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新型国际关系视角下的“一带一路”建设

本文系贾康先生在西安西咸新区“2020一带一路创新招商峰会”上的演讲（2020，9.17）

谢谢主持人！尊敬的到会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好！很荣幸有机会来与各位做个交流，题目是谈谈我怎么认识新型国际关系视角下的"一带一路"建设。

首先，要谈一下怎么形成一个所谓“新型国际关系”的认知框架。首先的第一个层面，我觉得相关背景上要特别注意领导人现在给出的判断，我们已经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就全球而言的，就中国所处的整个国际局面而言的。前些年看起来风起云涌的全球化，现在却遇到逆流；在全世界被称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这个视角上，必须承认，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基辛格的非常简略的判断，是中美关系“回不到从前了”，他后面还跟着一个说法，“已经走到了冷战之峰的山脚下”。在这样一个局面之下，中国从自己的发展来看，我们追求的现代化是走到了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之后的全球总量老二地位上，但是现在我们正面对着接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谓“门槛效应”的历史性考验。要过这个门槛，全球的统计现象表明，前面70年左右的时间里，有一百多个经济体达到了按照世界银行可比口径所称的中等收入阶段，但其中绝大多数未能继续向上如愿成为高收入经济体。中国是在2010年人均国民收入达到四千美元，坐稳了中等收入经济体这把交椅。2019年，我们已经继续攀高到人均国民收入一万美元。但是再往前走，我们有没有可能经过五年、八年这样的一个中高速的、而且要有高质量发展特征的发展历程，而成为高收入经济体？现在正在面临考验：经济在2010年以后的增速是一降再降，现在已经落到了整数6这个关口。新冠疫情冲击之后，我们还得注意到，前面已经有的经济发展阶段调整叠加上贸易战这方面的挑战：现在贸易战早已经综合了科技战、外交战、人文交流对抗这样一些不利因素，以及有人在讨论是不是还会擦枪走火有局部热战、有没有可能在总体上滑入冷战？这是非常严峻和复杂的一个局面。我们的宏观经济运行在前面所称的经济阶段转换、贸易战及其升级，以及新冠疫情冲击之下，三重因素叠加，这个十年下行的过程到底怎么转变，我们还必须在这方面经受历史检验。

接着要强调第二层看法：在这个局面之下，我们对于时代主题的认识——“和平与发展”，也受到了挑战。但是我们要有这样一个种基本的分析，即决定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最主要的决定性因素没有改变。按照我们这些年研究的新供给经济学的认识框架来说，最简单的，人类社会的创新发展，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些创新成果，都是发生在供给侧。需求是永远在变化的，但是需求主体本身说不清楚什么样的产品和服务能够适应他们不断上升的诉求，只有由市场主体的生产经营提供出来的产品和服务形成现实的、不断创新的有效供给，才能不断形成供需之间在升级轨道上的循环互动，使整个人类的物质文明得到进步，进而使物质文明支撑的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整个文明形态继续往上走。

在这个创新过程中，供给侧的创新已经形成一个全球共享的产业链，共享经济在信息革命时代有日新月异的发展。美苏冷战结束之后，这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产业链，已经成为一个基本事实。同时，也是由于供给侧的创新，在二战之后非常清晰地形成了核威慑，而核威慑的平衡，就使一战、二战相隔20年、二战到现在70年左右之后的，成为极小概率事件。这样的一个基本认识，其实就是邓小平当年所说我们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的依据。他云淡风轻的一句话，其实是否定了从列宁主义时代到毛泽东时代我们过去所认定的“战争与革命时代”的时代判断，直接支持了党的基本路线是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扭住它一百年不动摇，把中国的现代化推进到伟大民族复兴。这样一种基本的国际局面即供给侧创新形成的全球产业链和制约全世界的核威慑，并没有在逆全球化面前被颠覆——我们仍然认为，已经看到的逆全球化的种种不良表现，不可能改变人类文明在全球化取向上的主潮流。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基本判断，它联系着、决定着我们能不能够很好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保持我们的战略耐心和战略定力。

