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求会：作为平常人的陈寅恪
张求会先生多年来致力于对义宁陈氏家族的研究，曾参与整理《陈宝箴集》，并整理有陈隆恪《同照阁诗集》行世，另有专著《陈寅恪的家族史》。作者以为，陈寅恪作为一代史学大师，生前坎坷，身后则被过度神秘化，其形象始终不能以真实完整的面貌呈现于世人面前。最近，张求会出版新著《陈寅恪丛考》，努力考索陈寅恪的日常一面。我们在此刊发张求会的近作，作者表示“谨以相关文献为据，粗线条地勾勒一幅作为平常人的陈寅恪之画像”，此文与《陈寅恪丛考》对读，或有助于读者换一个角度去理解陈寅恪先生。
体质、饮食、性格和爱好
据陈寅恪的三个女儿回忆，陈寅恪童年起就不喜欢运动，更不注意体育锻炼，消化功能一直较差，营养摄入不足，常常患病。加上少年时代就游学海外，学习非常刻苦，调养长期失和。及至成年，罹患神经衰弱，夜间常失眠，害怕吵闹。日寇侵华后，备尝战乱之苦，身体更是每况愈下，48岁右眼失明，55岁左眼也丧失功能。73岁跌断右腿，至死未能复原。
身体素质之差往往与饮食习惯之坏互为表里，陈寅恪也不例外。患有慢性胃病的他，常年胃口差，对菜肴的要求很独特，且有偏食的坏习惯。像大多数客家人一样，陈寅恪也爱吃腌制的食品。因为出生在长沙，童年在长沙生活过八九年，他对菜肴偏于湖南口味，却又忌辣。国外生活多年的经历，使其饮食习惯又有点趋同西方：早餐爱吃牛奶、面包；尤赞赏西餐，认为面包易于消化，甜点中喜欢苹果派。
仅就饮食习惯而言，陈寅恪的嗜好倒有点不中不西、不古不今。偏食的坏习惯不但辛苦了妻子唐筼，也让他在动荡中遭遇了比常人更多的烦恼。1940年3月，陈寅恪在西南联大写信给夫人大倒苦水：“此间最难在饮食，因吃面包、吃中国菜，我根本不喜吃，吃不多。况此间之中国菜滋养及味道皆劣，勉强吃之，胃即不消化，故尚不如不吃。而昆明之外国菜——安南人及中国人所做者油极多，不消化且不洁，路又远，亦不能多吃。惟法国人做者略可，但用外币计算，每月费一千余元国币方能吃，且久吃亦腻，此所以身体日弱也。”陈氏此处自言不喜吃面包，与女儿们的回忆明显有出入，暂难推断是否因为当地面包质劣味差致使其口味改变，透过字里行间却能真切地感受到他当时的身心苦痛。
除了读书、教书、写书，陈寅恪也与常人一样，多少有些业余爱好。他宠爱猫咪；喜用藤制家具；喜爱腊梅、海棠；年轻时就喜欢京剧和外国歌剧；很少下围棋，偶尔切磋一下棋艺；不吸烟；也从不打麻将……唐筼是体育教师出身，在她的劝导下，陈寅恪养成了午睡、散步的好习惯，这大概是他将养生与休闲结合得最完美的爱好。
同样难以越过“为亲者讳”的樊篱
以陈寅恪的身份、经历而论，他应该而且有可能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作出巨大贡献。然而综观他一生的史学著述，除了《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外，迄未发现一篇专论晚清历史的文章。即使是《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在隐约可见的“述祖”意识之外，更多的还是史学家简约、平淡的叙述和客观、冷静的分析。陈寅恪在指导学生撰写近代史论文时，曾深有感慨地说：“我可以指导你，其实我对晚清历史还是熟习的；不过我自己不能做这方面的研究。认真做，就要动感情。那样，看问题就不客观了，所以我不能做。”从中既可见史学家的高度理智，也不妨视为对于人之常情的敬畏和警觉。
试以唐景崧1895年内渡为例，唐氏本人在事败后不久写给弟弟景崇的家书里仍然坚称：“成败论人，自不免谤毁丛生……事败，则人言滋起，固无足辩，而世道人心亦险甚矣。”可惜的是，当时的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对他嬉笑怒骂，就连部属俞明震也批评他不知军机、鲁莽轻率、用人不当。陈寅恪既是唐景崧的孙女婿，又是俞明震的亲外甥，是维护前一位尊长的形象，还是肯定后一位长辈的言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左右为难的窘境。
笔者曾从常情常理的角度分析陈寅恪对于这一尴尬话题的言行碎片，借以管窥他对此事的评判。合而观之，陈寅恪的相关言说，总体上确实做到了“既不诬前人，亦免误来者”。但不得不提的是，陈寅恪身为史学大家，文章自是作手，像所有的作者一样，他不可能也不必把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完全述诸笔端。大致可以确定的是，身处特定年代的陈寅恪，面对唐景崧内渡这一难堪话题，在无法凭借突破性的研究成果改写既定的主流观点时，不得已采取了避而不谈的做法。这样做，不但勉力维护了“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传统伦理，更重要的是守住了史家不掩其真、不丧其实的底线。
去留之际的趋避取舍合情合理
陈寅恪1949年的去与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后来又曾引发许多猜测和争议。要想破解这个谜团，首要的工作是将后人贴在陈寅恪身上的诸多标签一一撕下，而把他还原到彼时彼刻特定情境下的真实身份——他是一个南下躲避战火的难民，是一个时刻需要扶持的盲人，是病妻的病夫，是弱女的弱父，是风雨飘摇中小家庭的唯一支柱，是早已败落的大家庭的主要保障。换言之，从常识、常情、常理的角度出发，可能较之其他角度更加容易获得真解。
现在看来，陈夫人唐筼1967年12月代写的《第七次交代底稿》所称“坚决不去”台湾、“也不去”香港，只是非常境况下的敷衍之词，绝不能当真。毋庸置疑的事实是：1949年5月10日，陈寅恪写信给马鑑和陈君葆，请两位友人设法为全家四人申请办理入港证。
同样确凿可信的事实是：陈寅恪及其夫人曾细心筛选一批私人文物跟随中研院史语所搬迁到台湾。这批文物，对陈家来说，“相当重要”而且“十分珍贵”。其中，既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底本及誊录本、《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原稿；又有陈寅恪父亲陈三立手书《晴望》等诗作之墨迹，唐筼生父唐葆厚所用铜墨盒，侄儿陈封怀、侄媳张梦庄合绘之画《祝六叔六婶赴英伦而作》。“根据这些文物的内容，可以合理地判断，陈寅恪本人或其夫人（东西的装箱，均由她处理）之中，至少一人曾有跟随着史语所到台湾的打算。”
简而言之，陈寅恪夫妇最终固然没有离开广州，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过“避地海外”的问题，因为已经有足够的材料证明：在前途难卜、时局日紧之际，这对动乱中的寻常夫妻不但有过“避地海外的念头”，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曾经付诸行动——一面通过马鑑、陈君葆谋划赴港，一面通过朱家骅、傅斯年准备赴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