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学要籍举隅之：《诗经》

前记：文献之学，为学中第一要事。吾所谓文献者，某一领域中重要之典籍也。近来指导学生研习古典文学，拟就耳目所见，记忆所及，略为梳理，作《古典文学要籍举隅》。（计划而已，能否贯彻始终，不敢保证。）《诗经》为古典文学之首，即从此书始。吾非《诗经》研究专家，然为初学指引门径，想亦足够。惟不耐细考，仅凭记忆一气写出，恐疏漏偏颇之处难免，望高明有以指正。所附书影，皆亲手所拍，技术拙劣，或有不美观之处，读者谅之。

《诗》有四家，毛氏独传。所谓四家者，齐人辕固生、鲁人申培、韩人韩婴及鲁人毛亨（即毛氏）也。齐、鲁、韩三家皆立学官（即受政府承认及资助），毛氏则为民间学者，其所著为《毛诗诂训传》（三十卷），其后有毛长（旧皆作“苌”，今人考证当为“长”，见《四库提要精读》）者，受毛亨之学，后人因称毛亨为大毛公，毛长为小毛公。至东汉，大儒郑玄注《诗经》，其所用之版本，即毛氏之《诗》。

其书风行于世，其余三家诗遂微，时隔世异，乃至于散佚（仅韩《诗》尚存《外传》，今人有《韩诗外传集释》，中华书局），后人多有辑本，以清人为盛。

《毛诗》之卷首，有所谓《大序》一篇，阐明诗之功能，即所谓“经夫妇，厚人伦，成孝敬”云云者，要之其所重者，在于政治教化方面，而于文学方面，转不经意。《毛诗》每篇之前，皆有数语概括该诗之主旨，即世所谓《小序》。小序所言，往往脱离《诗经》文本，如《关雎》之小序，乃言“后妃之德”，《子衿》之小序，乃言“刺学校废也”，如此等等，皆文不对题。然宋以前，以其所重在诗教（即所谓政治教化功能），故于诗之本义，少有深究者。故虽至唐初重定五经注疏，孔颖达作《毛诗正义》（或名《毛诗注疏》，为十三经注疏之一种。近来上海古籍有点校本，然错误颇多，为学人所诟病。），亦不过汇聚前人之笺注，于诗义之阐发，实无新创。

至北宋欧阳修，乃从文学角度出发，始疑小序多荒谬，作《诗本义》，本义者，欲究其原始之文本意义也。至南宋，吾乡郑樵乃更进一步，对小序大加挞伐，以为出自不知所谓之妄人所作，废序之说，旗帜鲜明。其后朱熹承之，提出“一切莫问，唯本文本义是求”，所谓一切莫问者，即无论何人所言，小序乎，郑玄乎，苟所说偏离文义，即废弃不言。所谓“唯本文本义是求”者，即今所谓“立足于文本”者也。初，朱熹与吕祖谦合力注诗，二人志同道合，皆尊小序。后朱熹信从废序之说，二人遂分道扬镳。朱熹成《诗集传》（二十卷），虽仍不免拘泥于小序，不敢彻底废黜，然较之前人，其所说已多骇异。因其一代名儒，影响极巨，故至于元明，废序之说遂兴，然墨守传统者亦复不少，其后之诗经学，即以尊序、废序为分野，截然分为两大派。

(左为简体字本， 右为繁体字本，收入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至于清儒，则多致力于三家诗之辑佚，如陈寿祺父子之《三家诗遗说考》，王先谦之《诗三家义集注疏》，

以及历代注疏之汇集，如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陈奂《诗毛氏传疏》。

至于当代，则多以《诗经》为文学，故注释皆立足于文本本身，小序仅为参考或批判之用。其注本，则有高亨《诗经今注》，（上海古籍古典文学丛书本），注释较为简略，每篇注明主旨，然其《前言》赫然以《麟之趾》为孔子所作之《获麟歌》，以为“被后代儒者编入《诗经·周南》之中”。无端空谈，而言之凿凿，其书之职志，可逆而推也。

又有程俊英、蒋见元夫妇之《诗经注析》，（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注释简而有当，于诗经每篇之文学含蕴，颇能发挥鉴赏，言《诗经》者皆重之。

(余所读为上下册，此为新排本，大概字体有所增大，故析为三册。）

《诗经》三百零五篇，篇幅不小，且以文学价值而论，泥沙俱下，故于初学而言，颇有待于选也。《诗经》之选本众多，其简明扼要者，为余冠英之《诗经选》（人民文学初版，近中华书局重版），注释精当，且能立足于诗意，其翻译亦流畅传神，甚便初学。

余氏尚有《关于改诗问题——讨论诗经文字曾否经过修改的一封信》一文，以为《诗经》文字经过乐人之修改，故一篇之中，多有前后不相连属之现象，不可强为之说。其说新而有见，然尚未完全为学界所接受。

若欲了解历代诗经研究之发展状况，则洪湛侯之《诗经学史》为必读之书。

此外尚可一提者，为《诗经集注集校集评》（鲁洪生主编，现代出版社，全15册）。其书未见，然顾名思义，当是汇集历代之注释及评论，如程树德《论语集释》之类，为资料汇编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