身份，因为身份是由符号所指示的。一旦不存在符号，或者当人们不再用符号指向任何东西，人们才会谈身份。
8.人民
文化身份是一个非常严格且历史悠久的问题。让我们称之为“文化身份”，尽管我们也可以谈“人民”、“象征构造”、“语言”、“精神”和“结构”：我们将这些术语合而为一——事实上，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个术语带有非常复杂的，十分重要价值，这就是“人民”一词，但如今对“人民”一词的滥用，让我们不再依赖于这个词。我们应该听过这个词具有“部落”、“人口”、“定居”等意思，也同时避免了“种族”一词引发的过度僵硬的情况。
人民——不过，使用一下这个词，其意思既准确又丰富——所对应的就是非一般性原则。没有一般的东西存在，即便存在着一般规则，从他们的角度来说，这样的规则也并不实存。实存的实质一种独特的东西，毫无疑问，西方文化就是这样的东西，它经历了对“普遍性”存在的进行讨论的各个时代：这并不是偶然的，它必定会产生一种必要的区分，它可以将科学对象与感知对象区别开来。但我们可以说明，即便对于那些坚持“普遍性”（性质或真实属性点普遍性）存在的人，这些存在通过它们自身的方式也不缺乏独特性。毋庸置疑，即便上帝的存在，它自身也包含着所有可能的普遍性、一般性和特殊性，他只能是——如果他存在——最具有独特性的可能存在。
所有事物都需要经过分类、划分、区分，即便各大“王国”也是如此。矿物需要经过分类、分目、分科等等。对于动植物都是如此——知道它们被我们的技术所生产出来的其他更好的或更坏的存在方式所取代或悬置，这些方式可以进行加工、修改和改变我们的人类身份。
然而，无论是纯自然领域还是在技术领域——只要还能做出这样的区分——都不存在纯粹的个体。所有东西都从物种开始，而不是从个体开始。这不是古生物学的问题，而是整个本体论的问题：存在无论是否是多元，在存在的全部迹象中，它就是多元的。人类从来不是从一堆原初的夫妻开始的，而是从一个群体或作为一个群体开始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毫无疑问，作为各种群体开始的（此外，从我们所知的意义上，这些群体可能都算不上“人类”）。
这已经成为了一般的存在规律：多元性和关系，没有这些我们甚至无法理解“存在”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它会以双重方式适用于那些存在者，它们的显著特征就是归属于这些意义要素，即完全和明确地归属于它：没有人类的行动或举动不会“有意义”，此外，没有其他的存在者行动或举动在人类的词语、手势、眼神，在他们生产和交换的多样性中的“有意义”。（“有意义”的观念也意味着拆解和破坏，或许甚至摧毁了意义的元素，我不能在这里赘述）。
于是，首先有几种人民、几种语言、几种象征和生理秉性（例如，发声的方式，一起存在的方式等等）。我没能力讨论这些东西是多还是少。我只注意一点：总有一种形式的人民或另一种形式的人民，归属于一种人民或几种人民的形式，因为它不排斥人四处流动，与其他人混合等等。与此同时，一种人民从开不是源初性的，要么为了自己，要么为了他人。人民的事实说明起源的观念是多样化的，从一开始，人民就不仅仅是起源上的丰富性：即存在的起源。
在这个意义上，人民就是象征上的分配的实现，他们区分了并共享了象征域。我们象征化，即我们理解意义，这意味着我们享有了意义，而且意义也将我们区别开来：“我们”是一个“我们”——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或者说我们在“我们”之中，这是意义交换的条件，还有我们有意义地将我们自己与其“我们之中”的其他人区别开来。我们宣布“我们自己”是一个共享的空间和秩序。那么这种空间和秩序只能是多样的。