客观地讲，要说到第三层：中国经济在这种局面下，我们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也没有改变。领导人和有关部门反复说的这句话并不是一句空话，我们客观上看，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走到什么地步了？我的基本看法，中国的工业化虽然在沿海某些高地，有工业化后期特征，但是在沿海不少洼地，广袤的中部、西部，总体来说就是中期，甚至有的地方还是初期。当下全中国工业化是从中期向中后期的演变为主这样一个发展水平，这也直接佐证了十九大所说的中国的国际地位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而且这样一个判断也有城镇化做佐证：中国真实的城镇化水平的数据，不能看那个常住人口60%出头儿，要看前面低得多的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只有44%出头儿。两个中和一下，充其量中国真实的城镇化率50%上下，按照国际经验还要走20个点的上升空间，才能完成城镇化的高速发展阶段并达到工业化后期状态。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同时就说明中国仍然是发展中经济体，但是它后面的空间还相当可观，我们的成长性和工业化、城镇化伴随在一起的成长潜力、韧性、回旋余地是客观存在的，它也必然要结合中国的市场化和国际化，合成一个中国经济成长性变成现实的现代化发展过程。

客观如此，我们主观的理性选择是什么？就是坚定不移地在不确定性面前把握住我们可以把握的确定性，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要以可选择、应选择好的现代化和平崛起战略和它的策略组合，来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改革开放大政方针，扭住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我们西咸新区也好，在西安也好，在西部也好，在整个中国也好，这是改革开放以后支撑着国民经济实现超常规发展的我们最基本的国策。在这个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之下，我们当下就应该重温在1989年之后邓小平所特别指出的，要冷静观察、沉着应对、善于守拙、韬光养晦、绝不当头、有所作为这样一个战略思路，有理有利有节地处理好“和平竞争”，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关系。这个和平竞争的概念，前一段时间已经由我们的外交领域里有影响的人士，在国际场合明确表述——我们承认国际上是有竞争关系的，但是总体来说这个竞争是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下的竞争，是可以共赢的。在中美关系上，要力求斗而不破，守住底线思维，绝不跟着美国的节奏走。我们总体是守势的，因为我们是老二，而且在很多地方我们被美国卡脖子，大家都关心的这两天所讨论的华为，就是很典型的被美国卡住脖子的案例。我们处于守势的过程中，同时又坚信时间是中国最好的朋友，我们绝不脱钩，是要走到让美方最后无可奈何地接受中国持续和平崛起。

2020年中国全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一定是正值，处理得好能到3%，甚至再高一点儿。美国一定是负值，至少要在负3%，甚至在负6%，还有的人看到负10%，前一段它曾一度是负32%以上。中国和美国之间这一年度的发展，至少是缩小6-9个百分点的差距，即我们继续缩小了和老大之间的距离。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一定要有战略耐心，争取斗而不破继续和平崛起。同时，在多边的博弈中，我们要反制美国。欧洲也好，日本也好，东南亚也好，拉丁美洲、非洲等等，还有澳洲，我们都要注意多交朋友，绝不四面出击，讲究外交的趋利避害和按广泛的求同存异来寻求共同发展。在中国继续提升硬实力同时，还要注重培育人类文明有共性基础的“软实力”，就是文明的感召力——我们有如此深厚的在西安、西部、中原和整个中国古代灿烂文化的积淀，还要与时俱进，把人类共存的、大家都听得懂的语言传到全世界，这是我们的软实力——孔夫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全球到处讲，都能引起人类共鸣。同时，我们还要高水平地处理国际关系，要有所谓巧实力，就是借力打力和借力加力。

第二个主题，简单勾画地谈一下我怎么认识“一带一路”国家倡议下的投融资和产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这个“一带一路”是在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中，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重要的战略组成部分。

历史的风云之中，我们往前追溯，在鸦片战争之后，当时中国的栋梁之才，像李鸿章和左宗棠，都是赫赫有名的当时为国家起支撑作用的人物，他们之间有海防、塞防之争：因为实在是顾不过来，李鸿章主张就主要控海防，而左宗棠认为不能放弃西部的塞防。那时就是被列强压着打。当然，左宗棠在西部是立了非常重要的历史功绩的。但是走到现在，终于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在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开始“走出去”，从商品输出到劳务输出到技术输出，再到资本输出，现在我们一带一路向西走的“五通”，就是要有政策沟通，设施连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要从发展经贸和互惠互利这个所有现代社会都能感受到的可接受性入手，逐步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在实际生活中，首先是做生意。从中国开出去的向欧洲方面的列车，能够货畅其流，促使中国和“一带一路”沿岸沿线所有的经济体跟着地尽其用，人尽其才，实现多赢。这也就是使中国更好地融入全球，推行自己的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现代化战略，造福于“一带一路”沿线相关的经济体和世界各国人民。

