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薪5000，目标是拯救人类
严重的健康危机，将一批医学科研工作者推到了风口浪尖。事实上，每一项技术突破，都经历了漫长而冷寂的蛰伏期。
选择基础医学研究，就意味着与清贫相伴。巨额资金被用于购买实验设备，而研究者本人的补贴往往仅供温饱。一群年轻的科学家，在科研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中艰难跋涉，等待未来的曙光。
林成 27岁 泌尿外科博士
母亲患癌，我几乎没帮上忙
今年国庆假期，我参加了三场婚礼。份子钱不多，还是花了近三千元，超过了每个月的生活费。在婚礼现场，坐在我旁边的是一群初中同学，几乎所有人都已经买房、结婚、生子，所有人都在谈论育儿话题，除了我。
和同龄人相比，我的生活无疑是拮据的，但只要不是在婚礼这种场合，似乎也能忍受。因为我知道，在我的背后，付出更多的是我的家人。
确定自己要读医学研究型博士的时候，我母亲已经患结肠癌（当时确诊为III期）四年。她和我父亲分居多年，独自做完了手术，医药费花了十万。学医八年，我拿不出生活费以外的钱，幸好有朋友们帮衬，我们才能顺利支付账单。
我突然发现，在学校里，我学习治病救人；在面对疾病的时候，我只是一个远在千里，又无能为力的家属。
她已经做完十二次化疗，头发稀疏，经常在电话里哭。但我一直待在学校，通常只在过年时回家。2017年年中，我赶回家，看到一向注重保养的她，脸色变得特别差。我那时还在读研，除了每年1600元贫困生补助之外，没有任何正式收入。想来想去，我只能买给她一顶假发。
确诊之前，母亲是一位做小吃的流动摊贩，我是家里的独生子。决定学医时，父亲是反对的，他觉得学医要读八年，投入与回报不成正比。但是母亲十分尊重我的选择。为了维持稳定的收入，她时常更换工作，肚子疼也不愿意上医院。等到疼痛实在难以忍受时，她才去检查，结果是结肠癌晚期。
我本来打算研究生毕业就回家工作，拿到固定收入，每天照顾她。但在那年，我先是错过了学校所在省份的医院统招，后是没能赶上家乡医院的统考。最后，传来了我博士考试成绩不错的消息。
我的博士课题是前列腺良性增生研究。我对生物医学领域探索的热情，是从高中生物课上开始的，没想到自己已为这份好奇心学医九年。父亲知道我读博以后，经常和他的同事讲，我是林家祖上第一个博士。
我经常和母亲讲，我在实验室过得还不错。事实上，读博的补助只有每个月2300元。为了不和家里要钱，我不得不用休息时间做兼职。我也没有告诉她，科研本身并不是那么舒服。博一刚开学，我的导师正在忙着另一个学术项目，我每天在实验室里束手无策。晚饭不定时已经成了日常，我也常常为实验浪费的材料压力倍增。
图 | 林成在实验室的工作台
但我还是想完成课题，梦想着自己顺利毕业的那一天。今年10月底，在实验室正常忙碌的上班时间，我正好接到母亲的电话。她的手术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复诊结果是：病灶无明显复发，血常规生化良好。我马上读出意味——她恢复得非常好。
我坐在实验室里，松了一口气。四下望望，医学研究突然在我眼中呈现出全新的样子。我感受到强烈的意义和使命。那之后，我在实验中不断推进论证，不断分析临床样本，最后发现，原来真的存在某种从未被发现的现象。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飞起来了，和师弟一起用打折券去呷哺呷哺吃了一次火锅来庆祝试验进展。那是我读博期间最奢侈的事。
图 | 林成和师弟庆祝实验进展的火锅局
王力 30岁 心脏疾病研究博士后
结婚后，月薪五千仅够温饱
今年夏天，因为没出生的白色大鼠，我陷入学医12年来最大的焦虑。
疫情期间，为了方便管理，我的同事把用于实验的白色大鼠杀了大半，只留下几只用于配种。七月，为了继续自己的实验，我开始帮他们配种。唯一的一只纯种雌性大鼠迟迟未生育，我转变方法，让实验室里的大鼠与野生大鼠配种，通过两代生育呼唤纯种大鼠的降生。它出现时，我已经等了近五个月。
图 | 王力实验室里的白色大鼠
六月底，我博士毕业答辩完毕，美国一所医学院给我发了博士后的offer。但为了让去年九月份已启动的项目有进展，我还是留在此前的实验室做博士后，每个月拿五千块。
秋招开始后，我的医学研究梦想曾经动摇过。我跑了几次宣讲会，动过考公务员或者到中小学教书的念头。但人生下一步如何推进，未来是否要定居大城市，我不敢多想。这是因为，每月扣除房租后，我只剩下2400元支配。在首都北京，这点钱微不足道，买房买车遥不可及。妻子从未抱怨过我的收入，只是劝我：如果太累了，就换个领域平平淡淡过日子。
等待大鼠出生的几个月里，我发现社会环境留给我的空间越来越小，自己必须做出是否继续科研道路的决定。我开始焦躁而郁闷，这更影响了实验操作的准确性。研究需要精准的理性，这样的感性状态只会带来麻烦。我的导师认为我不够专业，几次敲打我，我们的关系也变得紧张。
