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煮茶：王笛笔下的成都茶馆图
老舍先生曾说：“茶馆是三教九流会面之处，可以容纳各式人物。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于是在其作品《茶馆》中，就有了七十多个人的经历和命运，这些人汇成一个总的故事就淋漓尽致的展现了北京城半个世纪的社会变迁。而王笛老师也洞察到了成都茶馆所具有的独特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他将茶馆看作一个公共聚集的空间，29世纪初的茶馆较少受到政府的影响，于是，茶馆老板、劳工、小贩、艺人等就共同创造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茶馆文化，并且这个小小的空间也成为了一个广阔而复杂的社会舞台，深深地浸透着当地的文化特质。
文章的开头，一个冬日的早上，茶馆门上的木板挨个拿下，于是各式各样的人慢条不稳的进入茶馆，在一口热茶后，一幅茶馆生活图就徐徐开启，这也瞬间打开了街面上的热闹了。那时的成都还是一个闭塞的地方，没有警察，没有市政府，基本上由不领工资的地方精英管理，于是人们似乎除了生计，就只剩下茶馆里的闲聊，甚至在竹椅上打个瞌睡也是一件惬意的事。
《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述：“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丹、漆、茶、蜜……皆纳贡之。”周武王伐纣是在公元前 1066年，这就是说早在3000多年前，巴蜀一带就已经以茶作为贡品了。秦汉年间的四川对茶叶的栽种已非常广泛成熟。据秦汉时代的《神农本草经》记载：益州(四川的古称)川谷山陵道旁皆为茶树，一只，两尺，甚有两人合抱者。公元前59年，寓居成都的王褒就在《僮约》中有“烹茶尽具……武阳买茶”的记载，这是世界上最早最明确的饮茶记载。在成都，从前的府河、南河水甘甜清澈，用来泡茶也最为适宜。好的老成都井水甘甜、无毒，文君井、诸葛井、薛涛井、双眼井等诸多水井，更是人们每日汲水泡茶的首选，茶叶在杯中受到一股股清泉的冲击，茶叶浮浮沉沉，茶色由淡而浓，就像一部部厚重的史书，反复向人们述说着成都平原昨天的故事。
红墙青瓦，竹林相映，没有问道青城，不用参禅品茗，台上的人卖力演出，台下的人随意欣赏，台上看着台下，台下望着台上，谁都是主角，谁都又是观众。著名历史学家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的开篇，就在这样娓娓道来中，给大家徐徐展开了一幅成都茶馆最日常最普通的一幕。
这本书以成都的茶馆作为研究对象，强调叙事和微观研究，倾向于通过考察底层文化，作者将茶馆作为一个近现代社会的基层的典型的公共空间，一方面总结出茶馆在构建城市文化方面的作用；一方面，试图通过挖掘产生于茶馆中的各种事件，来揭示其复杂的社会和权力关系。对于成都茶馆的研究，王笛主要从三个方面进入。分别为茶馆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地位，茶馆作为小商业的经营状况和茶馆在公共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晚清民国时期，茶馆是普通老百姓最常见的活动场所，男士在这里吃早茶，洗脸，甚至买了菜在茶馆里清理好，等家中人来取。做生意的小贩，也把茶馆既当做歇脚的地方，也当做买卖的地方。做完一天苦力的人，也到茶馆清洗一身尘土，躺下片刻，便径直回家睡觉等待第二天的上工。而最初的茶馆是不允许妇女进入的，充其量可以到茶馆买壶开水，或让其帮忙炖肉熬药这就是早期的茶馆，为人们提供了基本的活动场所而已，与外界也只是一个闭塞的公共空间。
20世纪初，随着抗战的爆发，长江一带难民涌入成都这个封闭的小城，于是妇女和女艺人开始进入了这个本属于男人的公共区域，这也揭开了其为公共空间中性别平等而斗争的序幕。抗战时期，茶馆劳工的雇佣发生了重大变化，妇女向男人独霸的行业发出挑战，把新的职场文化带进了茶馆。茶博士所承担的情感劳动，似乎女性更为得心应手。因此妇女进入茶房当女招待，在成都代表着一个重大进步，既是雇佣形式的变化，也为茶馆生活和文化加入了新元素。也改变了妇女的公共角色和性别关系。不过在承担情感劳动的同时，女招待也受到社会，政府，男性同行的歧视。
