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绘真实古巴生活：一位涂鸦艺术家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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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巴首都哈瓦那的街墙上，涂鸦者尤利尔·罗德里格斯·佩雷兹捕捉了一个国家凋零衰败的经历。但如今这位街头艺术家不得不寻求其他创作方案来逃过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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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捕

2017年8月的哈瓦那，早上8点左右，尤利尔从床上睁开了眼睛。因为宿醉，他觉得仿佛有只啄木鸟正在啄着自己的头骨。他挣扎着站起来，尽管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但也懒得做饭，换好衣服后就出了门。他约好和一位加拿大朋友去涂鸦。

二人走进哈瓦那市中心圣拉萨罗和埃斯科巴街道交界处的一幢老楼，多年风吹雨打后，前几天，这座建筑已经倒塌了一些。这里是理想的涂鸦场所。但他们还没来得及画出第一笔，就听到身后刺耳的刹车声，两名警察从车上跳了下来，朝他们走去。

附近一位居民从房子里走出来，崩溃大喊：“我们已经住在废墟里了，现在还要忍受这些笨拙的绘画！”

几秒种后，又有一支巡逻队到达现场，更多居民从阳台和门窗好奇地探出头来。尤利尔被带到警局，由于违反《古巴刑法典》的第243和339条，他以“破坏国家财产”的罪名被羁押，根据情节严重性，可能会被判处三个月至五年的有期徒刑。他的加拿大朋友被释放。

这是尤里尔第一次进入集体牢房，10平米的空间里挤满了50个嫌疑人，水泥长凳上已经坐不下，有人直接坐在地上，有人只能靠墙站着。房间只有一个小窗口，加勒比海夏季36度的酷热中，所有人都被黏在一起，空气中弥漫着汗水的味道。这里太黑了，看不出每个人的长相。

“这些睡着了的人在这里呆了多久了？他们犯了什么事进来的？”尤利尔默默想道，根本不在乎自己也要在这里度过48小时。他的一边是个年轻人，说自己被捕是因为攀登到哈瓦那码头的礁石上，想要在那里做非裔古巴人崇拜仪式。另一侧，一个年长的男人则因为“非法销售一箱橄榄油”进了牢房。

尤利尔的涂鸦“炸药”。图片：Facebook

过了一会儿又进来一个人，也是涂鸦者，但这位朋友要幸运得多，当天下午就被释放，仅仅交了300古巴比索的罚款，约合13美元。尤利尔则被转移到法律处理室，新牢房里，另外三人分别是毒贩、皮条客和砍人的一名男子。他顿时意识到情况不妙。

走进房间时，看守看着他问：“你为什么在这？” 尤利尔回答：“因为涂鸦。”

“但是，这肯定是政治上的原因”，看守说，“你知道在古巴没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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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次考学失利到街头艺术家

尤利尔刚满30岁, 出生于古巴中部的卡马圭省，13岁时随父母搬到了首都哈瓦那。在他还是个青少年时，就一直梦想进入圣亚历杭德罗美术学院，这是古巴第一所国家艺术学校，也是整个美洲地区第二所正式的艺术类学校，竞争十分激烈，要经过数场考试才能入学。

尤利尔考了三次都失败了，但他从未放弃自己的目标——那就是继续画画。而这个过程中的积累和磨炼让他能够成为一个强大的艺术家。

“人的天赋源于对艺术的痴迷。所有孩子都会画画，但是有些孩子比其他孩子更能建构现实。这是我一生唯一要做的事情，我不相信其他任何东西。”他说。

考试失利后，他回到了卡马圭在培训学校学习，准备成为一名美术老师，但只坚持了三个月。在他看来这所培训学校就像个兵营，培训生们早上5点起床做早操，9点到11点上美术史课，大多数学生由于缺乏睡眠根本无法集中注意力。至于尤利尔最感兴趣的绘画课，老师有一半时间不来上课。

离开培训学校后，他只能走别的路。母亲说服他注册了一家会计学校，但他每天只上早课，到了下午就逃学去画画，没有画纸就画在旧衬衫和帆布上。16岁时，尤利尔以15美元的价格卖出了自己的第一幅画。

第二年他回到了哈瓦那上学，在学校里他感到自己是个“异乡人”，很少跟别人说话，同学们叫他“贫民窟来的小子”、“怪胎”。于是他永远离开了学校。

尤利尔的涂鸦“古巴漂移者”，纪念死于海上的古巴移民。图片：Facebook

有一天，尤利尔穿过哈瓦那老城区，偶然间遇到“何塞·马丁组织（José Martí）”的活动，个人艺术家们在这里可以展出自己的作品，并有机会结识更多志同道合的创作者。从那时起，尤利尔经常来到“何塞·马丁”的活动现场，远远地坐下来欣赏展览，听一会儿艺术家们带着醉意的闲聊，然后不说一声“再见”就走了。

2014年，一位法国涂鸦艺术家来参加“何塞·马丁”的活动，他结识了尤利尔，并建议他进行涂鸦创作。这是尤利尔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事情。当天晚上，二人就带着手电筒、油漆和刷子前往哈瓦那东边的瓜纳博海滩。

他们在一个废弃的三层俱乐部前面停了下来，尤利尔在墙上画了他的第一幅涂鸦。这是个简单的小图像，因为最后两个人已经喝得酩酊大醉，忘记了要来做什么。但这次经历让尤利尔大受震撼，从此他的内心再也没有放下过对涂鸦的热爱。

在其他涂鸦者的帮助下，尤利尔大胆地不蒙着面在街头的公共墙壁上作画。尤利尔说：“人们认为涂鸦只是在街上随便涂一涂，但他们错了：这是一种文化。”

