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耀健：巴渝地区的主食品生产

作者：杨耀健

巴渝地区以山地为主，早年无法引水灌溉，只能种植旱地农作物。

黄米小米  延续千年

重庆地处山地，虽江河纵横，却没有水利设施，无法引水灌溉，早年一直是旱地农业。《华阳国志》卷一《巴志》载民谚云：“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野惟阜丘，彼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养母。”这里所说的黍指黄米，稷指小米。从民谚看出，从先秦到魏晋，巴渝种植的主食品都是黄米和小米。收成不错，能养活父亲，余粮的还可酿酒，养活母亲。

这种状况，延续到唐代、宋代尚未改变，还是黄米小米打主力。白居易出任忠州（今忠县）刺史，他在《九日登巴台》一诗中写道：“黍香酒初熟，菊暖花未开。”范成大在《恭州夜泊》中写道：“草山硗确强田畴，村落熙然粟豆秋。”

小麦燕麦  改变口味

巴渝先民随后种植小麦和燕麦。小麦的好处是可种植两季，冬春皆有收获，赖以度过春荒。唐代诗人杜甫在云安（今云阳县）写诗云：“石暄蕨芽紫，渚秀芦笋绿。巴莺纷未稀，徼麦早向熟。”另在夔州（今奉节县）作诗云：“青青高槐叶，采掇付中厨。新面来近郊，汁滓宛相俱。”说明他已吃到面食。宋代诗人苏辙在《巫山庙》诗中写道：“乘船入楚溯巴蜀，濆旋深恶秋水高，归来无恙无以报，山上熟麦可作醪。”说明他已喝到麦酒。

燕麦只能种一季，但它抗旱，对土壤的适应性很强，能自播繁衍，受到农人喜爱。《蜀中广记》卷六十四《方物志》引《巴志》云：“土石不分之处，皆种燕麦，春夏之交，黄遍山谷，土民赖以充食。”足见其普遍。燕麦口感不佳，惟产量大，食用价值高。宋人有咏夔州诗云：“休言小小莺花界，也胜纤纤燕麦风。”

水稻资深  产量递增

重庆种植水稻历史悠久，《华阳国志》载巴国物产中有“鲜粉”，就是稻米制成的。许慎《说文》称：“粉，所以傅面者也。从米分声。”《华阳国志》卷一《巴郡》记载：“县下清水穴，巴人以此水为粉，则膏晖鲜芳，贡粉京师，因名粉水；故世谓江州堕林粉也。”明人曹学佺《蜀中广记》记载：“（奉节县)城东有东瀼水，公孙述于水滨垦稻田，因号东屯。”

大米可口，却因水利不便，难以扩大规模。小块水田种植的水稻，竟然作为贡品上交，十分精贵。白居易官居刺史，距离产稻的奉节不远，也吃不到大米，曾作诗自嘲：“仓粟喂家人，黄缣裹妻子。”至于一般老百姓，更不知稻米为何物。

到宋代，重庆向川西学习，大兴农田水利，各州县或凿塘，或筑堰，使水稻种植迅速兴起。《方舆胜览》引《龟陵志》称：“五月半早稻已熟，便可食新。七八月间，收割已毕。”又引《垫江志》记合州农业称：“田亩桑麻，左右交映。”梁山军（今梁平县）郡守刘焕撰《题名记》称：“西境之田独平衍可耕”，“稻田蕃芜，常多丰年。”《舆地纪胜》载：南平军（今南川区）“自唐宾服，开拓为郡，今衣冠宫室，一皆中国。四民迭居，冠婚相袭。耕桑被野，化为中华。”自豪地宣称，已可与中原相媲美。

到明清时代，除少数州县外，巴渝地区水田垦殖数都大大超过旱地，农业生产发生根本变革，为农业近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包谷红苕  官府推广

明末清初，重庆引进包谷和红薯种植，使旱地农业结构也发生重大变化。

据清人笔记载，明末女将秦良玉率军勤王，首先从北方引入包谷在石柱县种植。道光《补辑石砫厅志》引《王氏旧志》云：“牟麦、粱菽皆仅见山地，最多者包谷，以其根大易长，人食有余，即可酿酒饲豚。岁计收成分数，包谷为水稻之辅也。”

酉阳紧跟其后，同治《酉阳直隶州总志》载：“酉属惟包谷则普种，然不可久藏，故无以为积贮之计。”黔江县志称：“民间日食，以包谷为重，并帚以酿酒。”彭水县志载：“山多田少，民间饔飧每日玉蜀黍及莜粟。”后来发现包谷晾晒或脱粒可长期保存，种植更多。乾隆《巴县志》、光绪《秀山县志》、《奉节县志》《大宁县志》《垫江县志》《永川县志》、民国《涪陵县续修涪州志》、《江津县志》《合川县志》等地方典籍，都专章记载了包谷在当地的种植情况。

重庆红苕种植始于清代初年，由地方长官推广。据民国《江津县志》载：“甘薯，邑初无是种，清初邑令曾公受一，粤籍，将此种来，亲偕夫人到民间教栽种之法，邑人至今祠祀之。”同治《酉阳直隶州总志》载：“乾隆五十一年冬，允侍部张若淳之请，敕下直省广劝栽种甘薯，以为救荒之备。”

由于包谷、红苕的产量优势，以及朝廷和地方长官的积极倡导，至道光年间基本普及，取代了传统的黄米和小米。

主食品的演变，不仅改变了巴渝的耕作方式，也改善了重庆人的饮食结构和营养，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