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方和时方的接轨。
张仲景方，我们叫经方（古方），经方以后之方，我们叫时方（今方）。经方药少而精，疗效惊人，有鬼斧神工之力，起死回生之妙，而且方义隽永，药味精当，耐人寻味，不可思议。据梁陶隐居云：“依《神农本草经》及《桐君采药录》，上中下三品之药，凡三百六十五味，以应周天之度，四时八节之气。尚有圣相伊尹，撰《汤液经法》三卷，为方亦三百六十首。上品上药为服食补益方者百二十首；中品中药为疗疾祛邪之方，亦百二十首；下品毒药，为杀虫避邪、痈疽等方，亦百二十首，凡共三百六十首也。实万代医家之规范，苍生护命之大宝也。”由此可见，经方乃古之圣贤为济世活人而留传于世。
经方的实践性、科学性、创造性有无穷无尽的潜力，伤寒学问贵在其方。日本古方派的吉益东洞先生曾说：“张氏之为方也，虽复稍后扁鹊，而其药剂之富，法术之存，盖莫古焉。而医之学也，方焉可！吾亦何求？”东洞氏能于千军万马之中，独具卓识，不愧为大家风范。
中国之文化，上下五千年，历史悠久，英雄辈出，继仲景方之后，如雨后春笋，又产生了数以万计的“时方”使方剂学大兴。方有古今之异，格调不尽相同，但它们都具有血缘的内在关系，以及与之不可分割的家族史。《伤寒论》为方书之祖，比做母亲是之方源，而时方如同子孙，乃是方之流也。有源才能有流，有流才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时方中亦不乏有上乘之品，如《千金要方》、《外台秘要》、《本事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驰名医坛，与经方并驾齐驱。
方虽有古、今之分，亦有同气连枝之义，都是我们伟大宝库中的瑰宝。应当兼收并蓄，使其古今相互补充，互相借鉴，因证制宜，把古、今之方，变成一个既有淳朴的古意，又有灵活的新态，且能切中病情一针见血地达成“古今接轨”创举。切不要厚古而薄今，更不要倡新而非古，应当主动而积极地创造古今之方接轨的新产品。
我认为用方要灵活，要有随机应变之才，不要壁垒森严不敢越雷池一步。两千年前的张仲景，就已有了两方合用的先例。如麻桂合方，桂柴合方等等。所以“经方”与“时方”接轨，应当视为“水到渠成”之事。但也有人出于对古方的爱护，认为这样做恐怕破坏了经方的完整性和独立性，降低了经方的精华，因此妨碍古今接轨的进行，而不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认为中西医能结合，试验室的动物也能与人相结合，为什么同气连枝，一脉相承的古方与今方而不能接轨呢！我们叫“接轨”而不叫结合，是从历史实际情况出发的。
如后世方的麻黄、桂枝、大黄、芒硝、柴胡、茯苓、白术等药所构成的各种方剂，多从《伤寒论》的麻黄汤、桂枝汤、大小承气汤、小柴胡汤、五苓散等方演变发展而来。这就是古今接轨的内在联系的历史发展趋势。
“方”是“药”组成的，而“药”又是“证”所产生的，但是“证”受到客观影响，又有灵活多变的特点。举例而言，古今人异，气候变迁，体质强弱，生活习惯，都能左右“证”的变化。如张仲景所著的《伤寒论》，当时是以风寒邪气伤人为主，治疗上也是桂枝、麻黄、青龙三方鼎立。到了后世明清时期，由于自然界气候的变迁，治疗由辛温解表变为辛凉解表，继而叶天士、王孟英、吴鞠通等温病大师在医坛相继崛起。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个变化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客观的变化，促进了医学的不断发展，也推动了新旧事物的交替更新。
“古今接轨”这一方剂学伟大变革，必须经医人之手，从临床出发，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把时方与经方进行巧妙的结合，用“古方”以补“时方”之纤弱，用“时方”以补“古方”之不全。既对经方有深刻的认识，又对时方有扎实的功夫，把古方、今方、古今接轨方成为当今的三足鼎立，这是中医药学创新的一个举措。“古今接轨”不是标新立异，亦非哗众取宠，而是一个顺应自然发展的科学构思，须投入大量的智力，呕心沥血，才能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
兹将个人的“古今接轨”方法及临床应用简述一二，仅供参考。
1经方接轨时方
我在临床治疗湿温病，如果出现胸满心烦，夜不能寐，每在下午发热与心烦加重，而有“懊侬”之势，这是湿热上蕴，气郁火结，因而出现了“火郁”的心烦之证。此时如果只用三仁汤清利湿热邪气，因内有火郁为援，而效果则差。为此，我选用了经方的栀子豉汤与三仁汤合方进行治疗。
《伤寒论》的栀子豉汤，以擅治“虚烦”证而著称。“虚烦”是一种特殊的心烦，仲景称之为“心中懊侬”，形容其心中烦乱，难以名状。由于是火郁气结，所以有时可兼见“胸中窒”、“心中结痛”等气血郁滞不利的特点。
火当清之，郁当发之，所以用栀子豉汤清宣郁火。栀子苦寒清热，但因其体轻而上行，清中有宣，与芩、连苦降直折不同。凡火热郁而烦者，非栀子不能清，所以时方的丹栀逍遥散及越鞠丸的火郁证都用栀子而不用其它。豆豉气轻味薄，既能宣热透表，又可和降胃气，宣中有降，善开火郁，同栀子合用治疗火郁虚烦甚为合拍。
湿温病出现心烦，乃是湿热之邪蕴郁于胸的一种见证，除心烦证外，往往胸满为甚。三仁汤能清利三焦之湿热，而不能治疗胸中之火郁，而黄芩、黄连又因苦寒直折，有冰伏湿邪，郁遏气机之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