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内在地嵌入日常生活，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乃至劳动形式。特别是电商直播在2020年特殊的疫情背景下大放异彩，这种营销形式与青年人的就业、劳动之间有何深刻勾连？在直播带货中，情感劳动是如何转向数字化表演劳动的？请看下文深入的分析阐释。
作者：王斌
来源《中国青年研究》2020年第5期
伴随电商直播时代的到来，青年带货主播的劳动激励机制从“礼物打赏”转变为“带货提成”，其工作形态也从情感劳动转向数字化表演劳动。数字化表演劳动是指主播通过“养号”、组团、打造“人设”、激活消费者体验等方式，创造出一种区别于线下的购物剧场，从而将粉丝的观看量转化为消费者的订单量。由于主客观方面的限制，基于数字化表演劳动的直播带货会形成不稳定的短期化就业。但“离场”后的主播并不完全切断与直播的联系，而是将数字化表演劳动后置为一种能随时“返场”的就业选择，以此更主动、更具弹性地应对不确定的未来生活。在此背景下，我们需要创造精准服务各类青年数字劳动者的良好制度环境，促使其成为壮大数字产业的生力军和推进数字治理的新力量。
新经济发展与互联网媒介的迭代，在创造全新职业的同时也深刻改变了青年群体的劳动方式。特别是随着我国双创实践与“互联网+”新业态的深度融合，大量区别于传统工作模式的数字劳动(digitallabor)快速生成。从网络写手到视频博主、从网约车司机到共享单车猎人、从网店小二到新媒体运营者,这些标榜灵活、自由的职业将一部分青年转化为了新一代的数字劳动者。近年来，网络直播正成为吸纳青年数字劳动者就业的“新蓝海”。数据显示，各主要直播平台累计参与的主播规模已超过350万，出生于1990—2000年的主播人群占比高达82%，主播群体呈现出年轻化、草根化和中等学历化等特点[1]。电商直播的兴起更加快了网红经济的流量“变现”，青年主播开始脱离单一的社交领域，集体入驻电商平台成为带货主播。这一群体的劳动激励机制也逐渐从“礼物打赏”转变为“带货提成”，以往用来分析“网红”的情感劳动范式(paradigmofemotionlabor)面临进一步更新的空间。因此，本文将在回溯数字劳动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数字化表演劳动”的概念，并结合笔者在云南省瑞丽市玉石直播基地的调研，分析带货主播的劳动过程，以期深化学界对我国新兴数字劳动的认识，提升青年工作对数字劳动者的服务效能。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数字乌托邦的迷思曾主导学界。学者们普遍认为：互联网和个人电脑提高了网民的自由度，这有利于建设协作型社区并增强个体间的精神交流[2]。这一认知无疑遮蔽了计算机作为劳动工具以及互联网作为劳动场域的现实。2000年以后，随着搜索引擎和社交媒体的全球普及，以谷歌(Google)和脸书(Facebook)为代表的互联网平台呈现出愈发明显的寡头化趋势。面对新一代的数字帝国，理论家们开始重回政治经济学并聚焦数字劳动，试图揭示数字平台对用户及雇工的新型剥削方式。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认为数字劳动可被视为虚拟工作(virtualwork),它不单指某一类职业，而是广泛地存在于ICT行业乃至整个互联网文化之中[3]。泰博·肖尔茨在《现时代的数字劳动为什么重要》一文中提出：除了程序员和网络媒体从业者这类获得报酬的工作之外，互联网还存在大量的无薪(unwaged)和无形(invisible)劳动。特别是社交媒体用户的点击、点赞、留言和转发等行为，都会转化成被平台公司无偿调用并出售给广告商的数据资产。这就与传统的女性劳动(儿童保育与家务劳动)极为相似一尽管它们十分重要，但都遭遇了消音化的隐形处理[4]。当然，数字劳动的不可见性除了因为它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之外，更在于其模糊的娱乐和劳动界限。