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一研——试论元代红绿彩的发现及历史传承性（本文原创，欢迎转载，古美之传播，你我共前行，请注明出处、作者和原文链接)
文章前述：此文曾发表于《收藏家》和四川经济导报，为作者多年实践经验累积之分享，关于红绿彩的各类论述，网络及收藏圈内多以杨旭滨先生之研究文章、其自藏实物及观点作为参考，可以这样认为，其成为了红绿彩研究的必读学习文章，今感恩缘分之至，首次授权分享于微信公众平台。
元代瓷器闻名遐迩，其颜色之艳丽、胎釉之莹润、工艺之精练、器型之古朴，使之成为海内外博物馆及国内外收藏家争相收藏之重点。近年来，国外如印度、菲律宾、印尼、日本等国家相继出土了一部分元代瓷器，国内北京元大都遗址、河北保定地区、江西高安窖藏的发现以及安徽、福建等地方的瓷器出土，进一步说明了元瓷的质量之高且数量非常之可观。随着文物出土数量的增多，元代瓷器种类也逐渐增多起来。
就我们现有掌握的资料来看，元瓷种类有：青花、釉里红、青花釉里红、釉上五彩、釉上红绿彩、五彩描金、描银、雕瓷、钴蓝釉、铜红釉、青白釉、卵白釉瓷等多类品种。从不到100年的时间跨度来看，元代瓷器无与伦比的精干技法从何而来？它与上代陶器、瓷器的渊源因果关系以及窑址等方面的问题，是值得我们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懈努力研究的课题方向。
红绿彩瓷在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其研究从来都受到重视。
元代红绿彩作为元瓷的一个品种，其色彩之艳丽丰富造型之古朴自然，成为古代瓷器艺术中的一朵奇葩。作为一名陶瓷收藏爱好者，我对红绿彩瓷心仪已久，尤其是景德镇元红绿彩，一直苦苦寻觅，孜孜以求。记得在步入古陶瓷收藏的初期，我在研读耿宝昌先生《明清瓷器鉴定》一书时，即被插图中的元代红绿彩残片那独特的色彩所震撼：古人何以能突破传统的阴阳互调、轻重互衬的美学原理，却反其道而行之，把这样两种大艳的色彩毫无掩饰地搬到一个平面，而产生如此大红大绿、极俗而雅的艺术效果！实在使人拍案叫绝！
元代红绿彩的烧制究竟始于何时？一直是陶瓷界和广大收藏家们关注的问题之一。孙瀛洲先生、冯先明先生、耿宝昌先生……等诸位先生在自己的著作中都不同程度的提到了元代红绿彩的发现，并有标本公之于世！
在同全国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孙学海先生的学习和请教过程中，先生曾说过：“红绿彩的出现，可以说是给了我们一个天大的惊喜！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是让我们这些从事文物研究和保护工作的人感受历史最真切的，从而更感到肩上责任更重了！”这些对于我进一步研究元代红绿彩瓷的发展过程起到了巨大的指导和帮助性作用！
笔者在这里不揣浅陋，试分析如下，请各位专家以及同好批评指正！
元人蒋祈所著《陶记》中有关于元代“青花、红绿古彩、五色花、炝金”的记载，明初曹昭《格古要论·古饶器》卷也有“新烧者足大；素者欠润，有青花及五色花者”的记载，从而使人们能大致一窥釉上彩瓷器这一新的装饰技术在元明时对景德镇产生的影响。《至正直记》卷1中也谈到“红绿古彩古来有之，金以来时为上物，多定烧、限烧为上用，非市烩所能得也。”这样看来，红绿彩之珍贵程度在金代就可见一般了！
在红绿彩传世品几乎为零的情况下，对出土物品的研究以及对各博物馆馆藏文物资料的研究，对解开红绿彩的历史面纱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山西侯马.金.明昌七年（1196年）墓出土红绿彩绘碗以及白釉红绿彩绘瓷俑，
河北邯郸“泰和三年”（1203年）崔仙奴墓，墓中出土了红绿彩瓷俑5件，其中的仰卧俑长达33厘米；
河南焦作发现的一座金元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了一件红绿彩罐。