以前很多茶馆由于兼带评书、戏曲等表演性服务以及掏耳朵、修脚、理发等服务项目，成为了人们日常休闲娱乐的最佳场所。在成都，最早的戏院就是从茶馆中衍生的，一些流动的戏班子、杂耍、民间艺人木偶班子，刚开始也是流动班子，在各种临时搭建的台子上表演，渐渐的他们与茶馆合作，表演一些固定的演出。而茶馆也竭力留住好班子，以保持稳定的观众。有些茶园更是改名为了具有特色的戏园，以至于看戏比喝茶更为重要。于是就有了最早的茶馆文化的产生。而伴随着西方文化的冲击，从电灯的引进，到提供西方的保龄球和台球，在喝茶的同时又有了娱乐消遣。少城公园的浓荫茶社则以富有异国情调的东南亚风格遮阳伞来吸引顾客，而该公园的绿天茶社向顾客提供报刊和从京沪买来的书籍，还用留声机播放“精美”的音乐和歌曲。由此，成都的茶馆也渐渐开始了区别与分化，而位置偏僻的茶馆还是提供普通大众常见的评书和清音。并且在受西方文化和现代化启蒙后，成都茶馆第一次出现了蒸馏水泡茶的招牌。甚至具有私密性的包房出现。这些一方面是传统文化受到现代化的冲击，一方面也是个体意识被启迪。最后作者还考察到了茶具的一些物质文化的变迁，如，温瓶出茶道亡。
精英文化也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文中也写到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紧张的关系，在精英眼中，饮茶这一习惯很自然地与懒散、不务正业联系到一起。于是，成都人坐茶馆的历史习俗不断遭受批判。值得一提的是，受西方自由思潮影响的文化精英们，也无法接受妇女进入茶馆这个现象。而改良精英和政府官员也认为地方戏可以用来开民智，推进“文明”，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并且通过法令来影响戏园上演的戏目，以灌输正统思想。而辛亥革命后，社会改良者也编写新戏，政治戏逐渐流行，如1912年根据美国名著《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的川剧在悦来茶园上演，改良精英试图用美国黑人的经历来阐明“适者生存”的道理。除此之外，改良者也创作涉及社会问题的新剧。1920年代初，一些地方知识分子支持在悦来茶园演话剧。因此，戏剧改良成为政府、精英及其他社会集团政治议程的一部分。茶馆和戏园由此与启蒙和国家政治联系在了一起。而二十世纪前半叶，是一个内忧外患的时代，而政府对茶馆的管理也出现了各种要求，从上演教化戏目到卫生管理，不但要求茶馆在战乱和社会建设中承担着各种募捐活动还将其作为政治宣传的场所。面对政府的控制和精英们的抨击，茶馆作为一个基层空间，也在做出对外来变化的抵制，从公会的成立到上演现代性和符合新文化要求的戏目，甚至不断的迁址到城外，这些都是茶馆面对社会冲击的一种艰难自卫的方式。这些无声的非暴烈的抵制，在潜移默化中对抗者国家权力的侵入，对基层公共空间的维持也有极大的功效。
王笛通过对成都市档案馆藏大量茶业档案的梳理，不但研究了茶馆对成都社会，经济，权力关系的影响，还对一些细节进行了深描，作者也刻画出了茶馆中形形色色的人，和其复杂的人际关系。如堂倌是怎样的察言观色，来判断最后该收谁的请客钱。而给他人付茶钱，又像送礼物一样，是一种社会网络，一种人情债。并且作者还考察了茶馆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具有的各种功能，如战乱时代，人们可以通过茶馆开门的早晚来判断社会动荡的程度。在这些大量的史实连缀中，他给读者复原出了一幅晚清民国时成都茶馆的全方位景象。
作者最后说，现代化的侵蚀会让这些老茶馆渐渐消失，但是我们却看到随着时代的变迁。茶生活又回到成都人的日常中，不过相比作者书中的变化，历经65年后，成都茶馆更是日新月异，光怪陆离的装饰着这个休闲的城市。茶馆与咖啡馆相结合受到喜欢文艺小资气氛的年青一代的追捧。随着现代人们生活方式的多样化，茶馆的功能却是被削减，而茶馆文化更是被时代遗弃，取而代之的是成都的文艺。
一条旧巷，两旁都是平整的青灰砖外墙，每户看上去都是大院，有露出墙头的细雕的砖瓦，颇有旧时光的气息。齐齐整整的大树，整条街道绿树成荫，安静平和。而许许多多的文艺茶馆就掩映于此中，如果你有空进去消磨一个时光，你会看到里面摆放的装潢性的书籍已不足以让你惊艳，而最好的相遇，是茶馆的老板还是一个游历多国，有故事的人。不禁想到，前几年还被一个朋友邀约去一家台湾老板开的小茶馆，听着她们对国父孙中山的认可，依稀记得当时茶馆里的空气都变得很高大上的样子。不过无论怎样，如作者所看到的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四分之一的市民去茶馆里泡着。这也真是可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