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牛津大学东方学系教授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本文整理自沈艾娣教授新著《传教士的诅咒——一个华北村庄的全球史》（以下简称《传教士》）的新书分享会2021年香港书展“中大主场”系列讲座第三场，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编辑余敏聪主持。沈艾娣教授博士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现为英国学术院院士、英国牛津大学东方学系教授、英国牛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何鸿燊中国史研究员、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等。主要研究领域有微观史、口译社会史、近代中欧交流史、二十世纪儒家思想、天主教等。主要著作有《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传教士的诅咒——一个华北村庄的全球史》《创造共和国民——中国的仪式和符号（1911-1929）》（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 1911-1929）等，在英文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多篇，并即将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新著The Perils of Interpreting: The Extraordinary Lives of Two Translators between Qing China and the British Empire（《翻译的危险：清朝与大英帝国两位翻译家的非凡人生》）。
▲首批中国籍主教（从左至右：海门主教朱开敏、台州主教胡若山、汾阳主教陈国砥、宣化主教赵怀义、蒲圻主教成和德、安国主教孙德桢）讲座之后，沈艾娣教授回答了读者的线上提问。提问：您在《梦醒子》中关注刘大鹏，在《传教士的诅咒》中关注洞儿沟村，您的研究与山西结下了不解之缘，请问您为何如此关注山西，它在近代中国是否有某种代表性？沈艾娣：“代表性”这个词在微观史研究中没有意义，社会学研究中也不能说一个个体具有什么代表性。山西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我来到山西后对当地的历史、人文产生了兴趣，当地人的热情也进一步增进了这种兴趣。我刚写完的书也有一些篇幅涉及山西，这纯粹是个人兴趣使然，而非由于山西有什么代表性。提问：请问您以后是否会换一个省份研究，比如对比一下南方与北方的乡村有何不同？沈艾娣：我刚刚写完了一本关于马嘎尔尼（George Macartney）、小斯当东（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和早期中英关系的书。这本书的一部分关于中籍教士李自标，他曾在山西长治工作，所以书从长治开始讲述。而后面部分小斯当东的很多故事与广州有关。不过这本书与翻译有关，不完全是一本“地方史”。关于翻译的这本书我原本打算作为《传教士的诅咒》中的一章，但是发现相关人物没有去过洞儿沟村，所以另写了一本书。我现在计划开始写一本全国性的现代社会史，可能不会做两个省的比较研究。不过以后有机会的话，我可能也会写一部山西通史。提问：当时耶稣会用了很多精力适应儒家社会，请问耶稣会又是如何与地方的佛、道教势力相处的？沈艾娣：我不是耶稣会研究的专家。一方面，我不会葡萄牙语，而很大部分的耶稣会档案用葡萄牙文书写；另一方面，《传教士的诅咒》一书关于洞儿沟，而非晋南，这里不是耶稣会的活动范围，我难以接触其史料。耶稣会主要在山西南部的绛州附近传教，其中就有著名的耶稣会士高一志（Alfonso Vagnoni），他与当地两大家族关系很好。我书中的传教士都来自方济各会，他们与耶稣会的态度不同，早期没有实行融合的政策。提问：所谓“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不相容”是否更多源于在不同历史交汇处、用不同方式构建的国家和全球意识形态和政治，而非文化差异？沈艾娣：我并不认为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文化有特别的互不相容之处。