有论者提出“玩工”(playbour)的概念，意指那些协助电脑游戏开发的玩家仅将自己的劳动视为休闲活动和游戏的延伸，而非具有市场价值的知识产权[5]。另外，当用户在社交平台上结成忠诚度较高的社群后，会进一步产生'粉丝劳动'(fanlabor)。粉丝劳动与'玩工”的不同之处是：粉丝社群虽然意识到了成员间的交流和创作会产生一定的市场效益，但他们自愿将劳动价值让渡给网络公司，以此换取开放且约束较少的亚文化空间，并维存一个不被货币逻辑主宰的精神共同体[6]。可以说，在Web2.0时代，数字劳动必然造成“缺乏工作感之工作”(workwithoutwork)和“丧失游戏性之游戏”(playwithoutplay)的吊诡现象[7]。伴随网络平台向视频领域的拓展，数字劳动又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以我国为例，在2005年前后，视频平台通过动员“播客”(broadcaster)生产内容而占有其劳动价值。而到了2013年移动短视频应用崛起之时，部分用户开始尝试利用自己的数字劳动制造传播爆款，以达到吸引粉丝并经营自我品牌(personalbrand)的目的。特别是随着2016年全民移动直播时代的来临，越来越多的青年用户成为“网红”，他们通过与粉丝互动并索取电子礼物，从而分享流量红利。因此，区别于过去隐形、义务性、精神性的数字劳动，现阶段主播在网络直播中的劳动无疑是高度显性化、货币化乃至职业化的。当前，情感劳动(emotionallabor)这一经典概念，构成了我国学界研究网络主播工作形态的主要理论工具。涂永前和熊费认为：“制造情感”是女性主播的核心劳动任务，她们通过塑造美丽的身体形象、打造有针对性的“人设”以及精心维护与观众的亲密关系，满足受众的情感想象与感性需求，推动他们从围观看客向付费粉丝转变，从而完成由“情”向“钱”的关键一跃[8]。胡鹏辉和余富强则深化了网络直播环境下的情感劳动理论，他们指出主播创造了一类新型的情感劳动：一方面不同于传统服务业人员程式化的浅层表演，主播更倾向于动用自身真实情感展开深层表演，以避免情绪耗竭与去个性化的结果；另一方面，自我异化并不是主播情感劳动的必然后果,相反他们能够从劳动中获得自我满足与自我享受[9]。不过，当直播从社交领域扩展至电商平台之后，带货主播的工作已超越了单一的情感劳动范畴。如果说，以往集中在视频社交中的主播，需要依靠展现隐私和营造亲密等情感劳动获得粉丝“打赏”；那么，现今的主播则更多地从“社交红人”转型为“带货达人”，主播们除了要“打情感牌”，还需掌握一系列有助于营销的“表演”技巧，以此才能将粉丝的观看量转化为消费者的订单量。这种新的劳动形式可被称为“数字化表演劳动”(digitalperforminglabor)。事实上，“表演劳动”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李明璃等学人在2013年就曾基于“女仆餐厅”的民族志调查，总结出当前服务业呈现出“从情感劳动到表演劳动”的转向。他认为情感劳动里有表演成分，表演劳动中也蕴含着情感要素。但表演劳动与情感劳动有两点不同：一是，不同于情感劳动必须向顾客提供看起来“真心诚意”的关怀服务，表演劳动更在乎为消费者创造“奇特、兴奋、憧憬甚至诡异等'不一样’的游戏感受”；二是，不同于从业者在情感劳动中主动或被动地遵从工作规范和绩效考核，表演劳动的主体大都自觉将表演作为一种乐趣，认同并享受此过程[10]。网络直播特别是电商直播的流行，加速了“面对面”的表演劳动转变为“屏对屏”的数字化表演劳动。然而遗憾的是，当前大多数研究只关注到了电商直播对“人一货一场”三者关系的重构及其对娱乐和购物边界的消融[11],忽视了主播“花式卖家秀”背后的劳动本质。基于此，我们提出数字化表演劳动的概念，并非只是为了限定表演劳动的在线发生场域，而是尝试更深刻地分析带货主播的日常劳动情景、过程及特征。笔者在2019年8月对瑞丽市淘宝直播基地的调研中发现：主播们通过“养号”、组团、打造“人设”与激活消费者体验等数字化表演劳动，创造出了一种区别于线下的购物剧场。针对这些新兴现象，本文试图探索以下问题：网络带货直播的数字化表演劳动的动态全景与细部特征是什么？它与线下表演劳动相比有何明显差异？