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豪：日日新，或历久弥新
梁豪，1992年生，青年作家，《人民文学》杂志编辑。
在一场关于地方性叙事的讨论会上，我曾谈及当前地方故事的两大生长点。城市里，新的故事生长点在街角和社区，这是陌生人社会里的熟人角落。孤独的个人在这重新聚为人群里的人，他们必须减速、延宕，梦回乡土的节奏。人开始说话，因为熟识，更因为半生不熟，于是既聊熟的部分，也试探生的区域。道出他们看得见的热络和看不见的猜疑，成为值得深挖的创作路径。而乡村，新的故事生长点在个人。当下的乡村青年，因为身体远行（求学、务工）和心灵远游（网络）而披覆城市文明的影子，当他们尚且无法彻底融入城市的景深时，乡土和城市的双重性格便在他们的人格内部纠缠。这在当前的小城故事里尤为易见，因为两者内具的动荡、暧昧和交混性，令其成为滋生故事的理想温床。
但是，这种划分策略依然无比粗糙。县城之间，社区、街道之间，人文风土和历史造化千差万别。如何写出彼此的差异，呈现自身的流变，这是问题的要害。
“屯兵驻扎”和“抢滩登陆”是聪明的青年作家们处理素材的办法。前者讲究“踞”，后者重在“抢”，全都虎虎生风。青年写作，赶潮是避免被诟落伍，要证明自己很年轻，形同与前代人的某种切割，打的是时间差；讲究人道关怀是要彰显自己胸怀替天行道的抱负，要表明自己很成熟，站在永恒价值一侧，于守成中求新意。
说到赶潮，我想谈谈塞林格那本《九故事》。我很欣赏塞林格结构小说的方式，他笔下的故事就如烧去近半的信件，它们如此私密而与众不同，明明是毁弃的却又万般不舍，诱引你去拼贴那些遗失的部分，那里潜藏着诡秘而惊人的能量。这样的小说显得永不过时，比很多实验小说耐得起回味。至于热闹的地域书写，作家们把写作变成一种“地方割据”，在自己的地盘和相对熟悉的阶层与人事翻滚兜转，于是特色大显，渐成气象。这倒无所谓，创作动念、小说素材无高下，作品的优劣还得钻到作品里，实打实地看。
言及此，不由得想到格雷厄姆·格林。他总能找准精当的素材，人物身上的悲喜是以情境本身的方式自在传递。作者悠然隐身，故事云淡风轻而浑然一气，写短篇竟能常具长篇的气魄，这在鲁迅的小说中更为明显。
当下的青年写作，不乏对某一地域、某种文化的整理消化，或是对某段历史的回溯，所谓大格局、大视野，大有山雨欲来之势。批评家叫好，更像在说“你们终于来了，我很欣慰”。但似乎不能称之为新，而且，新并不意味着更多。
此外，更为要紧的，恐怕还在于作者是否牢牢把握住了“和而不同”的全部要义。满足读者的好奇心理和自我的观念诉求，并不是写作的终极。至为优秀的小说，能让即令是伍尔夫意义上的普通读者的心神，产生长久难抑的激荡——正是在这里，天南海北的万千故事，又回到了人的身上。人，贵为一个巨大的谜团，就像浩瀚的宇宙，暗藏着太多令人着迷的玄机。写作就是人出人的谜、人解人的谜，横看侧看，远近高低，郁郁乎谜哉。新与旧，恒与变，所有的概念于此穿梭吞吐，全部的定义都不过是相对而言。
所以，我们究竟在期盼不一样的小说，还是留得住的小说？前者意味着标新、拓荒、猎奇；后者意味着等待、深度、羁绊。只有在这个层面上，我们谈论新与变才更具意义，或者说，写作的新与变才真正成立。写作到底是要留下些什么，新与变不过其中一种相对容易引发话题的手段。话题是对现在来说，作品的宿命在未来，尽量别让手段僭越了目的。
诺奖得主托卡尔丘克的《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是一部将手段与目的结合得非常理想的小说。它既是一个偏安于波兰乡村的故事，也是一个动荡不安的“生长在死亡了的东西上”的人类之梦。掌故、神话、自然、梦呓、寓言、诗歌、历史、哲学与日常，所有元素以高度和谐的内在激情彼此神交，真挚的感情在黏稠的思辨性中闪转而不妖，于簇新的形式眩晕之外，读者依然可以收获震荡心灵的感动。
我欣赏托卡尔丘克、科斯托拉尼·德若等东欧作家运作素材的非凡造诣，洋洋洒洒，结构奇难而不紊乱；麦克尤恩的长篇同样精于兼顾故事的趣味与结构的机巧，这是我在中国作家身上较少见到的，中国作家作品往往偏写意，仰仗的是个人的修为与悟性，于是处理长篇时容易显得散乱。当然这跟不同的语法也有关，语言牵扯思维，彼此间不妨相互启发。
说到小说的语言，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腔调依然可以出新，哪怕只冒出一点，已是风光无限。语言自觉是第一层，要害在于脱腔的自由。这也是我喜欢王占黑部分小说的原因，那种语言的嗅觉，我在金仁顺、黄咏梅和蔡东等女作家那里不时能够俘获，更不消说“祖师奶奶”张爱玲了。王占黑追加了一点地方色调，吴方言近于天然加分项，并不是所有的方言都有这种效果。
细腻是一种文风，不止于语言。作家下笔的新，更多是老树新芽，凭借感知维度和层次的丰富以至刁钻，在老生常谈中辟出新意味、新境界。这又涉及熨帖与否，布罗茨基评价阿赫玛托娃——小说里所有的细节或情节，应当“来自有限对无限的乡愁”。所谓乡愁，是含着满满真切的情分的，假泪水榨不出真感情；而且，是乡愁而不是妄念。
常听人讲，写作是永在缺憾的路上遥望不可及的完美。我倒觉得，创作是一次次崭新的探索，作者贴近不同人物的命运，推敲词语的遭遇，小心翼翼又实实在在。艰难有时，自以为浸没而常示以迷失，但终归是激动人心的一场旅途，比西西弗斯要来得幸运。说失败，多少局限了写作的意义。只是不管走得再远、见识再多，都要学会动用自己的理智与情感，进而“神与物游，思理为妙”。唯有建立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作品才能行之弥远而历久弥新。新，也就有了全新的外延和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