梧闽微信杂文系列之四十二：柏拉图与“理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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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是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的大哲学家、大思想家，理念论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他既是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极为优秀的学生，又是著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极为卓越的老师。
古希腊是欧洲哲学的发祥地，柏拉图作为古希腊文明的主要代表人物，其历史地位相当于中国的孔子。黑格尔称之为：“人类的工程师”。怀海特认为：“欧洲哲学传统的最稳定的一般特征，是由对柏拉图的一系列注释组成的”，罗素也认为，柏拉图是“古代、中古和近代的一切哲学家中最有影响的人”。马克思在评价柏拉图时指出：“如爱尔维修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伟大的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
柏拉图生活的时代，正值古希腊奴隶制及其意识形态由繁荣走向衰落的剧变时期。当时古希腊是一个城邦奴隶制社会，在为数众多的古希腊城邦中，雅典和斯巴达作为两强，各自代表着奴隶制的一种类型相互长期征战。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04）的洗礼中，柏拉图参加过三次战役，并目睹了他所在的雅典帝国的覆灭。当时雅典的奴隶民主政治发展到极端，几乎每个公民在其一生中都有参加政治的机会，雅典的经济、政治迅速发展，文化、体育和艺术空前活跃，古希腊雅典奥运会的诞生也在这个时期，这些为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的产生提供了前提条件。英国哲学家罗素说过：“要了解柏拉图，其实，要了解后来许多的哲学家，就有必要先知道一些斯巴达的事情。斯巴达对希腊的思想起过双重作用：一方面是通过现实，一方面是通过神话；而两者都是重要的。现实曾使斯巴达人在战争中打败了雅典，神话则影响了柏拉图的政治学说以及后来无数作家的政治学说。”与雅典完全不同，斯巴达是一个经济上和文化上都十分落后的农业城邦国家，实行奴隶制寡头政体。但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它却战胜了雅典，称霸于整个希腊世界。斯巴达的政治、军事制度对柏拉图产生了重要影响。斯巴达的最高政治首领是两个国王，由这两个世袭制国王及28个贵族组成贵族会议，亦称长老会议，由所有30岁以上有公民权的斯巴达男子和曾参加重装步兵队者组成民众大会，表决或否决国王或贵族会议提出的议案，并选举执政官执掌实际大权。斯巴达男子一生从事军事训练，20岁便开始参加军队，直到60岁才可免除军役。他们虽然可以结婚成家，但必须长期过着军营生活，私生活从属于军事化。为了生育健壮的后代，女子在出嫁前也要参加各种体育训练，儿童自7岁起即离开家庭，由政府负责进行严格的训练，以便将来成为合格的军人。总之，斯巴达人是一个军事化的民族，他们唯一的职责就是打仗。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结局是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斯巴达战胜了远比他先进的雅典，奴隶主贵族政体战胜了奴隶主民主政体。雅典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阶级对立不断加深，内在矛盾日益激化，内战频起。而斯巴达则因为经济不发达，社会分化不深，阶级矛盾尚未激化，政治上、军事上比较统一，因而最终能够战胜雅典。这便是二千四百年前发生在西方的历史事实：落后但“集权”的斯巴达战胜了先进却“民主”的雅典。
由于出身贵族和雅典的传统，柏拉图自幼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少年柏拉图风流倜傥，才华横溢，他喜欢绘画，写过诗歌和悲剧，并在合唱队担任过指挥，他还热爱体育运动，曾在伊斯特莱亚赛会上比赛过摔跤。柏拉图文学造诣极高，写出了许多对活体文学名著，包括哲学名著。引导柏拉图把自己的兴趣从诗歌、戏剧转向哲学的不是别人，而是苏格拉底。有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在狄奥尼修斯赛会上，当柏拉图听到苏格拉底的演讲后，立即将自己为获奖而准备的一部悲剧付之一炬，他吟诵着说：“啊，火神！到这里来吧，柏拉图现在多么需要您阿！”。
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出身于雅典平民之家，父亲是雕刻匠，母亲是助产婆。他本人早年也曾以雕刻石像为业，但对研究哲学的问题一直有着强烈的兴趣，他读过许多先哲们的著作，其中阿那克萨哥拉的“心灵”说唤起过他极大的注意。他曾和不少著名智者如普罗泰戈拉、普罗第柯等辨论哲学问题，包括伦理、道德、教育及政治问题，逐步形成自己的哲学思想和哲学风格，因而被当时雅典公认为最有智慧、最有教养的人。公元前399年雅典恢复民主制后，苏格拉底被控传播异说，引进新神、毒害青年和反对民主等罪名，陪审庭以360票和140票的多数判处他死刑。苏格拉底在从容面对死刑答辩后饮鸠而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千古奇冤之一“对苏格拉底的审判”。苏格拉底之死，说明了一个问题，民主的决策未必能作出正确的决策，因为真理未必经常掌握在多数人的手中，而真理一旦只是属于少数人，那么，这时的民主制无疑是一种绞杀真理的机器。柏拉图目睹了落后而专制的奴隶贵族制部落斯巴达的胜利，又亲历了其老师苏格拉底被民主制政权无情的杀害，酿成人类思想史上著名的悲剧，为此他同当时雅典人一样，进行了反省和深思，正是在这种风雨飘摇的奴隶制度背景下，历经错综复杂的社会变迁的柏拉图继承苏格拉底哲理精神，并以其独特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念描绘了心中的《理想国》。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描述和设计了一个等级森严的理想图制度。他认为，正如人的灵魂有理性、意志和情感三个部分一样，一个理想的国家也是相应地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即统治阶级；第二等级即武士阶级；第三等级即劳动者阶级。