本研究基于实地观察与访谈，将带货主播“进场”“在场”“离场和返场”三个阶段分别对应于数字化表演劳动的背景与原因、劳动过程、劳动后果。进而，在廓清数字化表演劳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更好服务青年数字劳动者的对策建议。对带货主播而言，与其说他们是在密闭的“直播间”里工作，不如说是在人流、货流、信息流高度涌动的“直播场”内劳动，这在玉石直播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直播场既改变了传统市场的交易规则，更对数字化表演劳动进行了重新的赋值与赋魅，由此吸引了大量青年主播投身其中。所谓直播场，是指在网络直播技术作用下形成的在线秀场或卖场，它是数字化表演劳动发生的基础性时空结构。从空间上看，网络直播将瑞丽特殊的玉石市场地景(landscape)转换成了吸引观众注意力的媒体景观(mediascape)[12]。边城瑞丽作为国内最大的玉器交易中心之一，其最具特色的玉器市场不在中高端的门店，而是那些神似普通菜市的“玉器大棚”。卖家在2~5平方米左右的摊位内摆开货品，买家则于鳞次栉比的地摊间来回“淘宝”。随着网络直播在2016年的引入，沉寂已久的玉器大棚焕发出新的活力。来自全国各地的主播们以“走播”的形式，通过移动镜头向观众展示大棚里的日常交易，并为有意向的购买者提供现场选货、讲解和杀价服务。玉石直播流行后，“走播”逐渐被“坐播”替代，原本展示货物的“摊位”也因之变成直播“点位”。主播及团队成员在点位上等待货主(多为缅甸人)前来兜售玉器，主播上手后快速向观众介绍这些货物的品类、成色和工艺，并形色夸张地与货主讨价还价，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促成观众与货主间的交易。而从时间上讲，直播场的兴起也改变了传统玉器市场的营业时段以及从业者的劳动时长。以往，瑞丽的玉器成品销售大都集中在白天，晚上的夜市只针对原石买卖。但随着直播的流行，为满足夜间闲暇时段的观众流量高峰，玉城在晚间重新营业，夜市反倒成为带货主播的主场。一位受访主播坦言：看玉石直播的潜在买主大多是上班族，晚上闲下来刷手机的时候才有相对完整的时间看直播为了让工作一天的观众看得快乐和有购物冲动，我们就得使劲“演”，尽力创造“梗”。(访谈3)直播场内主播们的表演劳动，让凌晨3点左右成为网络成交量的峰值时刻[13]。可见，玉石带货主播的工作时长不短、强度也并不算小；那么，是何因素吸引他们选择这种形式的劳动呢？传统玉器市场对从业者的鉴赏水平和资金贮备要求较高，这决定了只有少量青年人能够进入玉石行当。不过，随着玉器销售进入直播时代，准确鉴别玉器品质不再是唯一重要的劳动技能。数字劳动特别是数字化表演劳动，对于提升订单业绩显得愈发重要。在调研中，我们发现青年主播愿意进场从事数字化表演劳动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方面，玉器直播带来的造富神话，以高赋值的方式驱动了主播选择数字化表演劳动。2018年5月，淘宝直播中的珠宝类销售首次超过服装类，成为排名第一的直播品类，有多于六成的珠宝店铺成交额均来自直播。近年来，“玉石直播，月入十万”“90后玩玉石直播成超级网红”等文章，更在瑞丽当地通过微信群和公众号广泛传播，由此开启了边境城市的草根财富梦。特别是当全国首家淘宝官方直播原石基地在瑞丽投入运营后，几乎所有的受访对象都认为：现在能把年轻人留在瑞丽“发财”的，可能就只剩下玉石直播了；但凡能说会道的年轻人拿起手机做玉石直播，就能挣钱。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5月底，瑞丽姐告玉城3600个柜台分布了850多个直播团队，每月在各数字平台上直播产生6亿人民币的交易额[14]。按照主播从每份订单收取10%~20%的提成来算，这份高回报的工作对处于谋职期的年轻人来说，的确会产生巨大的诱惑。另一方面，大众对玉石直播的娱乐化认知，也以赋魅的方式推动了数字化表演劳动的流行。号称“瑞丽通”的刘叔曾近距离观察过玉石直播，他指出：最初来瑞丽做直播的，就是一拨年轻的东北人。他们跟娱乐圈的明星一样会“演戏”，马上就把玉石直播带火了……我去玉城看了一下，这些主播哪里是在卖玉嘛，那根本就是在“耍”。