这个“一带一路”大致的网络状态看得出来，最主要的中线上，西安是非常重要的枢纽和节点，历史上它就是人们所称的丝绸之路的代表性枢纽。在当代，我们在推行“一带一路”倡议的贯彻落实中，西安当然要争取立头功。推进过程中，我觉得首先从经济的视角来说，支持前面的“五通”要有投融资、产融结合和产业发展、新经济成长这方面的战略考虑。这方面确实是引领新局面的机遇和挑战并存。入手首先还是投资，这是增长的首发环节，而投资一定要加上融资，像我们西咸新区，仅是政府筹集资金作投入还远远不够，需要从方方面面去融资，合成我们大手笔的整个资金运用规模。所以，要领会邓小平所说“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怎么样使这个核心充分发挥作用而不变成空心化，控制风险。“一带一路”建设发展的起点作为投融资，涉及各类相关的基础设施，包括现在明确概念的新基建和传统基建，产业园区和产业新城、物流中心、宜居城镇、所有的城乡设施、公用事业，一样不能少。这里面相关的支持机制，我们要提到亚投行、丝路基金，还有金砖银行，以及已经存在多年的亚行、世行等与开发有关的金融机构，都有可能相互呼应地来支持这个“一带一路”建设。美国的所谓坚定盟友，像英国、意大利、法国，在前面两年已经看到了明显开始分化，一些国家的不合作态度也已经软化，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贸易战发生之后，又呈现为错综复杂的局面。比如比较早的时候，英国作为美国的坚定盟友，却首先表态加入亚投行，而最近一段时间，在美国施压之下，它更多是跟着美国的态度走。但是风云变化中，这方面并不是说英国跟美国就一定铁心走到底。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初西方国家首先跟中国建立关系的，不要忘记英国——当然，只是代办级，但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后来60年代那个时候，法国突破性地和中国建交，这些都对我们有历史启示。以后“一带一路”的发展这方面，我们还要继续注意多交朋友，化解一些国家的不合作态度，争取把更多的有利因素推到建设中间。

沿线沿路各个相关经济体，我们要进一步发掘投融资和开创新经济的潜力。相关的产业集群、增长极区域必须创新实施的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是政府“四两拨千斤”，少花钱，甚至有些直观看不花钱，就能把事情办成，而且办成大手笔，如连片开发——以政府之外的社会资本、企业它们主导按政府批准的规划来做。北方，有固安新区的样板，南边，有新近几年已经做得非常引人瞩目的汕头特区里168平方公里海湾新区的连片开发，都是政府基本不出钱，只是形成好的规划，企业牵头，就把那个改天换地一般大手笔的连片开发、综合开发做起来了。这些事情紧密结合民生的改进，以后走到境外，是同样的道理。在这个投融资和产业发展的融合及配套支持方面，当然要特别注重科技创新，新经济要起重要的引领升级作用。我深信，现在我们西咸新区，以及西安，还有西部，未来增长极的打造过程中，大家一定会注意，数字经济和支持数字经济继续升级发展的新基建，是龙头因素，但它会和老基建、传统基建相互配合，相得益彰。

相关的挑战也是十分明显的。美国作为头号强国它推行单边主义，孤立主义，霸凌主义，给我们极限施压，还逼着其他国家选边站。这些情况在恶化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在这个严峻的局面之下，我们有必要对“一带一路”相关的主客观因素深化认识，首先抓住最主要的大国关系，采取冷静、理智、有远见的对策。我前面已经讲到，中美关系要注意有理有利有节，中央现在已经提出“持久战”，首先对美国方面，我们要立足做持久战，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的过程中，我们要和美国各个方面继续发展关系。它的工商界不用说，它的军事方面，看起来剑拔弩张，但仍然有交流的渠道——美国的国防部长他表态今年要访问中国。我们的这种沟通机制要继续保持，绝不脱钩。在捍卫底线的同时，要争取斗而不破，美国的一些紧密追随者，我们跟他们有斗争，也有交流，要努力缓解矛盾，化解不利因素。美国的一般盟友，我们要更多注意力求增进交流，降低矛盾摩擦的系数，更努力地发展经贸、投资和人文交流。这些会在种种方面形成对美国的反制。

