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作十一中学生研究陶仓楼 师专学报刊发其研究成果

近期，在对焦作汉代陶仓楼进行系统调研之后，焦作十一中学生孙正晨撰写的《从焦作出土的陶仓楼看汉代山阳城的富庶繁华》一文在《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上刊发。

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研究成果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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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焦作出土的陶仓楼看汉代山阳城的富庶繁华

孙洪良，孙正晨

摘要：陶仓楼是汉代仓楼建筑的微缩版建筑模型，是汉代山阳城绝世繁华的历史物证，是现代焦作不可替代的标志性文化符号。加强对陶仓楼保护研究和利用，对建立焦作文化自信、建设现代城市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陶仓楼；庄园经济；文化符号；文化自信

陶仓楼是汉代古墓出土的由陶仓、陶楼组合而成的一种随葬建筑明器，是汉代仓楼建筑的微缩版模型。集中分布在河南焦作市山阳城周边地区，呈现以山阳城为中心、向四周辐射扩散的分布特点，是汉代山阳人独特的创造。焦作陶仓楼，是汉代山阳城空前富庶繁华的历史镜像，为研究汉代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提供了重要实证。

一、焦作陶仓楼的特点

数量最多

笔者遍查焦作市图书馆所藏文物考古类期刊，并登录中国知网查询，发现目前全国期刊文章介绍的陶仓楼（剔除重复），全国共有38座（7残），河南27座（3残），焦作16座（0残），焦作陶仓楼的全国占比为42%以上。以出土完好计，占比更高，达50%以上。考虑到文物研究相对考古发掘的滞后性、成果发表相对成果出炉的滞后性，以及文献搜集的有限性，上述统计并不能全面反映全国陶仓楼出土数量，但并不影响学界对“焦作是全国出土陶仓楼最多的地区”的基本判断。河南省文物局考古专家组副组长郝本性认为，焦作陶仓楼“数量……居全国之首。”河南省博物院副研究员武玮认为，“豫北地区出土陶仓楼的数量和种类远远多于其他区域，而且主要集中在焦作市。”焦作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韩长松在其所著国内首部陶仓楼专著《焦作陶仓楼》中确认，焦作地区相继“出土陶仓楼近200座，其中完整或可修复完整的达110多座”；同时刊发照片101幅，对86座保存完整的焦作陶仓楼做了简要介绍。

类型最多

河南省博物院张勇在《河南出土的汉代建筑明器》一书中，最早将焦作陶仓楼纳入河南陶仓楼的大范围进行分类，但由于一手资料不够丰富，有关分类并不能全面反映焦作陶仓楼的实际情况。焦作市博物馆原馆长郭建设将焦作陶仓楼分为双层彩绘陶仓楼、三层彩绘陶仓楼、多层带院落彩绘雕刻陶仓楼和高层带院落连阁彩绘陶仓楼等四类，这种以楼层数量分类的方法，有失简单化。韩长松则根据仓楼形状、结构和建筑组合等综合情况，将焦作陶仓楼分为简式、楼院式、联仓式、连阁式、模拟式五种类型。并指出连阁式陶仓楼、联仓式陶仓楼等为焦作独有类型。武玮认为，焦作陶仓楼种类远远多于其他区域，“带院落多层灰陶仓楼与带院落多层连阁式灰陶仓楼则是此区域极具地方特色式样。”郝本性认为，焦作陶仓楼型制居全国之首。学界对焦作陶仓楼分类众说纷纭，恰恰说明焦作陶仓楼型制丰富。

体型最大

焦作陶仓楼是现今出土的器形最大的随葬建筑明器。焦作白庄汉墓M6七层连阁式彩绘陶仓楼，高192厘米、阔168厘米、深78厘米。焦作博爱东汉墓七层连阁式彩绘陶仓楼，高199厘米、阔166厘米、深86厘米。焦作九里山汉墓七层连阁式彩绘陶仓楼，高189厘米、阔160厘米、深65厘米。焦作市焦东廉租房李何墓区M25七层连阁式彩绘陶仓楼，高185厘米、阔162厘米、深62厘米。这些陶仓楼器形高大，气象巍峨，摄人魂魄，世所罕见。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汉代文物蜚声中外，其大汉雄风展厅展出的2个陶楼，一为2层，一为3层，没有仓储功能，且层少，器矮形小，体量单薄，质地朴拙，根本无法与焦作陶仓楼相提并论。