我想起五年前自己刚开始读博时，也曾踌躇满志。我听说过对我们这一行的“三个十”概括：做出一项重大突破，需要投入十亿资金，使用十万种化合物，做十年实验。我设想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但没过多久，就在实验上犯了难。到博士三年级，周期考核与开题报告成为新的挑战，我必须拿出实打实的数据，而非像以前那样纸上谈兵。我凭着毅力扛了下来，在六年博士期限之前，和别人共同署名在核心期刊发表两篇论文，顺利毕业。
科研依然是我唯一想做的事。我对自己剩下的最大期望是发表一篇以自己为第一作者的论文。
十一月上旬，纯种大鼠出生了。我请它帮我做了一个关于阳性药物的对照实验。这场实验本来用于排除可能性，但在分析数据时，我意外发现，所用的阳性药物竟对生物的物理特性产生了影响。我想查找文献来佐证，却发现这一现象从未被记录过。
图 | 王力在探测心脏细胞
虽然不敢保证这一现象背后是否蕴藏重大发现，但这是我们课题组近期第一项进展。开组会时，整个师门都感到振奋。随后，我坐在实验室里，触碰到久违的热情，那些焦虑也失去了重量。
王海强 31岁 胶质瘤方向博士后
“烧了”四十万经费，每天挤3小时地铁公交
第四次做单细胞建库测序实验时，我背负着四十万科研经费打水漂的风险。
这项服务于我的博士研究课题的实验，属于生命科学研究领域的前沿方向。此前，我自责地发现，自己已经失败三次，“烧了”三十万。
第一次实验在2017年4月份，那是我学医的第十年。为了建立一套单细胞测序系统，我所在的实验室从零开始买进仪器，从美国引进一项专利技术，支付了不菲的专利费。这是我听说过的最昂贵的实验。
但这些只是实验的前提。比资金更沉重的是，我和同学必须靠自己摸索细胞上机数目与细胞活性的相关技术。一次实验耗时两天，若想收到理想的效果，每一个细节都必须达到标准，整体的操作步骤也必须得到优化。即便如此，在正式操作中，未知的挫败依然会来临。
这意味着，我必须再次寻找往前走的可能。我安慰自己，在生命科学前沿领域，这是最常见的剧情。
第一次实验失败后，那年冬天，我发起第二次冲锋。新的问题出现了，由于细胞活性太低，我还是没能走到最后。导师平时脾气很好，这一次他没忍住，骂了我一顿。
2018年年初，我鼓足勇气做第三次实验。故障重现，此前的辛苦付出又一次付诸东流。
图 | 日常实验中的王海强
身边的同学都练就了发泄压力的身手。我曾看到有人专门找地方大吼大叫，有人脾气愈发暴躁、突然发火。我和两位室友商量好，一起用相对健康的方式消化压力——出校门吃饭。
对我而言，除了春节，所有的节日都属于实验室。中秋节、端午节、冬至日……当天实验完成后，我们找尽了所有能被称为“节日”的日子，吃上一顿饺子或者火锅。
这花去了我每月博士补助的一大半。每月，我收到五千多元补助，在中国的基础医学研究领域，这个数额是最高的。这也是我艰辛备考，考取本所实验室博士的重要原因。从研究生起，我没和家里要过钱，也没讲过我在做什么，家人一直觉得我过得很潇洒。
放松是短暂的，为了保证实验效率，我将吃饭以外所有的时间都花了在实验室里。
我清晰地记得在北京读博士的日常路径。每天早上六点半，从北京青年路出发，转两次地铁到西单，再坐公交车到达郊区，八点到达实验室。此时，我已完成在地铁上开始的案头工作。晚上十点赶晚班地铁，回到朝阳区。有时，赶上细胞培养的特殊节点，我会把四张凳子拼起来，铺上单人被，睡在实验室。
为了劳逸结合，我通常在周六日睡懒觉到早上十点，晚些开启实验。
2018年五一劳动节前，我和同学第四次做耗费十万的实验。我们把细胞的活性鉴定率提升至90%以上，增加细胞的数目，终于成功。那之后不久，我发现自己胖了二十斤。
图 | 胖了二十斤后的王海强
实验的成功把我的论文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在论文尚未发表之时，2019年六月，学校规定的博士三年期限已经到了。我握着一张博士毕业证书，无处可去。
我下定决心，不管等多久，也要继续做补充实验，熬到论文发表的那一天。我继续在实验室工作了一年。这一年，学校已经停发博士补助，导师为了支持我，私下支援我生活所需费用，让我按时交付房租，不至流落街头。
遇到困难时，我会想起自己年少时的生活。我家在重庆的农村，每天走几公里上学并不稀奇。
我似乎始终得着老师的“偏爱”。读大三时，一位教授带我到另一所学校做研癌肝究项目，手把手教我做实验。那是我第一次正式接触基础医学研究。
博士毕业前夕，导师曾想说服我给医院里的一位书记做助理，这份工作能够解决北京户口和事业编制，薪资可观。但我只想在实验室工作，更想继续深造，婉拒了他的好意。
今年年初，我拿到一所美国医学院的博士后offer，但由于疫情，无法前去就读。辗转之中，我决定离开北京，到杭州西湖大学做博士后。
4月初，我终于收到邮件：论文已发表于 杂志上，影响因子分值为12分，约为国内博士生论文平均分值的4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