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糖棍和爆米花的记忆 / 开普饭

关于糖棍和爆米花的记忆

文/田定方

经过小区西边的十字路口时，又见那个推着小推车卖糖棍的小哥。

小哥看见是我，便用那熟悉的陕南口音开口问:“老两样？”我点了点头，说:“老两样！”小哥从推车的手把上快速地取下一个塑料袋，递了过来。我接过袋子，装了两种糖棍，一种是黑米做的黑色糖棍，一种是玉米珍做的黄色糖棍。称重后，小哥微笑着说:“7块6毛钱，给7块钱吧！”我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码付了钱，转身准备离去。猛然，看见一个中年妇女急匆匆从马路对面跑了过来，她一边跑，一边对着小哥喊:“这是儿时的味道，给我拿六个花鸡旦。”听到她的话语，我差点笑出声来。看来，这位大姐和我一样，应该也是70后吧！

等不及回到家，我就从袋子里取出一根糖棍，咬上一口，“嘎嘣”脆响，糖棍的碎沫在嘴里一点点融化，丝丝的甜味和淡淡的香味瞬间溢满口腔。我陶醉于这儿时的味道，全然不顾路人诧异的眼神。

上小学那会，有一个老头，是邻村的，他脖子上经常挂着一条用绳子系的手帕，嘴角总流着抹不完的诞水，人称“诞水娃”。他有两个蛇皮塑料袋子，一个里面装着玉米榛做的糖棍，另一个里面装着大米做的花鸡旦。每当放学的时候，他就在学校门口叫卖:“卖糖棍哩！五分钱一根；卖花鸡旦【tan】哩！五分钱一个，一毛钱两个。”这样的叫卖声，常常惹得我们这些孩子是里三层外三层地把他包围在中间，你一毛钱，我五分钱，从他手里换取那馋人的美味。有调皮捣蛋的孩子，竟学着他“卖花鸡旦哩！五分钱一个，一毛钱两个。”的叫卖声，以此取乐。更有甚者，会趁着“诞水娃”不注意，从蛇皮袋子里偷偷地抽出一两根糖棍，或两三个花鸡旦，藏在衣服里，飞快地逃走。倘若被发现，“诞水娃”是不会去追赶那个孩子的，只是大声骂道:“我知道你是谁家的娃，看我找不到你后门去了！”虽然他嘴上这样说，可其实压根是不会去找孩子父母的。

那个年代，加工糖棍和花鸡旦的机器或者作坊，只是在县城里面才有，农村是没有的。每隔五六天时间，“诞水娃”便会步行着到县城去批发糖棍和花鸡旦。可有一次，在从县城返回行至页坡时，电闪雷鸣，天突降大雨，他躲在路边的一棵大树下避雨，竟遭雷击而亡。当和他同村的孩子把这个消息带到学校时，着实让我们吃了一惊。

“诞水娃”老汉走了，对于年少不更事的我们而言，带走的是我们对那诱人美味的怀念。而对糖棍和花鸡旦的思念，只能依赖于大人们去赶集，或者是从游街串乡的货郎那买回来。

常常是这样子的，我们手里拿着糖棍，舍不得一下子吃完，总是把一根糖棍掰成几个小段，装在衣服的口袋里，或者把糖棍套在手指上，慢慢品尝，惹得家里的狗和鸡们眼睛直愣愣地盯着，眼巴巴地渴望着有糖棍的碎末落下来。花鸡旦更是舍不得大口大口地去吃，而是小口小口地尝，一粒一粒地吃，也曾和小伙伴有过比赛，看谁吃得慢。

立冬过后，地里的庄稼活基本上忙完了，农村的巷道里就时不时地传来“砰”的一声巨响，随之而来空气中便会弥漫起一股香香甜甜、诱人的爆米花香。不用吆喝，大街小巷里很快就传遍了“爆米花的来了！爆米花的来了......”的喊声。一眨眼的功夫，拎着瓢的、拿着碗的、端着簸箕的、提着蛇皮塑料袋子的男人或女人从家里走了出来，如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涌入巷道，后面跟着的肯定是提着或手里端着两三个煤块的小孩子。

这番热闹的景象，在儿时的梦中，曾不止一次的出现。那是我，还有和我一般大小的孩子们最期盼的。以至于成人后，这样的景象也时时出现在我的梦里。

很快，爆米花的老头周围里三层外三层全是人。几条狗也赶过来凑热闹，在人群中钻来钻去。相伴而来的还有不知谁家散养的母鸡或者公鸡，此时它们表现得也勇猛无畏，无视人类和狗的存在，争抢着散落在地上没有爆开的玉米粒。狗很听话，也很自觉，他们不像那些鸡一样去争抢，只是安静地蹲在地上。鸡正吃得尽兴时，不知被哪个小孩或妇女踢一脚，又“咯、咯、咯”地四散逃窜，不大会，又开始聚拢了过来。捡拾地上爆米花的，除了这些鸡，还有我们这些小孩子，因为是竞争关系，鸡们就不受待见了，被小孩子用石头打得翅膀乱扇，四处乱窜。