最为复杂精美

焦作陶仓楼为组合式结构，汉阕、楼梯、楼体、楼顶、附楼、阁道等组件可拆卸组装，院门至今仍可灵活开启。这种组合式结构，不仅便于陶仓楼运输存放，也反映了焦作陶仓楼规模化、模块化生产的特点。这对陶仓楼制作工艺提出了非常苛刻的要求。每件陶仓楼都需要综合考虑组件大小、温度高低、摆烧位置、胀缩比率、彩绘构图等，展现了汉代山阳工匠高超的制陶水平。焦作陶仓楼质地灰陶，多为彩绘，以红、黄、青、白、黑诸色，彩绘以瑞鸟、祥兽、常青树、云气纹等图饰，历千年仍栩栩如生，光华照人。门窗、回廊、阁道周围雕刻的几何图案，陶塑、阴刻、浅雕的人物俑、动物俑，一丝不苟、精雕细刻，独具匠心。

集群分布

焦作陶仓楼呈现出以山阳城为中心，向周边扩散辐射的分布特点，主要集中在山阳城周围的马作、白庄、苏蔺、李河、冯河等汉墓群。其次为稍远的九里山、北朱村、店后村、柏山汉墓群。全国迄今发现7座连阁式陶仓楼，全部出土焦作地区，其中4座位于山阳故城1公里范围内，最近的只有200米。另三座分别位于距离山阳故城15公里、22公里和70公里处，历史上处于山阳城文化辐射范围。

二、仓楼集群镜像

明器是专为随葬而制作的实物模型

秦汉时期，陶制明器非常盛行，现实生活实物无一不可仿制。“仓，谷藏也”，在农耕文化中，粮仓是财富符号。“楼，重屋也”，楼是身份尊贵的象征。汉墓中陶仓比较常见，陶楼也时有出土，如1959年陕西潼关东汉杨震（杨震及子杨秉、孙杨赐、曾孙杨彪，四世官拜太尉）家族墓群就出土1座高117厘米四层单体陶楼，彰显了墓主尊贵身份 。但陶仓和陶楼组合而成的陶仓楼却极为罕见，“而焦作陶仓楼则将粮仓与楼房相结合，这是耐人寻味的创造。”

文物是历史的实证

由于岁月沧桑、自然灾害、人为损坏，两汉时期建筑早已荡然无存。秦汉“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复道行空，不霁何虹？”“跨城池作飞阁……构辇道以上下”的建筑奇观，在相当长时间内似乎只是文学家的想象。焦作陶仓楼的集群式出土，使汉代仓楼这一具有独创性的建筑形制重见天日，颠覆了人们对汉代建筑的传统认知，集中展示了汉代山阳城人令人惊叹的建筑智慧和工艺水平。

仓楼是粮仓与楼房的组合体建筑。仓楼建筑在山阳城周边出现不是偶然的，是现实需要、建筑水平、建筑材料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三者相互作用的产物。山阳城位于太行南麓平缓坡地，土壤肥沃，水源充沛，自古农业发达。汉代吸取亡秦教训，休养生息，大兴水利，推广铁器、牛耕，粮食迅猛增加，兴建粮仓成为现实需要。“坐高堂之上，眇升楼台，窥四邻之庭，人之所愿也”，[9]对楼居生活的精神向往，是兴建楼阁的内驱动力。全国各地汉代陶楼明器不时出土，说明了汉代建楼技术已经十分成熟。