不仅仅是几种“人民”，而还有“形成人民”（faire peuple）或“宣称人民”的几种方式。美国人民（就是字面上宣称了人民）就建立在非常简短的历史基础上，他们反对混杂了欧洲人的文化背景，而欧洲人长期以来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辨识他们自己（德国人、荷兰人、法国人等等）。总而言之，从一开始欧洲文化的“本质”是由启蒙而来的（“自然法和自然神论”，这就是《独立宣言》所说的内容）。我们可以用极为不同的方式说，尽管已经存在着或可能存在着人为的民族构成，而南斯拉夫人民所需要的身份已经解体了。在非洲，还有多少人仍然臣服于承袭下来的谱系，按照恶劣的殖民划分和摇摇欲坠的民族构成存在着？而对于拉丁美洲在原住民、欧洲人和非洲黑奴之间形成的多样性的集合，我们该说些什么？或者我们可以对这个问题给处解答：究竟有多少种类的华人？
事实上，无论是在起源上，还是从独一无二的特征出发，甚至在语言上，各种人民从来不是完全可以辨识的。人民不是实体：他们是我们共同存在的不明确的交换符号（或正在交换的符号），我们的存在本身不能聚集在任何可以辨识的“人类”的名义之下。
9.民族
当然，在一定的时间或时代里，在各种情形中，存在着以这种或那种组成的人民，说巴斯克语或芬兰语，一个用这样和那样方式计算日子或编织衣物的人民。然而，在这些人民，他的语言、他的习俗，或者制造技术背后，始终还存在着其他人民、其他语言、其他方式、其他发明。
当然，每一类人民都有一个身份，或者说，他就是一个身份，因为他不可能拥有一个身份。事实上，这就是一个人民如何变成人民，也就是说，与他自己建立关系：他“理解了自己”，他并不说自己的语言，却用人们所说的“语言情感”来干预它（我们知道，这种双语论并不总是简单的问题），它享有和参与更隐蔽的特征，包含了与死亡的关系或者与各种吟唱模式的关系。
它与自己有关：我们理解这意味着它将人民x与之前假定给出的人民x联系起来。这意味着指出这些选择（声音、手势、颜色、实践、情感），它创造了“自己”：它产生了一种身份，这种身份对他来说是可以承认或可以辨识的，同时对于其他人来说恰恰是为了区分出“自我”。为了区分出自己——首先，它来自于无，来自于虚无，来自于被抛弃的存在——在差异中开启了一种意义的可能性。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这并不是因为扩大这种可能性会更好，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可能性或许也无法扩大（太多的文化被埋葬，被遗忘，还有许多娶她的文化将会存在，包括我们的文化）。而是因为意义的意义就是它的重新开始，它的重新创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不幸地听到人们一遍又一遍地庆贺“多元文化”，“进步”的话语称赞它是狄奥尼索斯的创新，事实上，这个悲催而笨重的术语知识为了将不同的混杂物拼凑在一起，尽管如此，其中的各个碎片仍然停留在产生这些碎片的单一文化之中。
“多元文化”是每一种文化的前提条件，但每一种文化都是一个出发点和告别点，也是一种绘制、一种风格、一个转折或一个歪曲，或多或少有点持久的构造，通过“多元文化”，本身不具有形象的东西，反过来在新的和闻所未闻的方面揭示它的形象，勾勒出这一切。
至少我们可以认为，在欧洲、非洲、亚洲和大洋洲都是如此，直到现代出现了某种无法辩驳的东西，这些东西与其说是独一无二的模式的扩张（尽管它确实存在，快餐、漫画、博客），不如说这些“模式”都是一种模式。它并不是将各种“文化”的特征汇集在一起，而是一种习性（habitus）。世界的西方化所宣传的是一种习性或一种习性集合。后者是不带文化的模式，这也意味着没有世系和没有人民的模式。
