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海林对话袁文康|演戏不需要有参照物，“好奇心”是演员的“保鲜剂”
■ 本期轮值毒叔 ■
■诸葛奇谭·谭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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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汪海林:欢迎来到《四味毒叔》。
袁文康:汪老师好，终于见面了。
汪海林:谭飞老师跟我说，今天的嘉宾是袁文康，我说如数家珍，他演过《新闻小姐》，还演过我的戏，《中国1921》里饰演的蔡和森，我们合作过，谭飞说这些我都不知道。本来是谭飞跟你对谈，我说我来，我比较了解他。
袁文康:谢谢。
汪海林:《新闻小姐》女主是周海媚。主要讲的就是新闻女主播上班第一天当上女主播，完了以后当天结婚，结完婚以后，第二天在播新闻的时候，播的新闻就是她丈夫出车祸死了，晚上咣咣咣有人敲门，一开门就说我是你儿子，周海媚就想我这刚结婚还留一儿子，就是这个故事，好像你们还有个道具，玻璃的海豚是吗？
袁文康:对，玻璃的海豚。
汪海林:我记得对吗？
袁文康:您真是太厉害了。
汪海林:那时候你几岁？
袁文康:19岁，那时候高中刚刚毕业。就还没有接触过演戏，还不知道什么是演戏，就突然被人拉来，一开始演戏的时候还写人物小传，导演就要求说，你要写人物小传。那时候因为高中学的是财贸，毕业要写毕业论文5000字起，然后我就把人物小传当毕业论文写。就是把我对这个人的感受，他之前小时候怎么回事儿，从心理学的角度剖析了一下这个人的行为。导演看了说这是一篇论文。
汪海林:那导演为什么挑中你？
袁文康:他就觉得我长得像日本人。
汪海林:但是你应该比日剧中的那个小孩大一些。
袁文康:对，泷泽秀明当时应该才16岁。
汪海林:那个戏是在上海拍的吗？
袁文康:没有，在北京拍的。
汪海林:在北京拍的。
袁文康:1999年的6月份。
汪海林:在北京，因为慈文是一个北京的公司，但在我的印象中，90年代末到2000年初拍偶像剧，一般都是在上海拍，很少在北京拍的，因为北京还有雾霾什么的。
袁文康: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夏天，就还好，柳絮也过了，我当时刚下飞机的时候，对北京印象特别好，蓝天白云，剧组在舒畅宾馆。
汪海林:舒畅宾馆，北四环和北五环之间。
袁文康:对。
汪海林:舒畅宾馆非常破，剧组、建组都在那。
袁文康:对，那个时候觉得北京好大。我第一场戏，我跟陈宝国老师演，就在四元桥顶上，开了一辆2020，我坐在那个车顶上，拿了一个打火机在那。我小时候口吃非常的严重，每天就在房间里背词，就一直在练。然后演完一条，陈宝国老师说这个不行，把我拉过来说你这段台词应该怎么样，下一段台词应该怎么样？哪儿应该起？我说好，我就假装听懂了，按照他的要求，我当时就演完一条，他突然过来抱着我，就拍拍我，说你手没事吧？因为有一个动作就是，“当”一下子捶一个东西，当时把那机盖捶了一坑，因为那时候不会表演，就没有控制，但是你能感受到一个前辈给你的那种力量和温暖。他拍拍我说，你手没事吧？后来才意识到自己手肿了，那是我第一次演戏的经历。
汪海林:那个时候就是比较质朴，也没有技巧。
袁文康:没有技巧，就生猛。
汪海林:后来就觉得表演有意思，就考上戏了。
袁文康:当时拍完那个戏之后，赖建国导演说你还是要去学校去学习一下，你要知道什么是演戏？我在拍戏之前去上戏进修班待过一段时间，我记得当时我们的台词老师叫刘婉玲老师，我第一天就跟她吵了一架，在回作业的时候，她觉得特别惊讶，我那时候是有很强烈的自卑感和自立的一个人。
二
表演的精髓，要靠实践来锤炼
汪海林:你是上海人？
袁文康:上海人。
汪海林:上戏的台词训练很严格的。