（访谈2）所谓“耍”，不仅折射出人们倾向于给青年主播贴上“不务正业”的游戏化标签，更反映了大众仅把直播视为轻松简单的数字化娱乐，而非付出心力的复杂劳动。在此认知框架下，青年群体也普遍将带货主播看作“边耍边挣钱”的魅力型工作。主播小璐告诉笔者：反正平常都会玩直播，只不过现在加入了团队而且要在固定的时间点上直播，我感觉没啥两样要说区别就是，以前玩直播没钱赚，现在有钱赚。（访谈3）但小璐在从业一段时间后才发现玉石直播并不简单：前期要加入团队学技巧，中期要“养号”冲“热门”，后期要想着怎么在直播中“带节奏”。故此，一场玉石直播绝非如常人想象中的是几个小时的游戏，而是牵涉一系列表演技能的新型数字劳动。根据戈夫曼的“拟剧论”，社会角色的表演需要区分前台和后台，以隔离观众的方式实现成功的印象管理[15]。但在网络直播环境下，后台不再是被隐藏的区域，相反变成对观众“不设防”的公开展示空间。因此，数字化表演劳动的过程不能用前、后台来划分，而宜从“准备展示”与“集中展示”两阶段进行理解。对于多数主播来讲，做玉石直播之前都要着手“养号”，即通过持续制作和发布有关玉石的短视频来积累粉丝。小璐告诉笔者：因为淘宝直播“卡”得很严，要求有店铺认证和存货，所以很多主播都是通过快手播，快手不存在积货压货的问题。在快手上播还跟在淘宝上播不一样。淘宝是你只要开始硬着头皮一直播，跟着淘宝的规则走，淘宝就会帮你推送，慢慢就会有人来看。但你在快手播之前就必须“养号”，主播要不断上传强化自己和玉石关系的短视频。如果短视频被推荐多上几次“大热门”，号就养“肥”了，就有人从热门列表里点进来看你直播了……“养号”有两个关键，一个是跟风、跟拍和跟段子。就是其他人拍了一个特别火的视频，你就跟着拍，之后会有很多人来点击。二是不断开发新桥段，让跟拍不变成重复拍，否则也上不了热门。（访谈3）可见，“养号”的实质是主播在符合并利用平台算法基础上进行的“表演”。换言之，主播必须了解彼时最流行的短视频内容，据此更新自己的表演题材，以期算法能将自己的作品精准推荐给目标人群，实现增加粉丝和聚拢潜在消费者的目的。但不同于网约车司机完全依从数字平台派单、收费和导航的“算法劳动”（algorithmiclabor）[16]，数字化表演劳动并不彻底受算法宰制，相反更强调主播能在程式化之外提供个性化的创意与产品。而且，为了更高效地产出个性化短视频，主播往往会集结一个团队作为表演的支持系统。除了主播之外，团队成员大致包括摄影、文案和出纳等职位。在数字化表演劳动的语境下，以往被隐藏在后台的团队人员也开始充当增强主播魅力的“共谋式剧班”，走上前台配合主播表演。比如，出纳偶尔会在直播中亮相，协助主播砍价或活跃气氛。有的玉石直播团队甚至会穿上职业装和民族特色服装拍摄集体照，并各自将图像发布到社交媒体为主播造势。2.创造“人设”与制造体验：数字化表演劳动的集中呈现“人设”（人物设定）是网络主播的标志性身份,它要求主播通过数字化表演劳动对此进行塑造与维护。如果说戈夫曼意义上的“角色”有前、后台之分；那么，“人设”则往往呈现出线上线下模糊的“人戏合一”状态[17]。进一步看，带货主播的人设不仅是“人戏合一”，更是“人货合一”。从“养号”到正式直播，主播通过数字化表演劳动完成了对诸如“砍价王”“性价比一哥（姐）”等人设的塑形。一方面，这些“人设”成为主播的个人品牌，并让主播原本私密的自我得以公开、可见且具有市场价值。另一方面，缺乏标准化市场定价的玉石，也需要主播“人设”的品牌光环作为价值加成。一位受访消费者讲道：玉石门道多，不像看直播买衣服那样，只看上身效果就可以了……认准主播，信任主播，才能买到好的玉器。（访谈7）由此可见，商品和劳动主体在电商直播平台中融为一体，带货主播的“人设”与商品紧密相连且直接服务于商品销售。主播越是能通过风格化的表演劳动建构出受欢迎的“人设”，也就越能够以个性化方式为商品的品质背书，从而越好地提升特定观众的注意力和购买的可能性。当然，打造“人设”只是初阶的数字化表演劳动，它只起到了塑造主播形象和培养观众信任的作用。而要真正将观众的信任转化为实际的下单行为，主播还需要通过表演为观众创造一种区别于线下消费和传统网购的体验。这种独特的体验包括“真实感”和“超凡体验”两个层面。