在邯郸市峰峰矿区曾出土过一尊高61厘米的红绿彩佛像，莲座与佛像分段制成，是目前所见最大的红绿彩器物。这里还出土过红绿彩乐俑人。
台湾鸿禧美术馆所藏的一件红绿彩文官坐像，是色彩较为艳丽丰富的器物之一，
另外河北的磁州窑，禹县扒村窑，山西长治窑，河南修武当阳裕窑与焦作市的十几处窑口也相继出土了红绿彩瓷，其特点是色彩鲜艳，呈色稳定，很少脱落，因此显得十分艳丽。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的狮球玉壶春、牡丹纹碗，碗底有“泰和元年二月十五日”的墨书纪年款，
美国西雅图美术馆所藏的一件凤穿莲花纹碗，器物的地釉洁白光亮。
1996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山西长治八义窑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红绿彩瓷器。证明这个窑址以生产红绿彩瓷为主。有各种花卉、动物，最富有特色的是吉祥语的文字图案。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所藏的一件牡丹纹红绿彩盘，此器时代约为金末到元代前期，盘的釉色较洁净，画工也较精细，在时代较晚的红绿瓷中堪称精品。
另外国内部分收藏家也收藏了数件元代红绿彩精品。
笔者由以上纪年材料和考古材料及收藏资料推测，红绿彩瓷创制的时代约为宋代中晚期，兴盛于金代中期（12世纪后半叶），元代继续烧造，大约在明初停烧。从出土和考古研究上来看，古陶瓷的创作与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审美标准以及技术条件都有密切的关系。一般说陶瓷器在釉彩、纹饰、胎釉等方面均能体现各时代的特色，造型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从金、元早期的墓葬中出土器物上来看，陶瓷器的形状、彩料颜色以及画工等方面大体是简朴、古拙、色彩不甚艳丽等特点！
我们翻开历史，历史发展到宋代，中国的手工业出现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特别是陶瓷制造业达到了高峰。为了满足出口和国内之需，全国各地瓷窑林立，广为分布。据统计，宋代设窑烧瓷者达130多个县。从事陶瓷业者众多，数以万计。汝、官、哥、定、均五大名窑，为皇室官府所青睐和垄断；著名的民窑也一个个在竞争中脱颖而出。耀州窑、磁州窑、建窑、龙泉窑、吉州窑、景德镇窑，淄博窑等等。各自生产出具有自己特色的产品。可以说是花色品种，不断创新；器型装饰，光彩纷呈，形成了一个百花齐放的局面。在这些民窑新品中，我以为特别值得重视和研究的是河北磁州窑所烧造的红绿彩瓷器。
红绿彩瓷属于釉上彩。方法是在已烧好的白釉成品瓷器上，用笔蘸红、绿彩料，进行描绘。然后，置于炉中，用800度左右的低温进行烘烤，使彩料与瓷釉慢慢烧结，在白釉上显现鲜艳的红绿彩。磁州窑在今河北磁州县，以地属磁州而得名，是宋代北方民间瓷窑之一。50年以来河北省文物工作队和故宫博物院先后对磁州窑遗址进行了实地考察和发掘，著名的“张家造”瓷枕就是在此发现。仅观台镇、河东岸窑址100多平米的试掘面积就发掘出瓷器标本2636件，历史土层丰富，其中发现红绿彩瓷碎片。
以观台窑址小面积试掘的第七探方为例，探方自上而下共分7层，一、二层出土瓷器具有典型元代磁州窑作风，第三层出金代“正隆通宝”铜钱，以下四至七层有“元丰通宝、绍圣通宝”这应属于北宋神宗至哲宗时期通用的钱币。也就是在这一段土层中出土红绿彩残片！在结合其他窑址的考古发掘我们不难得出结论，这种新品种首先在磁州窑出现，然后是磁州窑系的河南禹县扒村窑、新安县城关窑、山西长治东村窑、临汾窑、山东淄博窑等普遍效法试烧。