我认为基督教和中国文化都很博大精深，其中都有丰富而不同的内涵，它们完全有可能在文化上相安无事。当然，这不是说不同时期的政治分歧不会有各类纷争和困难，这些随时间变化。在清代，不祭拜祖先牌位会带来很严重的问题，而如今在中国普通的中国人并不会这样做，但却有天主教徒还如此。所以，19世纪和现在让一个人成为中国人的政治背景是不同的，基督教的内容也极其多样化。它们在文化上有很大的延续性，但也有巨大的流变。在我写这本书时，我常常被问：“这本书里的耶稣和《圣经》在哪里？”，我说，在19世纪的天主教中耶稣和《圣经》不是什么大问题。18世纪意大利的天主教与20世纪美国的天主教都很不同，更不必说它与20世纪末美国的新教了。中国文化与基督教这两方面都不能评价，它们都太多样了。提问：我很欣赏中译本《传教士的诅咒》中对全球史的强调，您认为这两个版本有何不同？沈艾娣：我不认为在“全球史”方面有太多不同，郭伟全的翻译很优美，也很准确，实际上还可以翻译得更随意一些。事情是这样的，当我开始写书时，是出于对山西和一个山西村庄的故事的兴趣。但是当其他人读这本书时，他们并不像我一样认为，这是一部使用了欧洲材料的、宝贵的山西地方史，他们看到的是“微观全球史”。当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邀请我为本书撰写序言时，建议我看看其他人的评价，我才发现了这一问题。我对此也感到很惊奇，这些人有很有趣的想法，我就也把它们添加到了序言中。提问：在您的经验中，微观全球史与世界史有何不同之处？您很擅长选择研究题目，请问如何选题呢？沈艾娣：一般来说，“世界史”指的是全球性的大历史，而“微观全球史”是一个小范围的题目。这与我们想象的世界史不同，因为后者是长时段、大规模的。比如，琳达·科利（Linda Colley）最新的著作《枪、船和笔——战争、宪法和现代世界的形成》（The Gun, The Ship and the Pen: War, Constitutions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中研究世界各地的宪法是如何订立的，这可以称为一部世界史著作，我写的一个小村庄的历史和她著作的并不一样。关于如何选题的问题，我认为，看了很多资料后就会发现不少有趣的故事，不需要刻意去选择。这与见人是一样的道理，当认识一个新的人后，有的人会觉得无聊，不感兴趣，但也有一些擅长结识新人的人，他们很快就能对那个人生活的各方面都产生兴趣，并讲许多关于那个人的东西。在资料方面，我鼓励大家学习不同的欧洲语言，现在中国人学习英文比较多，使用的也多是英文的材料。当然，中国也有很多人学习世界上的各种语言，他们也可以利用更多的外文档案写出更好的历史作品。而且我也常劝西方的历史学者学习中文，更全面的认识世界历史。我觉得语言能力非常重要，从事研究只会一两门语言是不够的。提问：请问洞儿沟村的档案在欧洲是怎么被发现的？沈艾娣：我看得最多的是梵蒂冈传信部档案，但这些档案中并没有一个专门的“洞儿沟”类目，而是统一将新的书信存放在“印度与中国”部分。想要找到特定地点档案需要知道当地传教士的姓名，专门查看他的书信。1802年后，单独的“中国”档案被分出，但这仍然是一个很大的部分，需要翻阅很多资料。传信部的档案非常丰富，我用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查阅。虽然这些档案有一个目录，但却是按照天主教问题排布，而非地理区域。不过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借款与利息，从中可以找到来自不同地区与利息相关的书信。查阅这些档案就像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这样的大部头小说，其中有传教士从年少轻狂，到后来身体状况变差，常常思念家乡的生命历程。此外，各个教会都有自己的档案，比如方济各会在博洛尼亚有自己的档案等。档案的语种不一，比如，长治当地传教士是荷兰人，所以研究这个地区要看荷兰文档案，而且这些档案大部分存放在荷兰。提问：请问您如何看待帝国主义对全球化的影响？沈艾娣：帝国主义是一个需要解释的现象，在世界史研究中是很重要的部分。我最近发现，应该将中国与印度历史结合看待，特别是在研究英国帝国主义的问题时。我认为，我们对印度历史研究得太少，把帝国主义的问题看得太简单。在做洞儿沟村的研究时，我认为应该更充分地理解教会组织内的官僚政治，而不是一刀切地划分中国与外国，应该把两者相结合，之前学者们说的“半”现象中就有更丰富的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