凄惨的桂林大疏散（上）
蓝字
连载
《血铸山河 ——桂林抗战实录》
那是1944年6月下旬的一天。
这天清晨，桂林的太阳依然温暖，漓江依然宁静，桂林汉民中学按时敲响了上课的钟声，笔者的父亲和同学们早已坐在明亮的教室里，可是这天同学们唱歌的声音却分外沉郁……平日脸上总是挂着爽朗笑脸的著名教育家、汉民中学校长任中敏先生沉重地走上讲台，他要给即将疏散离去，即将背负国耻家仇的孩子们上“最后一课”。
先生声音嘶哑：“同学们，衡阳沦陷了，敌人明天马上就要攻到我们桂林……学校从今天开始就要停课了……平时我对你们说过的话，希望你们不要忘记，你们要在艰难困苦中磨练你们的精神，在斗争里强化你们的毅志……我相信我们每个同学都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女，是不会做胆小鬼，是不甘做亡国奴的……”
女同学失声痛哭，男同学紧握双拳……这一幕，让人们想起了欧洲普法战争时期著名作家都德笔下的“最后一课”。
就在汉民中学“最后一课”的第二天，桂林城的大疏散开始了。
△桂林疏散中拥挤的列车
1944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失败，其海上交通已无法维持。为了打通横贯中国大陆的交通线，使平汉、粤汉与湘桂线贯通，经由印度支那保持日本本土与南洋地区的交通联系，日军从1944年5月27日，由华中日军发动进攻，拉开了长衡会战序幕。战火在湖南北部点燃。6月7日，广西省省长黄旭初在给白崇禧发的电报中称：“桂林市面人心浮动。由于中原会战我军不战而溃，对于此次湘北会战也不敢过于乐观。省府召集有关机关已商定两次，决定如敌情紧急，省府必须迁移时，应以百色为宜。”
6月15日，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在柳州召开广西党政军会议，决定将桂林和柳州两座城市的百姓疏散。翌日，白崇禧自己也给黄旭初打电话，主张桂林疏散。这样，桂林疏散的决定就不可改变了。
6月18日，长沙失守。
6月22日，距离桂林360公里的衡阳保卫战打响。同日，白崇禧从重庆飞抵桂林。
6月24日，白崇禧在桂林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部署广西防守要务，宣布经蒋介石批准成立以韦云淞为司令的桂林防守司令部。
6月26日，衡阳机场被日军占领。6月27日桂林城防守司令部发布第一号疏散令。
8月8日，衡阳沦陷，日军沿湘桂铁路长驱直入，大举进犯广西。
9月8日，桂林防守司令部发出第二号疏散令；四天后又紧接着发布了第三号强迫疏散令，要求所有桂林城内的民众三天内离开城市，如疏散期满仍然私自滞留在市内者，则以汉奸论处。
6月27日第一次疏散令之后，由于衡阳保卫战守卫者们的英勇战斗，日军被阻止在衡阳周边地区将近两个月之久。先前离开的人们见桂林方向敌情并不严重，于是不少人又陆续返乡。先期撤到广西宜山的省政府部分办公人员，也于7月初又返回桂林。但是疏散令仍旧有效。8月底9月初，桂林防守司令部命令守城部队按防区挨家挨户检查，发现还有不少人家仍没有疏散，于是在 9月8日，防守司令部又发布了第二次疏散令。9月11日，在日军逼近全县前夕，防守司令部又下达第三号强迫疏散令，并限定在9月14日正午前城内除了军人外，其余所有民众必须全部疏散完毕，不得滞留。
桂林作为当时的大后方，随着大量战争难民的到来，加上本地居民，桂林的人口数量在短期内已膨胀到了60万之多。早几年，武汉、广州沦陷后，逃难到桂林的还大都有栖身之处。但长、衡失守来的，就只得自谋生路了。不少难民是刚刚逃到桂林，停下脚步歇口气，疏散令就又来了，又得马不停蹄的往前走。