所烧成器，既有共性，又各自具有不同的地方特色。红绿彩瓷在磁州窑首创不是偶然的，有一个发展的必然性。在技术上，绿彩继承了东汉以来的低温釉烧制方法，吸取了唐代长沙窑白釉绿斑纹的装饰技巧，磁州窑在北宋时期已烧出了低温孔雀绿釉瓷器。宋金时期，低温绿釉开始用于装饰白釉瓷，受到了当时老百姓的欢迎。红彩虽然是定窑在北宋时创烧，但其技术首先为磁州窑借鉴，获得白釉矾红鲜丽的效果。
然而，将红彩与绿彩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对白釉瓷器进行装饰，低温二次烧成，则成了磁州窑的创新。北宋时期磁州窑产量相当大，但北宋墓葬出土瓷器主要为景德镇白瓷，耀州窑青瓷和定窑白瓷为主，而磁州窑器物鲜于报道，由此可见，北宋时期磁州窑瓷器很少为上层统治阶级和士大夫们所赏识和使用。因此宋代文献不见记载直到明初《格古要论》一书才有所记载。
红绿彩瓷的装饰风格，吸取了民间年画的养分，以大红大绿民间喜庆活动的色彩为其基本色，画法则直接来自磁州窑自己所创造的白釉黑彩、褐彩和铁锈花工艺，故深为老百姓喜闻乐见，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缺点是瓷胎粗而不白，修饰不精，彩色易于脱落。也正因为如此，与皇室、官宦和文人当时的审美情趣大相径庭。他们所追求的是润如美玉的汝窑、官窑器，金丝铁线、开片天成的哥釉器，印花、划花装饰，花样精致的定窑白瓷，美如云霞的均釉窑变器以及适于斗茶之用的兔毫盏之类的黑釉茶具。这大约也就是在宋墓的发掘中，尚未见到红绿彩瓷的缘故。然而倒是金人更喜欢这种被红红绿绿色彩描绘的瓷器，故在金人的墓葬中偶尔可见红绿彩瓷陪葬品。
从史料上看，由于宋、金之战连年不断，磁州地区正处于拉锯战的前沿。女真族的奴隶主贵族又大肆抢掠汉人为奴，所以磁州窑工匠纷纷南逃，窑场不能正常生产，甚至断烧。因此，这种本来就难烧的红绿彩瓷器就更加稀少。元代统一中国后，蒙古族人似乎对磁州窑的红绿彩瓷也颇为喜爱。磁州窑工的南迁，为景德镇窑日后的崛起提供了人才和技术力量。所以从元代起，景德镇也开始烧制红绿彩瓷。由于当地原料更为优越，其胎釉更洁白，精致和细腻，画法更生动活泼，面目为之一新。明以后的红绿彩瓷主要出自景德镇，除白釉红绿彩外，又生产出枢府釉红绿彩瓷器，当然数量更少。在此基础上，明、清时期又创烧出了五彩、斗彩、粉彩和珐琅彩，以至新品迭出，五彩缤纷，把釉上彩装饰推到极致。
近些年来，由于国内文物市场的活跃，一些早年出土或近年出土流散于民间的元代釉上彩瓷器开始出现，国外的一些图书杂志也发表了一些元末明初的釉上彩瓷的图片和文章，更为重要的是，1980－1981年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清理元代的作坊遗址时，发现有红、绿彩绘的折枝菊纹残片，在景德镇中渡口、曾家弄、落马桥等元代窑址遗存中也出土了红绿彩的标本。
而最突出的标本是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的狮子戏球玉壶春瓶。（叶佩兰先生在日本考察时鉴定过此物）此外日本根津美术馆也藏有一件红绿彩宝相花纹玉壶春瓶，也具有极为显著的元瓷特征。故而日本学者将上述二件彩瓷定为十四至十五世纪应是比较恰当的。通过研究后发现这些标本与磁州窑风格相似。
由此笔者大胆推测，景德镇元釉上彩是在磁州窑彩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笔者不才，在多年的收藏实践中偶得几件红绿彩，就根据现有的资料标本试分析如下，请各位专家及朋友们批评指正！
私人家藏元代红绿彩狮球玉壶春瓶
藏品入府时间上世纪六十年代
（孙学海先生曾鉴赏过此物，给予了高度评价，并通过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瓷器检测仪器过机鉴定）
器物为红绿彩狮球玉壶春瓶。此瓶在造型与纹饰方面都具有元瓷特征。首先在型体上口部撇度较大，颈部纤细修长，下腹部无下垂感！
（经过观察、比对、研究笔者认为：元代早期的玉壶春造型和宋代玉壶春造型基本相近。
1， 口沿部外撇较大。
2， 颈部纤细修长。
3， 下腹部无下垂感。