这种习性属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即人民将他们自己辨识为公意（“一般性的意愿”），将自己看成一种公共目的的操作器。可以就将这些“公众”视为一种意愿的结果或者发过来卡后才能一种历史生产的结果——第一个概念指的是卢梭和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精神，第二个概念指的是19世纪的各种“民族主义”运动的结果，尤其是德国。但正是通过这两种方式，由于国家是被建构的，我们因而进入了构成性权力的过程。
那么，在某种意义上，民族就是将自己当作构成性权力的人民。与此同时，民族也消解了各种人民。毫无疑问，欧洲发明了民族国家，至少混淆了两种类型的身份：一种是我已经描述过的人民，这就是通过探索自己和发明自己从而形成自己的身份，还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秩序——即可以认可或可以辨识的身份。对于这个身份，我们给出了它的名字：公民地位。在某种意义上，公民地位的记录，与辨识和具体化的证件相关联的大众，如就业证明，失业证明，文凭等——所有这些都属于可辨识意义上的身份：可以肯定，两者的交叉点与我之“”前提到的无限的点差不多，一条始终可以无限解码的路径会回到这个点上：即生存。
这并非描述与人民相对立的国家的摩尼教式的画面。当然，这并不是法国人应当谴责或诋毁的从菲利普·勒贝尔到罗伯斯庇尔的著名的连贯谱系（这条谱系在某种意义上也来自于人民），甚至若将这个谱系扩大一点，这条谱系经历了两个拿破仑时代，还有甘贝塔和饶勒斯时代：有一些名字点缀了人民的历史（这个人民还可以担负着法兰克人之名），而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战争和联盟机制，为它们还原或添加上其他几种人民（奥克人、图卢兹人、巴斯克人、勃艮第人、诺曼人、阿尔萨斯人、科西嘉人），与此同时也组织了一些身份的形成（很多次都是在胁迫下形成的），就是胁迫！通过这种方式，出现了一些世系的萌芽：可以让我们通过教会、山川、通过孔多塞、通过雨果来描绘整个法兰西的伟大图谱。
不过，与此同时，在法国及其周边地区，有一种国家文化和工业文化，在没有人注意的情况下，正悄悄地取代了人民和身份的最深层的逻辑。这些人民形成了民族国家——他们认同民族国家，或者被民族国家所吸纳——他们更不可能形成新的开端，不可能形成让他们的特性得到改变和焕然一新的创造。其根基越来越不适合作为创造和追踪新路径的“着陆点”。我们毋宁是位于各个可以辨识的参照点（points de repère）之间：公民地位和获得公民地位，或者公民资格，已经成为所有人、所有群体或个体的唯一美德和唯一真正的“身份”，在这些被高度管制的参照点之间，其运行轨迹是由需要、机会以及社会的自动管制（如果可能的化）所给定的。
后者并非一个民族，也不是人民，也不是国家，更不是群体，不是个体。其名称非常明确地说明了一切：社会联系，但除了公民地位、社会保障和每一种类型的编码之外，它不进行任何识别。但编码不是身份。这很明显。但正是这个“社会”提出了建议，要求“讨论”是什么在辨识它。
要求去辨识法国身份的许多人非常开心去享有这样一个“国家”（pays）——这是身份的另外一个名称，即作为“国家”，有时候它被称为流亡地（bled），对于他们来说，他们仍然来自于他们已经离开的再也不会回去的“别处”。他们希望“这里”也能成为这种意义上的国家：但我们看到这不是一个国家，这是一个社会，一种管理、是一种功能系统。它不是生活，它没有身份，它将存在物切成碎片：钟楼、葡萄园、法院、人权（啊！人性！但那是什么？）、世俗主义、内城……他们问道，什么是国家？什么是人民？我们向他们回答说：“身份”。
还有，这是一个国家做出的决定，而省长们按照命令执行，这个决定表现为宏大而美丽的涉及到民族国家本身的国家级倡议，恢复法兰西身份的任务被交给了新闻界的社会心理学，这有点像扩大版的街头采访。仿佛如果我们今天的书籍和杂志让我们接受无数来自于心理-人民-文化-政治-逻辑的镜像。