袁文康:非常严格，我说我的台词有问题。我希望有一个能够严格要求我的老师，我记得我当时将近两年没有说过上海话。我觉得上海人有一个特质，表面看上去很和善，但是他有一种倔强。你会发现以前的那种电影里面反映上海人在国外生活，在异乡生活，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套生活方式，但是当遇到阻力的时候，他们往往能最快的适应过来。
汪海林:调整能力强。
袁文康:对，调整能力强。后来就在上戏进修，当时因为要拍《新闻小姐》，正好是六七月份，就没有时间复习，也没有时间高考，就去拍戏了，以实践为主。当时在上戏进修班是一年制，但其实老师给我们安排了很多的课程，我基本上每天的课程都不落。当时《新闻小姐》播了以后，也有很多戏找我，我都推掉了，我希望完成这个课程之后，才开始真正的演出。
汪海林:所以后来到了咱们合作的时候，是2011年。
袁文康:跟穆德远老师。
汪海林:包括你前面说到的赖建国导演，我们也合作过。
袁文康:他是我的伯乐。
汪海林:很可惜他去世了。很儒雅的一个导演，他是原来TVB的。
汪海林:其实那个时候内陆的导演是不会拍偶像剧的，因为我们对高度工业化以后的都市生活不是很熟悉。
袁文康:当时导演希望我把我自己的衣服带过去让他看，其实他对衣服的混搭有他自己的风格，包括他生活中有个喜好就是喜欢买衣服。他儿子跟我同年，比我稍小一点点，然后他就给我很多他的衣服，因为我们俩身材差不多，我那时候瘦。他说你穿这个，从外形各方面，他就告诉我，你应该怎么穿搭。当时我还是长头发，我那时候在做DJ，DJ这个行业不用说话，要听、要看，要观察。我还做过bartender，也不太需要说话，这样的话别人不会注意到你的缺陷。
三
饰演角色时没有参照，反而更具发挥空间
汪海林:我们当时拍戏的时候，赖建国导演对服装不满意，他就跟制片人说要求加预算，制片人说加不了，最后他自己掏钱给演员买服装。
袁文康:他说服装搭配是你的一部分，你穿好了，你穿舒服了，你在表演的时候一定是顺畅的。我第一次进棚里拍戏的时候，有4、5台机器，我也不知道看哪了，就顺着演呗，一场戏咔一条一遍就演下来了。就是这么训练出来的，没有老师教就是靠实践。
汪海林:从那个戏之后，再次关注到你实际上是因为《集结号》。你所饰演的角色戏份其实也不多，但是能在这样一个群像里面能够挑出来。
袁文康:对，因为第一次描写有畏战行为的一个人，所以他的形象是很特别的。
汪海林:戴着红围巾，所以他容易被记住。
袁文康:对，这就是当时最早的叫标签。我之前不务正业了很多年，来北京的时候是2002年，当时的上海正好进入高速发展期，我当时记得APEC会议一开始的时候，我到南京路，就有一种特别不适应的感觉，我说我得离开，我就跑到苏州，一个人待了三天。等这个会结束了以后，我才回来，之后你去餐厅，去任何地方，男女老少全部都在谈经济，在炒股票，在炒房子，那跟我做的这个专业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当时正好一个编剧的朋友跟我说，就是李樯老师，我们当时正好合作完《女人行》，他说你要不要来北京？我说你让我考虑一下，我得征求一下我父母的意见，然后大年初六我提两箱子我就跑北京来了。
汪海林:其实袁文康说的是一度，现在上海不这样，一度让人觉得上海是一个过度商业化的城市。
袁文康:是的。
汪海林:在文化氛围上，我们觉得有一定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太商业化。有的时候制片方会说你们想去哪儿写剧本，比如说我们去上海写，就在上海包一个酒店，我们每天就在咖啡厅写作，谈剧本什么的。后来我们在写作期间待了一两个月，隔壁桌永远在谈房子、股票、房子、股票。
袁文康:就是这事其实是挺可怕的，但是现在慢慢好了。我去年拍《1921》的时候，回到上海，我正好当时还在拍《叛逆者》，然后住在松江，我说不行，我得换一个地方，我就把那房退了，我自己在城里租了一个房子，也是为《1921》做准备。在复兴坊，复兴坊里面有一个二层楼，那个结构跟一大会址差不多，我就把那房子租下来，在那住了半年。旁边就是何香凝故居，你要找那个年代的人，在这条巷子里每天进进出出，她伏案写作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老房子，你走路、上楼梯的时候得特别轻，要不然你就会吵到邻居，包括你在房间里走路的时候，也是要小心的，因为楼上楼下隔壁隔音没有那么好，你要走重一点，它就会咯吱咯吱响。