当轮到自家爆米花时，心情竟然莫名地激动和兴奋，压根也顾不上去争抢地上散落的爆米花了，就傻傻地、痴痴地站在爆米花机的旁边，焦急地等待，等待那一声令人心动的巨响，等待那沁人心脾的香味。

当爆米花的老头接过递来的玉米时，会不紧不慢地问:“加糖不？”对于我们小孩子而言，肯定渴望甜味。作为父母，多数是不会让加糖的，因为加糖的话，除了爆米花的加工费，还要支付加糖的费用，即便这部分费用是很少的钱。如果母亲回答“不加糖”，小孩子便死缠硬磨，满地打滚，甚至于嚎啕大哭。终究是抵不过小孩子的哭闹，母亲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之后，一边嘴里在不停地咒骂着，一边从手里攥着的毛票中抽出几张递给爆米花的老头。其实，爆米花的老头嘴里说的糖不是白糖，而是糖精。

老头用自己专用的搪瓷缸舀上一缸子玉米，随手放在地上。然后，他从随身携带的挎包里掏出来一个不大的塑料瓶，应该是装西药的那种小瓶子，轻轻地拧开盖子，小心翼翼地往瓶盖里倒上四五粒糖精，又把糖精倒进装玉米的搪瓷缸里。做完这些，老头拧紧塑料瓶，又小心翼翼地把装有糖精的塑料瓶放在挎包里。

老头在取出糖精瓶子、倒出糖精、装回糖精瓶子的整个过程中，其他小孩子，我不清楚，而我，眼睛始终未敢离开过。对于甜味的贪婪，是人的天性，更是我的本性。

老头揭开爆米花炉的盖子，把拌有糖精的玉米倒进去，用铁棍拧紧盖子，把炉子架好，然后一手拉风箱，一手悠闲地转动着爆米花炉，还时不时地将走街串巷听到的消息发布出来。这会，有眼色的孩子会央求着老头让自己帮着拉风箱。老头巴不得有这样的好事，快速腾出位置来，可转动爆米花炉的工作，他是绝不会让给别人去做的。得到拉风箱资格的小孩子，像是领了圣旨一样，两手抓住风箱杆，使出吃奶的劲，“呼哧、呼哧”地拉着。

感觉火候到了，老头便一手拿着转盘，一手拿钩子勾着爆米花炉的另一端机关，将爆米花炉迅速地放进用铁丝网成的圆筒内，撬开机关，随着一声巨响，一些爆米花的碎屑从圆筒缝隙中蹦出来，天女散花般地撒落一地。小孩子们睁大双眼，作百米冲刺状，迅速的跑上前去，麻溜地捡拾爆米花，边捡边往嘴里塞，塞不下了，才装进口袋里。地上的爆米花捡拾完了，小孩子们便凑在一起，互相显摆着谁捡的多，谁捡到个大，谁家的甜等等。不用几炉爆米花下来，小孩子们的肚子、口袋都满满的了。不用说，鸡们自然也不甘落后，不过，它们吃得大多是小孩子们看不上而没有捡拾的。

通常，大人们是不会捡拾散落到地上的爆米花，他们说着笑着，家长里短，邻里感情，融合着空气里那甜甜的爆米花香，愈来愈热烈。偶尔，一位端着簸箕的妇女见人堆里站着有关系对近的，肯定会把簸箕送到关系对近的人面前，热情的招呼着让尝尝，倘若关系对近的是一个男人，那这男人碍于面子，自然不会叫吃就吃，客套一番后，感觉不吃又是驳人家面子，所以就会撮上一小把。这位妇女同样会把簸箕送到周围的其他人面前，嘴里不断地招呼着“尝尝、尝尝！”，众人知道这是客套话，自然也就没有真下手去抓的了。

大人们提着或端着爆好的玉米花，陆陆续续回家去了，可我们小孩子是不会离开的，就和那些鸡，还有那些狗，或坐、或站、或踱步，看那景，听那声，闻那味，抢那散落在地上的爆米花。

当最后一炉爆米花的香味和甜味在空气中弥漫开来时，老头开始收拾他的家伙什。我们这些小孩子才一步三回头，依依不舍地走开，一起走开的，还有那些鸡和那些狗。

记不清从何时起，村子里开始出现了轧糖棍的机器。又是一番久违了的热火朝天景象，最关键的是我们这些小孩子可以一饱口福了。曾经同班的一个同学没来上课，原因竟然是因为家长没有给他轧糖棍。当家长撵着他送到学校时，他还是哭哭啼啼、满脸委屈的样子。

长大后，看了一个笑话才知道，爆米花机器被称为“粮食放大器”，这比喻再恰切不过了。往往一茶缸玉米粒便会爆出一簸箕的爆米花，充不充饥且不说，就那视觉冲击力也是够大的了。

说起这个笑话，不知真假，权当茶余饭后的谈资吧！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某一天，美国总统特别安全助理基辛格博士在上海参观访问。行至一弄堂口，突然“砰”的一声巨响，惊得安保人员如临大敌。