一方面，从“真实感”的维度来看，与情感劳动相似，数字化表演劳动也需要为消费者提供真诚和真心的服务。一位主播认为：直播的时候，还是要把货品缺点说到位，为粉丝争取到可接受的价格，让他们觉得主播实诚地为粉丝考虑，不然他们会“心冷”“脱粉”。（访谈5）主播带好节奏很重要，不要被一些粉丝的无理要求和“黑粉”的诋毁扰乱。要保持自己“人设”稳定，让观众相信你的“人设”不是演出来的，而真的是一心一意为大多数粉丝服务。（访谈3）除了真诚服务之外，带货主播还要通过数字化表演劳动向观众营造真实的现场感。网络直播中的现场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时空同步，而是基于直播平台的“时间同步、空间缺席”[18]。因此，带货主播的首要任务是要让缺场的观众沉浸入一种被建构出来的消费剧场之中。一位主播讲道：新粉丝买玉石的最大顾虑在于怕遭遇“套路”，所以我每次直播都会先播一段玉器市场的热闹场面，然后让粉丝看到我们和老缅（缅甸人）货主的交流。这就实实在在地告诉粉丝，我们真在市场里交易，主播能帮新手“避坑”。（访谈8）于是，带货主播的数字化表演劳动令直播场具备了“真人、真货、真市场”等要素，由此超越了以往网页购物难以克服的虚拟感，满足了大众对“真实消费”和“消费真实”的体验诉求。另一方面，从“超凡体验”的维度看，主播的数字化表演劳动还要为观众创造其他购物形式无法比拟的感受。所谓超凡体验（extraordinaryexperiences）是指一种远离日常生活的感受，它能让消费者体会到基于商品交易之上的另类愉悦和奇幻。乔治·瑞泽尔认为超凡体验来自新消费工具对个体消费行为的赋魅；比如，购物网站作为非物质的新消费工具，就制造了一个及时可达、无所不有、永不打样的梦幻城堡[19]。但他只集中关注了催生超凡体验的社会空间，忽视了生产这一体验的劳动主体。事实上，为了加快消费者下单，带货主播会通过数字化表演劳动让观众处于持续亢奋的状态，以使其在观看过程中不断产生购物冲动。主播们告诉笔者：现在的玉石直播爆款是拍自己和老缅的砍价。主播拿出气势和狠劲儿，从几千砍到几百，让观众看得过瘾，觉得不买都亏了……有些主播会对着老缅大吼，达不到某个价格就装作砸货，然后老缅也会配合地表现出无辜或者不能接受的表情。这个时候直播人气是最“旺”的，订单也下得最快。（访谈3）主播气势越高，流量就越大，走货也就越快。一大帮老缅会主动围上来跟主播交易最高峰的时候，每件货主播上手介绍的时间也就一分多钟，这种“嗨”场面和紧迫感更能调动观众情绪。（访谈5）最终，主播的数字化表演劳动营造出了在线的消费奇观，观众能身临其境且十分流畅地体验到自己平时较难或根本无法获取的快感。这无疑释放了消费者日常生活中被克制的购物欲，加速了以往基于需求的理性购物转变为如今基于体验和欲望的感性消费。一项调查数据显示，66.3%的“带货经济”从业者入行不到半年，其中有58.2%的人都考虑转行[20]。带货主播也同样面临短期化就业的问题。但主播离开直播场并不意味着完全切断与直播的联系，而是将数字化表演劳动后置为一种潜在的就业选择，以此更主动、更具弹性地应对未来生活与工作的不确定性。团队解散、黑粉攻击、市场波动等因素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主播的退出。但从根本上讲，带货主播的离场还在于通过数字化表演劳动的带货并不稳定。一是从客观方面看，数字化表演劳动的报酬过度依赖粉丝订单，但作为粉丝的消费者在一定时期内对某一商品的需求量又极其有限。特别是玉石珠宝这类非生活必需品，会相对快地出现需求饱和。一位玉石主播说自己原先直播的最大观看量达到了2000人，但几个月下来后就最多只能到400人。他认为：就是因为到了饱和期，“老粉”们都买得差不多了……必须要吸引新粉丝，但现在的流量都不是免费的，同行数量多、竞争激烈。如果过段时间再没有业绩提升，这个号就播“死”了，我也不做了。（访谈5）可见，观众的流失以及粉丝社群消费欲望和能力的降低，都会致使主播无法再从数字化表演劳动中获得稳定的回报，主播被迫离开直播场。二是从主观维度上看，主播也没有长期从事数字化表演劳动的意愿。小璐在访谈中坦诚道：自己与很多主播一样，一段时间后都很难再“演”下去。因为：瑞丽城市太小了，这里只适合挣钱，不适合生活。