三天之内疏散几十万民众，真是谈何容易！由于没有完整的官方组织负责整体疏散工作，桂林的疏散一开始就陷入了一种无政府的糟糕状态。当时只有市政府设了一个疏散问事处，有时也会给予疏散人群以“舟车便利”，但大多时候人们只能自己想办法。
几十万民众，像决堤的水，毫无目的四处奔流。人山人海的难民，在一片哭声之中，怀着惶恐的心情，拖儿带女，东逃西走，却不知去哪里安身。桂林防守司令部则只顾及战略物资的输送和调配，对大部分居民的疏散则不闻不问。
程思远曾经向白崇禧提出一个建议：由政府成立一个水陆交通联合指挥部来统筹民众疏散的事情，但建议未被采纳。桂林市政府本来也准备留一部分警察力量维持城内治安，并让每家每户留一个壮丁看守私人财物。但大难临头各自飞，这些工作最后都没有彻底执行。
当时几十万桂林居民疏散的路径大致有四条：一是走水路，就是乘船沿漓江而下，撤往东南方向二百公里外的昭平；二是走铁路，沿着湘桂铁路乘火车撤往柳州、河池，进而转往贵州、重庆等地；三是乘车或徒步沿桂林到阳朔、荔浦一带的公路，而后再转往河池、贵州；四是就近疏散到桂林周边的山野乡村。
当时，因柳州方向通火车与公路，又能够西撤至贵阳甚至是重庆昆明，有比较大的撤退空间，所以很多人一开始都选择了乘火车往柳州方向疏散。一时间，大部人流纷纷朝着火车站涌去。
民众开始还可以在疏散的时候得到一定的便利，如火车票免费，并有各种交通运输费用的减免。但这一切都需要到疏散问事处下面的调查组（由警察分局代办）登记，而且实际上执行起来十分混乱。当时桂林至独山的火车票居然被炒到2万元一张。从6月下旬开始，衡阳已陷入苦战，湘桂铁路北段已不安全，火车已经没有准确班次，人们只能在火车站等待，看见有车到来便蜂拥而上。
一时间，停在轨道上所有的车箱都挤满了人，车顶上也坐满了人，车下也架起床板躺着人，还发生不少撞车、翻车事件，死于非命者甚众。据说到了强迫疏散的最后阶段，防守司令部派去负责办理调配车船的人员竟带着勒索和收受贿赂得来的几箱钞票逃之夭夭了，不仅逃出了死守桂林的鬼门关，还大发了一笔横财。
△百姓乘船从漓江逃离桂林
程思远在其回忆录中曾说：“9月14日，省政府的火车被包围在火车站无法动弹，用了两天才缓缓开出。车上的人们不敢下车，连如厕都只好把屁股撅出窗外。这还是运气较好赶上火车的广西省政府职员。混乱的组织导致惨剧发生，9月中旬全县失陷前后，在永福苏桥圩发生湘桂铁路大撞车事故。两列火车的相撞导致大量人员死亡，死者据称有一千多人。”
作家洛文在其《受难的人民》一文中回忆道：“9月20日，（我）乘坐火车经过苏桥的时候，发现路边满是尸体，无人理会，任由其发黑发臭。” ①
这位洛文先生是9月13日搭乘火车出发前往柳州的。可是从桂林到柳州短短176公里，这趟列车竟然走了22天！途中经历和目睹火车脱轨、相撞现场多次，他乘坐的火车也多次险些相撞。火车司机还多次要求乘客下车给水箱加水、搬运燃料甚至推火车上坡。
美国的《纽约时报》记者爱金生在9月14日的报道中也说道：“6月份以来的第二次桂林大撤离阻塞了道路，到处都是惊恐无助、无家可归的中国人，以及大车、人力车和破烂的包袱行李……成千上万的乘客挤在货车车厢内，隔成上下两层，还有的乘客坐在车顶或用木板将自己固定在车厢底下。”
由此可见，桂林疏散组织工作极端混乱与无能。除此之外，桂林的市内也是一片混乱，水泥厂、造币厂、印刷厂、发电厂以及修械厂等重要企业的车床等生产资料都需要搬迁，各种新闻机构、出版机构以及书店和图书馆的藏书也都需要疏散……可以说，当时的桂林城几乎已乱成了一锅粥。
△拖家带口离城的民众
注释①见1946年联益出版社出版《桂林疏散记》
桂林广播电视报·漓江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