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士诚的妻子,命人将张的几房妾室赶到堆起的柴草之上

张士诚的妻子,命人将张的几房妾室赶到堆起的柴草之上,令养子举火焚烧,自己上吊身死,希望以如此惨烈的死亡激励丈夫的斗志。

只可惜张士诚看看苏州城外,朱元璋的人马已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外无援兵内无粮草,一次次的突围行动都以失败告终。张士诚妻子的自杀,并没有激发出张士诚赴死一战的决心。

城破,一代枭雄张士诚做了阶下之囚。张士诚这时方才显出英雄本色,准备绝食身亡。可惜天不遂人愿,朱元璋容不得张士诚的磨磨唧唧,直接将其乱棍打成肉糜。

张士诚从占据当时最富庶的东南半壁,最后到死无全尸,除去众多客观因素之外,与他性格上的缺陷也是密不可分的。

张士诚,元末泰州白驹场人,1353年率领盐丁起兵反元。后渡江南下,定都平江(今苏州),改平江府为隆平府,自称吴王。

张士诚所占地方粮食充裕,又有鱼盐桑麻之利,人口众多,是各政权中最为富庶的。然而,张士诚为人过于持重,优柔寡断,待人宽大,缺乏冒险精神,也没有一统天下的野心。可谓性格决定命运,诚然若是。

张士诚的保守、懈怠,在朱元璋进攻陈友谅时就已经表露无遗。

当时的局势是这样的:陈友谅占据上游最有利的战略位置,张士诚占据最富饶的江南地区。朱元璋和刘基都认为张士诚龌龊无大志,只想保住自己一亩三分地,于是决定先集中兵力与陈友谅放手一搏。

果然,在朱元璋、陈友谅两军死拼之时,张士诚作壁上观,毫无反应。

当时张士诚不论倒向哪方,都会给另一方致命的打击,同时也能扩大自己的地盘,以维持相对的均势。而他却按兵不动,失去了分享战果的大好机会,眼睁睁看着对手变得强大,却没作出任何反应,可见张士诚并不是一个做大事的人。

铁崖道人杨维桢在给张士诚的信中指出他在用人上的致命缺陷:

况为阁下之将帅者,有生之心,无死之志矣;为阁下之守令者,有奉上之道,无恤下之政矣;为阁下之亲族姻党者,无禄养之法,有悻位之权矣。有假佞以为忠者,有托诈以为直者,有饰贪虐以为廉良者。阁下信佞为忠,则靳尚(按,战国时楚国迫害屈原的奸臣)用矣;信诈为直,则赵高(按,秦时指鹿为马的奸臣)用矣;信贪虐为廉良,则跖、蹻者进,随、夷者退矣。又有某绣使拜寇而乞生,某太守望敌而先退,阁下礼之为好人,养之为大老,则死节之人少,卖国之人众矣。是非一谬,黑白俱紊,天下何自而治乎?

……(《铁崖先生传》)

杨维桢有不少朋友在张士诚那里讨生活,以上这些批评都有事实根据,既可信又公道。张士诚手下的将领和谋士都是当年买卖私盐的江湖兄弟,刚作出点事业,多半沉溺在温柔乡中,不思进取。

张士诚面活心软,讲究有福同享,手下人做错事甚至打了大败仗,也不忍心责备,以致赏罚不分,是非不明。功臣勋旧们大建私宅,花天酒地,附庸风雅。大将出兵,也要邀青楼女子解闷;损兵失地,回来照样带兵做官。

比较能干的张士德(张士诚胞弟)被擒杀后,贪鄙无能的张士信(张士诚胞弟)做了宰相。他任人唯亲,弄权舞弊,东吴百姓作民谣说:“丞相作事业,专凭黄、蔡、叶,一朝西风起,干瘪。”(《明史纪事本末·国初事迹》)

与张士诚不同,朱元璋十分注重对部属的控制,一旦发现手下难于控御,下手绝不容情。邵荣、赵继祖本是朱元璋起兵时的老战友,也曾立下不少功劳,但因“渡江勋旧,俱鱼服之侣,臣主未定,等夷相视,见兵炳独握,未免为所欲为”(《国榷》卷一),为加强控制,朱元璋主动出击,设计擒杀二人。他命廖永忠安排酒宴,就在酒宴上将二人勒死。

张士诚缺了朱元璋这份狠绝,多了一份江湖义气和妇人之仁。在乱世争雄的年代,仁义往往不能帮助人建功立业,相反会让人顾忌重重,丧失良机。要说张士诚占据的地区是东南富庶之所,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张士诚的结局再次证明了这句古训。

仁义虽然没给张士诚带来江山社稷,却也给他留下很好的口碑。

他死后,朱元璋痛恨当地人民为他坚守城池,给东南加重赋,每亩完粮七斗五升。前后对比之下,江南人民都很怀念张士诚。

六百年来,苏州人每年七月三十烧九四香,托名为扫地藏香(九四是张士诚的小名,七月三十是他的生日)。李伯升本是张士诚的旧部,官为司徒,兵败后降敌。

平江之围,李伯升厚颜无耻,派人劝降张士诚;张士诚被俘后,又是李伯升将其亲自交给常遇春。苏州人鄙视其为人,将出卖朋友的人称为“李司徒”。

千万不要以为平江之围轻而易举。当时平江城有8个门,朱元璋将部下分成八个部分分别进行猛烈攻击,尽管如此,张士诚还是坚守了八个月,足以见此战的惨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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