原来是一老头在爆米花。陪同的人见基辛格不解，便解释说：“这是我们国家刚研制出来的粮食放大器。” 又转过身来对老头说：“老同志，请你再示范一下。”老头添煤加米，把黑乎乎的机器架在炉子上轻轻转动，一会儿，又听一声巨响，米花喷薄而出，香气四溢。

基辛格目瞪口呆，放进去半茶缸玉米，怎么整整出来一麻袋粮食？中国政府怪不得能解决八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其科技水平已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导弹原子弹卫星上天那就更不奇怪了，这个民族太神奇了啊！

基辛格试探性地问我方陪同人员：“该机器出口否？”我方人员笑曰：“尚未出口，若博士感兴趣，但说无妨。”基辛格小心翼翼地请求：“我国进口一批如何？” “需要多少？” “暂定2000台。”我方人员考虑片刻说：“该机器在我国尚未完全定型，目前只是小批量生产，为了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就给你们1000台吧。”

经过谈判，以10万美金一台成交。

不过中国的这个黑科技，也的确走出了国门，粮食放大器在美国有了洋气的英文名字：China traditional corn popper。

在美国的一档节目上，节目组收到了一个方形的大箱子，这个箱子中装着来自古老东方的神秘机器——粮食放大器！

一位主持人难以置信的说：“上帝啊！真不敢相信，我听说过这东西，但从没想过他竟然真的存在！据说这个神秘机器加入少许玉米，能够制作出很多美味的食物。”但是，当几位主持人拆开包装，仔细研究后，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安全第一，美味第二！”

他们翻译了中文说明书，便开始谨慎操作。出于安全考虑，节目组在这台神秘机器四周安装上了防弹玻璃，几位主持人则穿上了防爆服。在加热了十分钟后，一位主持人穿着防爆服，将机器对着天花板，小心翼翼的打开了这台机器。遽然间，只听“嘭！”的一声炸响，天地为之变色。无数雪白飞星发出愤怒嘶吼，直往天花板怒射而去。几位主持人定目一看，从机器中飞出来的，正是许许多多的爆米花。虽然声势浩大，但总算有惊无险的爆出了爆米花。看到这一幕，台下观众由衷的记录下一句话：“生命不止，探索不息，致那些用生命在做爆米花的人。”

然而，人类中从不缺乏勇者，有什么能够阻止他们去获得爆米花呢？于是，这款来自古老中国的粮食放大器，迅速走红美国街头。只是粮食放大器说明书上可能写漏了一门核心技术，那就是使用粮食放大器的时候，需要的不是防爆服，而是需要麻袋！

其实，这种粮食放大器在中国全名叫“大炮手摇爆米花机”。不过，外表古朴甚至简陋的它并不是我们古人智慧的结晶，而是大不列颠国的产物，它真正的名字叫“英式爆米花机”，发明于十九世纪后期。只是人家英国很快进入了第二次大工业革命，大踏步进入了电气化时代，这个爆米花机就被逐渐淘汰了。粮食放大器，这个洋玩意一路漂洋过海，在中国大地上落地生根，和中国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国际主义友谊。

1958年大跃进后，全国各地大炼钢铁，出现了大批县乡级的小钢铁厂、小锻造厂和小机械厂，这些小企业为了生存，将眼光转向了民用领域，爆米花机一跃成为当时畅销的食品生产机械。

虽然很遗憾爆米花机不是中国的原产，可“爆米花”的历史在中国也是源远流长了。

每年农历二月二“龙抬头”，陕西农村家家户户都要炒黄豆、炒苞谷豆、炒棋子豆，豆豆既给在家的人吃，还要留下一部分送给至亲。吃炒豆豆也叫“咬虫”，也就是俗话说的“咬了虫，牙不疼”。

爆米花是一种古已有之的膨化食品，起源可上溯到宋朝。当时的诗人范成大在《吴郡志·风俗》中记载：“上元，……爆糯谷于釜中，名孛娄，亦曰米花。每人自爆，以卜一年之休咎。”在新春来临之际宋人用爆米花来卜知一年的吉凶，姑娘们则以此卜问自己的终身大事。为什么把爆米花叫做“孛娄”呢？爆米花想是摹拟爆谷时的响声，因为当地的方言把打雷的声音叫做“孛辘”。

清代学者赵翼在《檐曝杂记》中收录有一首《爆孛娄诗》：“东入吴门十万家，家家爆谷卜年华。就锅排下黄金粟，转手翻成白玉花。红粉美人占喜事，白头老叟问生涯。晓来妆饰诸儿子，数片梅花插鬓斜。”诗人笔下的爆米花不仅写得很美，而且洋溢着生活的情趣。

炒谷也罢，炒豆也行，炒米也好，应该都算是爆米花的雏形。

现在，超市、电影院、高档的饭店里奶油、巧克力各种口味的爆米花琳琅满目，可我总也尝不出那儿时的味道。那满足感和幸福感，永远只留在儿时的记忆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