本地人对外地主播的评价也不好，认为主播卖假货。所以，主播不会在瑞丽定居，大都是捞一笔就走。那些“演”得越夸张、挣得越多的，可能“跑”得越快。（访谈3）另外，就算暂时不离开直播场，在夜间过长的数字化表演劳动也会给主播带来严重的疲惫感。大多数主播是从晚上8~10点间开播，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两三点。而且为了避免停播导致的“掉粉”，主播们大都会在直播和录播的交替中放弃完整的休息时间。他们会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带货直播不是一场游戏，而是要耗费大量的体力和脑力。直播场由此从初期轻松的“游乐场”，迅速转变为愈发具有强制性的“工厂”[21]。当流量无法转化为有效订单量后，“换份工作”或“休养一下”似乎是带货主播们的共同选择。不过，主播的离场与其说是数字化表演劳动的终局，不如说是他们投入下一轮带货直播的前奏。当笔者提出“以后是否还会从事带货直播”这一问题时，几乎所有的受访主播都做出了肯定回复。主播们虽然向往相对稳定、闲适的工作，但数字化表演劳动仍被他们视为未来规划中的积极备选方案。有受访对象说道：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或者工作得不开心，我还是会继续回来做直播……就算现在不做直播，我也要把“号”养着，维护好粉丝。有的粉丝就是爱看主播“演”，无论主播卖什么，他们都会买。（访谈3）做玉石主播，我还是学了很多玉器知识。以后我可能还会继续做下去。其实，有人喜欢看你直播，也是一种能力，能让我适应更多类型的工作。（访谈6）可见，即便传统的正规就业仍是青年人的首选，但没有负担、更加灵活、极具个性化的劳动正变得越来越受欢迎。正如鲍曼所言：当下的劳动已逐步从沉重的生产义务和工作伦理中脱离出来，转而奔向满足消费者欲望和体验的美学领域[22]。在此背景下，青年主播并不简单地把数字化表演劳动归为终生目标或过渡选择，而是将其作为一种有利于培育就业能力（employability）和增加就业机会的途径。这也正印证了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的论断一晚近现代社会中最具价值的劳动绝不是扮演扁平的角色（flatcharacter）,相反只能是与众不同的表现（表演）[23]。近年来，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和数字经济的崛起，令劳动的数字化转型成为学界分析青年就业形态变迁的重要视角。比如，有论者基于“涉险劳动”（venturelabor）的概念，讨论了互联网从业人员“自愿投资企业并承担其经济和金融风险”的工作模式[24]，还有论者从“审美劳动”（aestheticlabour）的角度发现:网络写手通过主动接受雇主监视、踉踪市场反馈、抹去自我性别和种族特征等方式，实现对消费者审美需求的迎合[25]。与以上两种劳动形式不同，网络主播无疑身处于一个更高程度的媒介化环境，且具有更强的可见度、接收到更多的观众凝视。国内研究大都认为主播的工作是一种特殊的情感劳动，但已有文献对此提出了反思。相关学者指出：时尚博主与主播的劳动实质是借新媒体实现对自我身体展示、情感表达和叙事真实性的再组织，单一的情感劳动范式无法充分解释此现象[26]。加之当前的社交直播不断转向电商直播，这就决定了带货主播不再简单依靠与粉丝的情感维系来获取收益，而是需要掌握新的劳动技能以适应不断变化的销售场景。因此，我们亟须探寻一个能准确理解青年带货主播工作新形态的有效视角。在此背景下，笔者聚焦到了“表演劳动”这一概念。从社会结构变迁的层面讲，移动直播的普及加速了我国“表演型社会(performativesociety)的形成，越来越多的社会行为被智能终端实时记录、窥视和消费，网民同时扮演着数字影像的观看者和表演者［27]。如果说“明星演，观众看”是大众媒体时代的主要特征；那么，“全民演，人人看”似乎成为当下互联网直播时代的关键图景。“表演”由此构成了我们理解移动网络直播的重要维度。自2005年本土网络直播最早兴起之时，初代主播就尝试把酒吧、舞厅等秀场表演复刻至线上。