2009年冬至2010年春在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焦作城区苏蔺村段宽约20米的河道内，就发现7座汉代砖瓦窑址。此处发掘地点，距离山阳城东墙、南墙最近处不超百米（为保护山阳城，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从山阳城东墙的苏蔺村西边穿过）。这说明汉代山阳城坚固耐用的黏土砖瓦已经广泛烧制应用，这为建筑仓楼提供了充分的建筑材料。由于能较好地满足储存粮食、改善居住条件、登高望远精神需求，加之建筑技术成熟、建筑材料充足，仓楼建筑一问世，就风靡一时，成为山阳城有实力人士建筑首选；并迅速辐射扩散到其它地区。

作为三维实物模型，焦作陶仓楼直观、真实再现了汉代仓楼建筑的型制和宏大气象，为研究汉代建筑和建筑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依据。以焦作白庄墓区M6七层连阁式彩绘陶仓楼为例，一层二层为高大仓房，一楼密闭无门窗，楼梯直通二层。二层设进粮口。正墙底部有散气孔。这些设计，充分考虑了粮食储存、通风、散热、除湿、防鼠等综合需要。三层以上楼阁建筑，运用斗拱、挑梁技术，设置平座栏杆、回廊，供人们居住、娱乐、求仙、瞭望。主楼三层右侧、附楼三层左侧各开一洞口，以承纳连接两者的空中阁道的榫头。主楼七层，附楼四层，左右相顾，阴阳和谐，刚柔相济，虚实相应，相得益彰。主楼、附楼以阁道相连，正是汉代建筑“复道行空，不霁何虹？”“跨城池作飞阁……构辇道以上下”的实物模型再现。主、附楼体的正面侧面装饰以镂刻、彩绘的三角纹、短直线纹及方框纹，整体显得厚重端庄、方正大气、富丽堂皇。以汉制每层一丈五尺（3.45米）计，该座七层连阁式彩绘陶仓楼所仿的现实仓楼建筑，高达24米，足有今日七八层楼高。在缺乏现代吊装机械、建筑材料的2000多年的汉代，山阳城内外集中出现如此众多气贯云霄建筑精美的仓楼建筑，堪称中国建筑史上的奇迹，凸显了汉代山阳城人极为高超的建筑智慧。

与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滕王阁等中国四大名楼相比，山阳城的仓楼建筑毫不逊色，堪称名楼始祖。

一是数量多

陶仓楼是仓楼的微缩版建筑模型，是汉代仓楼建筑的模型再现。山阳城周边大量陶仓楼的出土，说明汉代山阳城曾存在着各式仓楼林立的建筑集群。这与四大名楼居形胜而建、妆点山河有很大不同。

二是楼层多

楼院式仓楼层数少者四层，多者五层。连阁式仓楼则均为七层。而后世的鹳雀楼、岳阳楼、黄鹤楼均为三层，层数最多的滕王阁也不过四明层（内含两暗层）。

三是年代早

山阳城的仓楼建筑均为汉代，焦作马村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安置小区白庄四层彩绘陶仓楼为西汉晚期，而连阁式陶仓楼则均为东汉中期，说明至少在东汉中期山阳城已是仓楼林立的要邑。而黄鹤楼始建于223年，岳阳楼始建于公元220年前后，鹳雀楼始建于北周时期，滕王阁则始建于更后的唐代。四是建筑主体不同。黄鹤楼系孙权“因矶为楼”而建，岳阳楼前身据传是鲁肃所建“阅军楼”，鹳雀楼为北周权臣宇文护镇守河外之地所建，滕王阁则是唐太宗之地滕王李元婴兴建。四大名楼均为官方建筑或有官方背景。山阳城的仓楼建筑则全为民建民用，供仓楼主人日常居住、仓储、登高、娱乐，兼防卫盗贼之用。