美国现在跟中国不惜“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但很多其他的经济体现在可是得到了发展的机会，很多贸易方面出现的空当迅速地被欧洲，被日本，被其他经济体填补进去了。中国最近一段时间，外贸的指标比预期要好得多。我们和其他中小国家的关系，要积极按照“一带一路”倡议的规划，处好关系，加快发展。首先是，和这些穷朋友，我们注意到合作是大有可为的。当然跟着，也要注意一些复杂的关系，这些国家一般政局的稳定性差，法律的完善程度比较低，怎么处理这里面非常复杂的关系，我们还得学习，还得摸索。但这一定是个大方面。遇到敌意打击的时候，要保持理性的冷静和必要的适当宽容态度，努力求同存异，引导和平发展因素更加形成合力，而避免直接挑战美国的头号地位，防止走极端。当下这个时候我们要心里有数：美国现在对我们极限施压，跟它的大选季相关，他动一下你回应一下他最高兴，你只要回应一下，他在国内民调就得分，它的朝野都空前一致认作这就做对了，但是有些东西我们根本不理它，让它一拳打到棉花上，它反而就没有什么原来意想中间的那种得分效应。

中华民族最根本的利益之所在，是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完成现代化和平崛起的伟大民族复兴。“一带一路”的建设是我们和外部世界共赢的重要的发展框架，和所有这些外部世界的关系，都会和“一带一路”的推进发生交集。现在看起来一带一路跟美国还隔着一段儿，实际上已经息息相关。我们要牢牢把握共赢的人类文明哲理，深刻认识人类社会供给侧创新形成的这种共赢的主客观条件。前面强调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是一句空话，我们在种种不确定性中要牢牢把握好我们有所作为的确定性。我再重复一句：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化改革在深水区攻坚克难，坚定不移地扩大全面开放，以开放来催化和倒逼我们啃硬骨头的改革。我们一定要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做好“一带一路”的合作开发，既要做好应对最严峻挑战和最困难局面的准备，也要尽一切努力，千方百计争取最好的和平发展的结果。

对西部我简单说几句。我觉得西部发展新经济、新基建仍然有后发优势。如果看看别的地方，关于重庆，黄奇帆同志特别强调数字经济它有跨域的超梯度特征，没有必要等待一波一波传到西部，要先下手为强。贵州是在几年之内打造了他们的数据中心，我手机上缴费的收据，是“云上贵州”开出来的。我们在西部来看西安，当然是“一带一路”机遇的潜在受益者和重要节点，这是我们的相对优势。机遇所伴随的挑战，可以概括为如何形成“守正出奇”的供给侧改革与发展的高水平定制化解决方案，并且高效贯彻实施。我愿特别强调，这些年中央已经强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等的主线，它内在的含义，就是地方、企业、企业集团，并不是简单地跟着过去所说的中央反周期需求管理调控，就能够发展起来。你现在必须在供给侧形成自己的辖区、行业、企业集团、市场主体尽可能高水平的定制化解决方案，这是没有人能代你做的，但是可以吸引外脑、广泛吸收外部的智力支持。一定要设计好自己的通盘发展战略。在西安，我们也看到绿地集团建设项目的发展，它的战略实践证明，在这些年它带有超常规发展特征，手上的定制化解决方案能够适应现实发展的需要，而且有超常规的动能释放。我们也有一个在这方面的所做的努力，就是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为甘肃做了一份超长期视野的课题报告，已经正式出版。这本书虽然不能够形成一部关于甘肃全方面发展的百科全书，也不可能为甘肃的发展提供囊括操作细节的施工蓝图，但是我们力求以尽可能高水平的战略思维，为这样一个西部比较典型的省份，提供尽可能高水平的战略思维，来看到直到2049这样的几十年时间段里，怎么在大方向、大思路、基本要领上推进当地辖区的现代化进程。我们在战略性大思路、主要创新点这方面力求形成条理化、系统化的组合认识。我们也深信，这样一些课题研究，也会为西部的发展、为“一带一路”的发展，提供一些智力支持。

这些看法汇报出来，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后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