汪海林:其实我们说的所谓的历史氛围或者时代感，就是这些细节体现出来的。
袁文康:我第一次跟郑大圣导演谈的时候，他先寄了本书给我，叫《中国游记1921》。就是芥川龙之介先生写的，他里面有一小篇写到了他当年在1921年的夏天6月份的时候去拜访李汉俊。
汪海林:芥川龙之介，他在中国好一通转悠，他见到好多人。
袁文康:对，因为当时也是生病，一直身体不好，终于在一大会址这个地方，他感受到了一丝清新，两个人都是做文字工作的，所以彼此有一种默契，内心的舒畅才能找到了知己，在异国，就是蛮有意思的，我当时看到这段戏的时候，我说这是一段爱情。
汪海林:在11年拍的电视剧《1921》中，你演蔡和森，你的表演我很喜欢，我就跟他们说，我说蔡和森就是这样的，他演得最对。他跟我们编剧想象的蔡和森是一样的，甚至更对。因为有的时候这种历史人物，或者说是领袖人物不好演。袁文康能把性格演出来，我觉得我们写剧本的时候还是比较小心，但是基本个性是有的，但是有些演员在呈现的时候，他会往自己身上靠一点，或者他觉得这个会不会过，他会收，但是袁文康找到了自己的方式，因为我觉得你不是那样的人，你并不是戏里体现出来的那种性格。
袁文康:对，因为我演人物的时候，我喜欢问，他喜欢吃什么，就是看他老照片的时候，看他的穿着，看他眉眼之间的距离，然后你知道这个人是紧张，是忧郁的。周恩来他就忧郁，他的那张照片其实是有一种不安全感，他眉头很紧。蔡和森就相对松弛一点，就是那种他性格中有点特别不吝的东西，就是他骨子里有一种就是老子不信邪，你们不能把我怎么样？
汪海林:因为他在长沙医师的时候，他也是被当做大哥的。
袁文康:就他性格中有一种不惧怕，他很直接，直给，全家他都扛在身上，所以这个人很有力量。他作为一家之主，他先把家扛起来，再把这个团体扛起来，我觉得得把他性格中这部分东西拿出来，因为我以前也没有参照，我觉得越没有参照的东西，就越有意思，越有发挥的地方。
汪海林:是，而且我认为是钻研的比较细的。虽然这个戏已经过去10年了，还是推荐大家再看一看，那这次是电影的《1921》，那就是李汉俊我们知道一大代表，他是相对来说跟原来蔡和森那个形象就完全不一样，所以真的有意思。你在两个《1921》，一个电视剧一个电影，完全截然不同的两个形象。
袁文康:但是你看他的照片拍出来的时候，他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人，眼神非常坚定。在家里，可能他妻子比他有发言权，而且我后来跟大圣跟编剧余曦聊，我说我想知道他的婚姻状况，几个孩子，他太太后来跟他怎么样，他说他太太很早就因肺结核去世了，然后他不愿意续弦，我在想他是不是怕被打扰。后来大圣导演听到以后，他说对的，一个人完成所有主编要做的事情，还有翻译，他有大量的时间在伏案写作，那对于这样的一个人他就没有太多的时间。就是那时候看钱钟书、杨绛先生那些书的时候，他们也是这样的。然后家里人逼他，一定要续弦，他就选了一个文盲，就只是照顾他起居生活，但是他们俩关系又非常非常的好，而且还生了孩子。那就是他更看重于人性的东西，他们相处得非常好，最后他妻子知道他被捕了以后，全城去找他，找了两个多小时在他哥哥身上找，到他枪毙，总共4个小时时间，就是从他的家庭结构，你能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的?他一直在跟时间赛跑，他也知道时间对他来说不够用，所以我想把他演成一个知道自己生命将结束的一个大学教授，他要把他曾经在这块土壤里面，他学到的所有东西一口气全吐出来。
汪海林:很期待看到袁文康的这个表现。
袁文康:谢谢汪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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