三、富庶繁华山阳城

建筑是无言的历史。文物是历史的实证。拂去历史的尘埃，数以百计、举国无二的焦作陶仓楼方阵，为人们再现了一个仓楼林立、庄园相望、绝代繁华富庶的汉代山阳城。

人口繁盛

仓楼林立的山阳城，是汉代京畿要邑。目前山阳城城垣残存4400多米，地下四五米深处的城垣基础宽58∽60米，比京都洛阳所在的河南郡河南县城垣基础宽一倍之多，这在汉代县城中是十分罕见的[15]2。山阳城五大墓群现已发掘汉代墓葬千余座，其它朝代古墓葬则屈指可数。《后汉书·孝献帝纪》：“魏王丕称天子，奉帝为山阳公，邑一万户。”《后汉书·郡国志》：“河内郡十八城，户十五万九千七百七十，口八十万一千五百五十八。”按此，山阳城至少有一万户，以户五口计，则人口在五万以上。鉴于汉代豪强庄园经济存在大量的依附人口，则汉代山阳县人口远在五万之上。这些足以说明汉代山阳城人口繁盛，前所未有。

山阳城所在的汉代河内，背山面水，天然形胜，土壤肥沃，水源充沛，粮食自古高产稳产，人称“小江南”。汉代尤其是东汉时期，山阳城与京城洛阳隔河相望，尽享王畿之利；凭山河之固，罕有兵戈之灾。山阳城虽交通便捷，但并不处于兵家必争的要道上，秦末农民战争、西汉七国之乱、新莽绿林赤眉起义、东汉末年军阀混战都未曾烧及此地，因而山阳城得以独享数百年安宁，吸纳大量人口源源不断涌入。《后汉书·邓寇列传》：“河内独不逢兵，而城邑完全，仓廪实”。《后汉书·冯岑贾列传》：“河内带河为固，户口殷实”，“河内完富”。

经济富庶

仓楼是民用建筑，但绝不是普通农民有实力能力建造的，亦非一般地主阶层所能为。没有高度繁荣的庄园经济，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兴建类型繁多、气魄雄伟的仓楼是不可能的。而山阳城内外仓楼林立，足以说明汉代的山阳城富甲天下，傲视四方。这是有历史依据的。众所周知，汉代豪强势力强大，强占土地，广建庄园。与洛阳一水之隔、自古膏腴、完富著称的河内，自是豪强兼并激烈的地区。汉王朝曾多次派强悍酷吏对的河内豪强进行打击。《史记·酷吏列传》：义纵“迁为河内都尉。至则族其豪穰氏之属，河内道不拾遗。”王温舒“迁为河内太守。……捕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至流血十余里。”这从反面说明了汉代焦作地区封建庄园数量之多、豪强实力之强。对郡治周边庄园豪强的打击，客观上进一步刺激了远离郡治的山阳城庄园经济的鼎盛繁荣。焦作陶仓楼，特别是连阁式、楼院式陶仓楼，真实、直观地重现了汉代山阳城庄园经济空前繁荣，再现了山阳城庄园林立、仓楼相望的盛世景象。《焦作陶仓楼》一书中，呈现庄园门前鸡犬闲卧，农民颗粒归仓，主人登楼远眺极怀等生产生活场景的实物照片多达19幅，数量之多，全国无二，足见汉代山阳城经济之富庶。

精英荟萃

楚汉相争，汉高祖“驰宿修武”，“飨军小修武南”。创业之初，光武帝派遣重臣寇恂镇守河内郡，以拒洛阳。寇恂调糇粮、治器械以供军；军虽远征，未尝乏绝。东汉建立后，刘秀数次巡狩河内陆区。曹丕封汉献帝刘协为山阳公，都山阳浊鹿城。刘协身为山阳公，却不得居守山阳城，足见其名为公爵，实为囚徒，彼时必有曹魏信臣辖制河内、山阳。山阳城西南邻县温，是魏国重臣司马懿、晋武帝司马炎家族故里。魏晋之交，曹魏在此既要防范山阳公势力，又要与司马氏势力较量。司马氏则在此广泛拉拢人才，壮大实力。当时以阮籍、嵇康为首的 “竹林七贤”，在山阳城周边，起坐弹鸣琴，长啸复低吟，“越名教而任自然”，从者云集。司马氏重臣钟会曾数邀嵇康出仕，嵇康不为所动，终为司马氏所杀。根据向秀《思旧赋》“余与嵇康、吕安居至接近……将命适于远京兮，遂旋反而北徂。济黄河以泛舟兮，经山阳之旧居。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予驾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的记载，有学者考证确定，“嵇康'居山阳二十年’之旧居，就在山阳城边上，即现在的焦作市山阳区新城办事处墙南村”，从汉代修武待王驿，经山阳城南门、恩村驿、武陟宁郭驿的官道旁。