真正的回答恰恰相反。不，人们不会按照“讨论”的标准来判断“民族身份”，相反，人们以最简单的方式和罪适合于当代和未来社会需求的方式来调节身份（在这个方面，社会是关键），与此同时，由于移民的深层原因，我们从事着完全不同的政治学。那么，人们必须看到身份是形成的，法国人民也是形成的——为什么只有法国人如此？为什么不出现其他名字？
这个回答并不是各种意见和社会心理学的讨论的结果，这种讨论留下污点，这只是认识上的贫乏和羸弱——他们也就不过如此。首先，我们并不是在知识层面上讨论问题——无论是否有学者参与。这并不是需要认可身份知识的问题（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等等）。身份是一种行为或张力，它的效果可以被组织起来，但不可能像分离出化学元素一样来获得身份的本质。
10.帝国
有人会问：在民族国家之前或之外，人民在哪里？他们要么在自然界——今天这个表达唯一的意义就在于“迷失，不在原地”的形象，因为的确再没有不被人们所管理的森林或草原——要么在“帝国”里。我不会冒然去分析“帝国”——帝国是否只有一个独特的本质？——我也不想说，帝国有保护人民的方式。我只注意到，对于占据着这里的国家，当然是由帝国（它的皇帝，它的王朝）来辨识的，但在这并没有寻找主体性形式的身份，因为身份是由民族国家来寻求的，从民族国家里得出的。
至少我们的任务是克服或取代那些掩盖我们所寓居的在“主观”身份（我刚刚说了，这代表着人民、文化、共同体）和“客观”身份（即政治身份）之间的地带。我们很含糊地将这种掩盖与一般意义上民主概念联系在一起，导致了对“政治”具有执迷不悟和模糊的巫术式的和救赎神学式的用法，让“政治”具有了意义或生存的用法，得到神正论式的断言，对他们而言，“政治”具有整合政治-宗教身份的命题的完整的诱惑力。
11.身份、亲密性
不，身份不是孤立的沉淀物。取而代之的是，无论对于人民还是一个人，或一个简单的指示而言——即名称的指示——它指向了未来的，永不停歇的东西，返回来改变自身的东西，开放了新的路径，留下了痕迹，而不是一样东西或一个意义统一体。身份来自于无限远的地方，因为它来自于任何可能的辨识之前——是的，那时是通过血缘关系实现的相似性，但它肯定了在我们每一个人那里都可以无限地撤回各种区分。双胞胎最明白这月底爱你。在一般形势下，一个身份能够辨识出自己，它也会陷入疯狂。我们注意到双胞胎所遇到了病症，这是充分辨识认同的偏执症。
占有身份不可能是一种占有行为，也不是我们能把握的善，更不是我们接受的善。只有领袖们的身份或多或少与这两种情况有关。领袖不再是人，不再是人民：相反，领袖是既不能展示身份，也无法占有身份的具有地位的人。
这是一个占用的问题。身份是某些“人”（个人或集体）的占有时间。这样的事件不会只发生一次，而是不断地发生。每一次占有身份就会造成“剥离”（exappropriation），这是德里达的说法，因为那里没有任何既定主体，已经得到辨识的主体，那么占用就会回到他们身上。每一次主体都是不同，既与他者不同，也与自己不同，也就是说，它不同于任何身份。这并不意味着，身份并不是高度不稳定的、不连续的，在根本上是变动不定的东西。主体的真正的一致性就在于每一次可辨识的身份都被克服了。对于主体而言，他的身份始终来自于内心最深层（interior intimo suo）。
对于每一个人和每一个躯体，比起其他身份特征的积累相比，身份则更为亲密。法兰西并不知道它的六边形的形状、它的语言、它的风俗、它的画家或它的音乐家来自于某种玄妙册的亲密性。但法国也不知道在什么样的新的亲密性中（为什么不呢？）在其他的构造、其他的成语、其他的方式中找到自己，在他们的亲密性中都触及了，并撼动了所有这些东西。
法兰西——但非常直白地说，究竟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