即便2016年出现了移动网络直播APP的“千播大战”，但秀场模式依然没有改变，甚至还从单一的“唱跳表演”扩展到美妆、美食、旅游等细分领域。现阶段，伴随我国网红经济与网络消费的紧密结合，直播平台和电商平台无一例外地将带货主播视为“新宠”。带货主播的表演由此成为一种能够快速“变现”的数字劳动，即数字化表演劳动。本文基于对瑞丽姐告玉城淘宝直播基地的调研，指出直播场构成了带货主播数字化表演劳动的新型时空背景，并认为造富神话和游戏心态是主播“进场”从事这一劳动的主要驱动力。另外，数字化表演劳动可分为“养号”和组建团队的准备阶段，以及打造“人设”和激发观众另类体验的集中呈现阶段。由于数字化表演劳动的“变现”并不稳定，带货主播往往会在短期内离开直播场。不过，青年主播们普遍地将数字化表演劳动视为一种有利于拓展就业能力和就业机会的途径，这使得他们会随时重返直播，以此积极应对充满变数的未来。相较于发生在线下的表演劳动，数字化表演劳动不仅受到网络媒介和算法的影响，而且还在制造体验和自我再生产两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一方面，在时间同步、空间缺席的场景中，数字化表演劳动不仅为观众提供了一种区别于传统网购的现场感，更为其营造了日常生活中难以获取的快感与体验。另一方面，相异于线下表演劳动的主体对“角色扮演”的游戏化享受，带货主播不是为了“演活”某个既存的角色，而是要开发独异性的“人设”与自我品牌。而且，带货主播的游戏心态只短暂地存于数字化表演劳动的初期。之后，这一劳动会迅速丧失游戏感并转变成费心耗力的营销工作。值得一提的是，在打造“人设”的过程中，数字化表演劳动发挥了展演性(performativity)的功能，引导主播们更为充分地拥抱新型劳动价值和市场规则，以此建构出适应互联网经济的进取型自我(enterprisingself),从而完成“自我和职业的双重生产”［28]。事实上，在Web2.0时代早期，作为产消者(prosumer)的平台用户并未清楚地意识到自身数字劳动的经济价值，这些价值大都被平台公司隐蔽地摄取。但近年来，随着微商特别是“直播+消费”跃升为我国的财富新风口，一大批年轻人尝试通过数字化表演劳动将自己打造为带货网红，以争取深度参与产业链利润分配的机会［29]。面对这一新的社会事实，青年工作必须做出及时回应。一是，青年社会学理论要密切关注不断更新的劳动形式。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麦当劳化(McDonaldization)、星巴克化(Starbuckization)、迪士尼化(Disneyization)和优步化(Uberization)等趋势的涌现，不仅折射出国际商业模式的变革，更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社会雇工和劳动方式的变迁。对此，我们迫切需要回答：全球市场与本土社会的青年劳动形态将如何相互作用，以及这些作用会对青年社会化、社会心态和创业就业规划造成怎样深刻的影响。二是，基于青年创业需求和劳动环境的重构，青年社会工作要创新服务供给。现阶段，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是传统就业市场所期待的那种“听话的职员”(organizedman),而更多是依靠经营个人品牌的个体化劳动者［30]。是故，青年工作的重点是以“再组织化”的方式健全普法宣传教育机制，维护好新型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大力培育该群体的职业道德和伦理规范。另外，针对数字劳动强度高、压力大等特点，青年工作还要提供健康管理、心理咨询和创业指导等定制化服务。总之，在未来一段时间，新产业、新消费、新媒体、新场景之间的叠加形式会更加多元复杂，新的职业和劳动形态必将更为频繁地出现。在此背景下，我们必须创造精准服务各类青年数字劳动者的良好制度环境，才能促使其成为壮大数字产业的生力军和推进数字治理的新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