统治者阶级是指极少数受到哲学训练的人，这些人在“理想国”中掌管立法、司法、行政、教育等大权，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在柏拉图看来，他们是由神用金子创造出来的，拥有天赋灵魂中的理性部分。他们以“智慧”为美德，其天赋的职能是管理国家、指挥他人。他们是理性的化身，是国家的最高等级。理性在国家中的统治地位正是通过这个阶级而体现出来的。现代的“精英治国”理论带有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政治观点的衣钵。
武士阶级是专门从事战争的军人，这些人虽然也属于统治阶级，但只是统治者进行统治的保卫者和辅助者，在“理想国”中属于仅次于统治者的地位。在柏拉图看来，他们是神用银子创造的，拥有天赋灵魂中的意志部分。他们以“勇敢”为美德，其天赋职能是防御敌人，保卫国家，以武力为手段实现统治者的意志，也就是忠实地为统治者阶级效劳。中世纪的欧洲骑士阶层或其“骑士荣誉”，亦无不脱胎于柏拉图《理想国》这一学说。
劳动者阶级指农夫、手工业者和商人等，这些人构成了“理想国”中的最低等级，也即被统治阶级。在柏拉图看来，他们是神用铜铁铸造，只拥有天赋灵魂中的情感（欲望）部分。他们以“节制”为美德，其天赋职能是生产社会的物质财富，供统治者享用。
柏拉图认为，正如智慧、勇敢和节制这三种美德融洽无间、各司其职时产生第四种美德“正义”一样，在“理想国”里，上述三个等级的人应当安分守己，各守本位，尽职尽力，“和谐一致”。只有这样，这个国家才能成为理想的国家，才能实现“正义”的原则。在柏拉图看来，“正义”不仅应当是全体人民的美德，而且还应当是整个国家的美德。如果这三个等级互相干扰、互相代替，那么就不会有什么“正义”可言，而将会给国家带来最大的损害。
柏拉图还认为，虽然统治者阶级和武士阶级都是天生的，是神用金银制造的。如闽南歌唱道：“人是好命囝，框金和包银”。但是，为了保持这两个阶级的本质纯洁性，必须对他们实行“共产”制度和进行严格的教育、训练。他主张在第一、二等级中取消私有制，取消家庭，实行共妻共子，无论男女都住公共房子，吃公共饮食；并且为了保持种族优良，由统治者决定婚配，子女一出世便离开父母，由国家养育和施行教育、训练，使之成为优秀的人才。这就是柏拉图所构想描述的“共产”社会。
至于怎样对第一、二等级施行教育、训练，柏拉图更作出了系统的规定：首先是体育和诗歌、音乐方面的教育，因为体育可以锻炼身体，诗和音乐可以培育美感与和谐精神；其次是天文学、数学等方面的教育，通过学习数理知识，使受教育者提高认识能力，以便他们能够从了解现象世界入手，进而了解理念世界。柏拉图认为人们日常感到的具体事物是易变的、相对的、不真实的，如佛家释迦牟尼在《金刚经》中所指“如梦如电亦如露，应作如是观”。而只有通过理性认识到的理念才是永恒不变的、绝对真实的。这如后来朱熹学说法：“有是理便有气，但理是本。理为不生不灭，而气却是有生有灭，并不断由理产生气”。柏拉图可见的“现象世界”相当于后来南宋朱熹所说的“气”，其可知的“理念世界”亦既朱文公所指的“天理”。最后，柏拉图认为要对经过选拔而产生的优秀者施行高等教育即“辨证法”的教育，使他们学会洞察世界的方法。然后就可以担任各种统治的职务，执行立法、行政、司法、教育等管理的任务。这些观点很象与其同一时代的中国儒家文化始祖孔夫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论语。而需特别指出的，柏拉图认为“理想国”的实现，关键在于要由哲学家来当国王，他十分强调国家权力与哲学理性的合二为一，认为只有以哲学为工具来治理国家，才能实现对武士和劳动者进行智慧的统治，因为哲学乃是“科学之科学”，是科学的灵魂和导向。在柏拉图看来，传统世俗的政治家不过是政客而已，他们实际上完全不认识自己的根本任务，甚至只能依靠权力支撑的意志或情欲散发的需要来发号施令，这不是理想国人民的共同理想。而只有以“智慧”为美德的“哲学王”或导师领袖才能洞悉万物的本源，把握绝对的至尊，以“理想国”的理念为范型、蓝图，塑造出实际的、现实的理想国家。柏拉图后期的对话如《政治家》篇和《法律》篇提出的政治主张，已经不同于《理想国》，如在《政治家》中，他开始注意法律的作用，认为在没有“哲学王”的情况下，有法民主制优于无法民主制。从《理想国》到《法律》篇，标志着柏拉图的政治学说已由空想（乌托邦）转向现实，由理论转向实践。
柏拉图《理想国》政治学说是对其理念哲学的引申和发挥，是直接为奴隶主阶级统治国家提供理论依据的，作为奴隶主的思想家，他根本不把第三等劳动阶级的奴隶当人看待，在“理想国”中的奴隶被排斥于接受教育训练的等级之外，根本没有任何政治地位可言。但无论他在《理想国》、《政治家》或《法律》篇等的阐述的政治学说，一方面是对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的曲折反映，另一方面又是对奴隶政治制度的全面理论总结，其间的人类思想智慧至今仍闪烁若存。如今，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人，从二千四百年前乌托邦“理想国”等外来文化启示中，我们不应忘记，人除了应当满足自身的情感欲望（这一柏拉图认为低级的）需要外，似乎还应有一种为社会建设尽职尽力的服务意志，包括参与管理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的理性智慧，这才是在科学发展观中所追求的人与社会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