厚葬盛行

“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汉代厚葬之风盛行，帝王倾国力造陵寝，引领了民间厚葬热情。汉武帝治茂陵，“高十四丈，方百四十步”，冠西汉诸陵。汉废帝、海昏侯刘贺之墓，出土金器、青铜器、铁器、玉器、漆木器、陶瓷器、竹编、草编、纺织品和简牍、木牍等珍贵文物一万多件。汉代以孝治国，实行岁举孝廉制度。汉高祖、光武帝外的汉帝庙号均含孝字，如孝文帝、孝景帝、孝武帝等。一些人为了沽名钓誉，即使生不养，死后也要做样子，博取孝名。“生不极养，死乃崇丧。……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崇侈上僭”。“生不能致其爱敬，死以奢侈相高，虽无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币者，则称以为孝，显明立于世，光荣著于俗，故黎民相慕效，至于发屋卖业”。与公卿王侯动辄以百千万计的珍贵实物随葬不同，山阳城周边汉墓随葬，以陶仓楼为代表、以现实生活为特点的陶制明器为主。原因有二，一是仓楼建筑象征了财富与地位，对山阳民众有着不同寻常的吸引力。二是制陶业发达，陶制明器制作呈现出规模化、模块化特点，为财力不一的山阳民众，满足冥界富贵尊荣的需要，提供了便捷保障。焦作地区魏晋古墓葬中也发现有简式、模拟式陶仓楼。这是汉代丧葬习俗的余音，但也说明陶仓楼明器所反映的厚葬文化影响之深远。

文化激荡

一是汉儒与孔孟儒学之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孔孟经典儒学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合则用，不合则弃。比如，汉代儒家主张“事死如事生”，并以此为依据，提倡厚葬久葬。这与孔孟提倡礼葬思想有很大不同。孔孟主张“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事父母，能竭其力”。 “丧，与其易也，宁戚”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吾不与祭如不祭”，强调“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强调对逝者要始终保持虔敬感恩之心。但汉儒把本应发自本心、初心的孝德，外化为丧仪繁复、随葬多寡等外在物化标准，其结果必然是驱使人舍本逐末、弃内求外、舍真逐伪。对此种思潮，成书西汉的《孝经》予以反制，强调：“三日而食，教民无以死伤生。毁不灭性，此圣人之政也。”二是魏晋玄学在山阳兴起。汉儒倡导厚葬重孝，司马氏倡导繁琐的名教，都是为了确立政权正当性，维护其统治。然而具有反讽意义的是，在“生不养，死厚送，葬死殚家……富者欲过，贫者欲及；富者空减，贫者称贷”， 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厚葬屡禁不止的山阳城，“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魏晋玄学悄然兴起，这是对司马氏虚伪名教的一种正本清源、返璞归真。在某种意义上，魏晋玄学与经典儒学一样，都是本之于初心的学说，两者殊途同归。

汉亡魏兴，八王之乱，五胡乱华，东晋南渡，南北对峙，战事不断；由于地域狭小，纵深有限，特别是随着中央政治中心远迁，山阳城日渐荒废。到了唐代，已沦为残垣断壁，黄土朝天，杂草丛生。焦作陶仓楼的出土，为后人揭开了山阳城汉代绝世繁华面纱，为人们研究汉代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提供了极珍贵的实物。

作为“山阳重宝”，焦作陶仓楼相继被河南省博物院、台湾科学博物馆、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收藏。陶仓楼还多次作为和平使者、历史见证，远赴意大利、日本、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展出；亮相上海世博会，登上中央电视台“国宝档案”栏目。陶仓楼已经成为现代焦作标志性的文化符号，是厚重中原的重要见证。加强对陶仓楼保护研究和利用，对建立焦作文化自信、建设现代城市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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