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各朝代的神童选拔,堪比现在中科大的少年班

1974年5月,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学家李政道曾向国家领导人提出过办少年班的设想。从1978年3月开始,中国科大创建了少年班,专门招收未完成常规中学教育,但成绩优异的青少年接受大学教育。这个少年班在当时社会上影响极大,宁铂、谢彦波等人名声大噪。后来虽然在社会上毁誉皆有,但以试验性质一直持续到今天。

其实,像我们中国这样一个崇尚文化的古国,历史上对神童的发掘、培养非常重视。不仅曾经涌现出十二为丞相的甘罗、被寄予厚望的曹冲、最终成才的王安石等等。在历朝历代,还举办了童子科的考试,为选拔这些神童提供了条件。

童子科的选拔始于汉朝,当时没有科举考试,还是以基于察举制的基础上的。所谓察举制,就是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除了考核选拔成年人外,还专门设置了童子科选拔才能优异的幼儿。

汉初的萧何就曾经设想,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能得为吏”,成绩优异者甚至可以当御史、尚书,后来以法令形式规定幼童年龄在十二到十六之间,能“博通经典”的入科。

汉代的童子科不是摆设,相继有多位名人被选举考核。左雄当年就举荐过汝南的谢廉、河南的赵建章为童子郎。在那个时候,进入童子科,成为童子郎,不仅意味着前途似锦,还代表着名满天下。这些童子郎被称为“神童”、“奇童”、“圣童”。

从汉朝到唐代这段时间,中国战乱时间多,安定时间短,大多数政权等不及培养人才,而是抱着来之能战的心理,求取大部分“即插即用”型人才。所以在这个时间段,神童往往只在民间,不过就是等到成人,能继续出类拔萃的,才能入仕。这时候史料可查的童子科,只有梁朝有零星记载。

到了唐代,继承了隋朝开创的科举制度,又继承了汉代的童子科。唐朝的童子科,对年龄要求非常严格,早期规定必须在十岁以下,后来稍微放宽,也规定在十二岁以下。对于考试的内容,则要求能背诵《孝经》、《论语》中的十篇,并且还要书写。

这时候的童子科最大的弊端就是有人谎报年龄,因此唐朝政府并不把它作为常设的考试项目,而是时停时开。后来发现关闭并不是解决的办法,便规定更为严格的举报和惩处制度。说实话,当时的童子试的人才并不多,或年龄渐高,或精神非俊,或道字颇多讹舛,或念书不合格。

宋代是更为注重文化的朝代,初期,童子试也是几复几罢,但后来经过革新,制度更为完善。宋代的童子试与前代相比,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遇到有特别优异的神童,皇帝将亲自接见。比如杨亿,七岁就闻名乡里,朝廷先让江南转运使、状元郎张去华去他家里测试,判定无误后送往京师。

在开封,太宗亲自接见问答,杨亿镇定自如,应答如流。太宗非常赞赏,当即就授予秘书省正字,时年才十二岁。杨亿后来还被赐进士出身,成为著名文学家。更为著名的是晏殊,真宗赞赏他的人品和才学,多次接见和赏赐。另外史书中还记载神宗亲试朱天申, 宋高宗亲试朱虎臣。

可见宋朝对于神童那是相当重视,也诞生了杨亿、宋授、晏殊、李淑等等神童宰相。在南宋的同时,金国在选拔神童时,还提出了先不任官,经过学习、历练后才授予官职的策略,从而避免了拔苗助长的现象。

明朝的童子科几乎照搬了宋朝的,只不过他们还更注重对神童的教育,实行“课业廪给之制”。对于举荐的幼童,奉旨送到书院读书,国家包出学费和生活费。等到这些幼童有所成绩,优先授予官职,愿意参加科举考试的,也大力支持。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史书记载“卓然为当世名臣者,盖不乏人”。

当然,不管是古代的童子试,还是现在的少年班,这只是人才培养的一个辅助手段。在国与国之间全民素质竞争的时代,期望培养一两个天才就能国富民强是不现实的。在办好少年班的、创造神童成才环境的同时,更需要的是想法设法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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