他认为传统艺术的正当性和街头艺术的正当性不是一回事。“传统艺术的价值是市场决定的，谁支配了信息，谁就支配了权力。但涂鸦超越了这一切，它可以把信息传递给所有路过的看到的人。所以街头艺术比当代艺术更接近人类，我相信街头艺术正在更新人类的艺术本质。”

直到2014年，古巴政府还尚未意识到这场新的涂鸦运动正在萌发。当警察们巡逻看到年轻人在墙壁上涂涂写写时，他们只觉得幼稚。哈瓦那成为涂鸦者的天堂，鲜艳的图像让破败的街区重新焕发生机。其中有200多幅画是尤利尔的创作。

“我的灵感来源于涂鸦艺术家班克斯，在古巴，人们被告知‘政治与普通人的生活无关，政治事务就应该交给政客去做’。但是政治是人们共同决策的结果，艺术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具政治性。我们的日常生活与政治息息相关，这一点上班克斯抓住了精髓。另一个对我影响很大的人是厄瓜多尔画家瓜亚萨明，因为他的作品展现出了什么是痛苦，这也是我想要描摹出的现实。”

班克斯是一位匿名的英国涂鸦艺术家，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手持气球的女孩》，2018年在伦敦苏富比拍卖行以百万英镑的价格成交后忽然自行粉碎。图片：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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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墟的“礼物”

2016年起，尤利尔揭露痛苦和彰显反叛精神的街头涂鸦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在国内外的媒体上，尤利尔为代表的新一代涂鸦者重构了古巴的革命形象。很快，这导致尤利尔成为一些人眼中的“敌人”。

一天下午，他突然被警方从工作室里带走，在问询中，警察控告他是反对派，受到美国联邦机构的资助，以颠覆古巴的内部秩序。他们威胁说，如果他不停止在街头涂鸦，他将被送进监狱。他们还要求“何塞·马丁组织”将尤利尔除名，“何塞·马丁”妥协了，终止了和尤利尔十年的合作。

“我的朋友们没有再给我打过电话。”他说。

一年过后，尤利尔在哈瓦那老城区租了一间房子继续创作。但国家安全部门告知他的房东不能收留这个反叛分子，他不得不放弃这间工作室。

持续不断的打压让尤利尔感到沮丧无助。有一天警察直接出现在他家里，说：“你必须跟我们走一趟。”他当即拒绝，一名警员将他强行拉上车，车上另一位不知道内情的警员看到他，惊讶地问：“是你？你不是在街上画画的那个孩子吗？他们为什么这么对你？”

尤利尔最近的涂鸦“新冠城市”。图片：Facebook

2017年8月，尤利尔和加拿大朋友一起涂鸦被捕。那一次48小时羁押结束后，尤利尔被要求签署了一项协议，他不会面临任何指控，也不会被罚款，但前提是他要在一周之内清除掉自己在哈瓦那街头留下的200多幅涂鸦，他也不许再在任何公共场合涂鸦。尤利尔接受了。

但一周之后，涂鸦还留在原地，尤利尔完全没有要去清除的意思。

“这项协议本来就没有法律效力。”尤利尔为自己辩解道。但他明白，被捕是恐吓，而协议是个诱饵，警方希望他遵守的其实是“不继续涂鸦”这一项要求，否则下一次他将面临真正的牢狱之灾。

绝望中，尤利尔构思了新项目“礼物”——石头上的涂鸦创作。这源于几年前秘鲁的展览，当时他展出了绘制的石头，这些从废墟中找到的石头太大了，他没办法带回古巴，所以决定将它们留在秘鲁，作为对当地社区的礼物。

“我希望这能成为一种抗争方式。从概念上来看，作品的力量就在于它‘生于废墟’，”尤利尔解释道，“哈瓦那是座破败的城市，而我只不过是把它的破败展现在大家眼前。而且从法律上讲，我没有在墙壁上涂鸦，不能因为我在石头上画画而阻止我。当我们的精神是自由时，就能看到一些从前不曾注意过的事情。”

通过“礼物”这个项目，尤利尔能够继续进行创作。他在废墟中收集石头，在上面作画，再将它们放回街上。它们不像墙壁涂鸦一样引人注目，可能一不小心就被捡回家，所以尤利尔为它们制作了档案，有照片，也有视频，都放在了他的新页面上。“旧页面遭到了安全部门入侵，他们抹去了我前几年的所有作品。”他说。

尤利尔在创作“礼物”系列作品。图片：Facebook

尤利尔的“礼物”延续了他以往的风格，通常描绘了一个灵魂，一个大眼睛里充满痛苦的无性生物。他的涂鸦反映了古巴生活中最残酷的现实。注视他的作品，仿佛会立即陷入这个灵魂激起的旋涡，就像看着水坑中的自己，向里面扔石头，等待着阵阵波澜过后我们的脸恢复原来的形状，我们无情地回到了一生中最悲伤的时刻。尤利尔探索古巴人的痛苦，描绘着这座热带岛屿的顽疾，并把它暴露在阳光下给所有人看。

“我出生在古巴的内陆，我来自一个贫穷的家庭，我一生中唯一看到的就是废墟、苦难、压迫和痛苦。但所有的街头艺人都有一种责任感，那就是揭露真实生活，”他说，“我不同意切·格瓦拉说的‘人们要更多工作，更少批评’，批评是一种建构工具，可以唤醒意识，这正是艺术家要做的事情，用自己的创作帮助别人是我们的责任。而在古巴，艺术家唯一能表达的是饥饿、恐惧和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