4， 底足稍稍向外撇。）
圈足且微外撇，这些从掌握的元代的器物造型上来看应是元玉壶春瓶的标准式样。其次此瓶瓶体有极为显著的多层纹饰（为7层），纹饰内容及绘画方法与同时期青花瓷器的装饰风格相同。
器身所绘蕉叶、古钱、云头、卷枝以及近底部绘有间隔的上仰莲瓣纹，还有腹部狮子戏球纹中加许多杂宝，有象牙、银锭、方胜、火珠等，这些都是元青花瓷器中常用的纹饰。
从画工上来看：创作思想上继承北宋末年文同、苏轼、米芾等人的文人画理论，提倡遗貌求神，以简逸为上,追求古意和士气,重视主观意兴的抒发。与宋代院体画的刻意求工、注重形似大相径庭，形成独树一帜的鲜明的元代绘画风貌！用工笔的手法表现写意的情趣，高古游丝描，工稳而不板滞，蕴清秀于古拙，自成一种格调，用笔流畅自如，中锋用笔的特点一览无疑！画面敢于大胆留白，讲求自然天趣，不尚雕饰和工丽。
从胎釉上看：胎体较薄、胎土采用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法，其特点器物不易变形。此器物胎体分五段四接。且接胎痕较明显。（手触摸时感觉明显）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
1， 元代瓷器在修胎上不太重视
2， 器物无论大小，制作工艺工序不减。器物表面釉色与底部及口沿部施釉部分颜色不同，可以看出，器物表面使用化装土，使表面釉色洁白细腻！而口沿部及底部颜色呈青白色。表面釉水较肥，口部、底部釉水较薄有开片。（开片可以从两方面来考虑：1，埋藏环境恶略。2，烧造完成时出窑温度掌握不当。）
从底部露胎部分来看，胎子很瓷实，瓷化程度较高，因为是釉上彩，烧造温度应该在1000度以下。底部露胎部分有少量黑斑，胎土微红，可见胎土中含有少量的铁的成分，这与景德镇高岭土矿含铁元素不某而和！
综上所述：从器物中诸多特点来看，笔者认为此件玉壶春瓶应是元代早期景德镇窑的产品！
另一件红绿彩自藏精品：
私人家藏元代红绿彩鱼藻纹罐
写到这，我不禁想起古希腊哲人曾说过“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5000年文明长河而不曾中断的国家，悠久的历史赋予了中华民族博大而丰富的文化遗产，甲骨文、青铜器、长城、故宫……以及极具特色的各种民族、民间文化，构成了中华民族独特而灿烂的文明景观，她们是传承中的载体，更是发展的依托，她们不仅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骄傲，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应该说，陶瓷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图腾文化之一，先民们在漫长岁月中创造的陶瓷文明使人类文明开始大踏步前行，也使人类最终摆脱了用树叶兽皮裹食、用双手掬水而饮的艰辛和尴尬，对陶瓷文化的虔诚和对陶瓷文化努力认真的发掘整理，理应成为民众之大识、民族之大业！
私人藏品鉴赏：
私人家藏：宋 当阳窑黑剔填白三开光人物纹莲子罐
私人家藏：宋 磁绿釉花鸟梅瓶
私人家藏：宋 磁州窑酱绘大盘
私人家藏：金 黑剔填白梅瓶
作者简介：
杨旭滨，1971年生，北京人士，笔名：元代瓷痴，中国收藏家协会2001年入会会员。国企从事生产管理工作。闲暇弄棋、思乐，粗通文墨，偶作诗书，自觉：虽不登大雅，然乐在其中。祖辈育人而笃书，父辈，续有慧根延续收藏之道，本人耳濡目染，01年，师从孙学海先生学习文物鉴定，期间，因孙老提携引领，见耿宝昌先生、启功先生、孙守道先生，共话共研，对瓷器、玉器的研究有自身见地，瓷器以元瓷研究为透彻，玉器对上三代及汉代较有心得，术业有专攻，中国文化相通相系，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浩瀚藏海，偶得遗珍，实属造化！愿相伴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