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奇丐武训：三十年行乞只为办义学，以乞丐之身载入《清史稿》
在晚清的历史上，有这样一位奇人，他出身贫寒，幼年丧父，之后跟随母亲四处以乞讨要饭为生，当他长大后，“自恨不识字，誓积赀设义学”（《清史稿·武训传》），于是他行乞三十余年，建起了三处义学。他就是我国历史上唯一以乞丐的身份而被载入正史的“千古奇丐”——武训。
武训（1838年—1896年），山东堂邑县（今冠县柳林镇）武庄人，本无名，因排行老七而被人称为武七。晚年因山东巡抚张曜得知武七办义学之举，召见后感其功德，赐名武七为武训。
武训因家境实在是贫寒，在14岁后，就多次离家给人当佣工，但因他不识字，屡屡被雇主以假账相欺而被骗钱财。
武训在17岁时，给地主李癝生打长工，结果打了三年的工，分文未得，地主谎说三年工钱已支完。武训与之争辩，反被诬为“讹赖”，遭到毒打后被赶出家门。武训气得口吐白沫，他不食不语，在一个破庙里昏睡了三日。
经过三天的昏睡，武训在醒来后，似乎一下明心见性，他并未因白打了三年的工而颓废，他吃尽因贫寒不识字的苦头，又因不识字而饱受人间的白眼，他决心自己不再给人打工，而是决定以行乞的方式来积攒资金兴办义学，让更多的贫寒子弟有学可上、有书可读。
咸丰九年（1859年），21岁的武七开始到各地去行乞集资。他头发脏乱，面目污黑，烂衣遮体，但却很快乐，一边走一边唱着自己编的歌谣，四处乞讨。
为了积攒义学的资金，武训每当乞得较好的衣物和饭食，就设法卖掉换钱，而自己则像一个苦行僧一样，只吃最粗劣的食物，边吃还边快乐地唱着：“吃杂物，能当饭，省钱修个义学院。”
几年下来，这个苦并快乐着的乞丐，足迹所至，遍及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地。有时他还像一个江湖艺人，表演锥刺身、刀破头、扛大鼎等节目，甚至吃毛虫蛇蝎、吞石头瓦砾，以获得别人的施舍。
随着款项的增多，但由于他居无定所，钱款无处存放，武训就打算找一富户人家来存放。他打听到本县有一位举人杨树坊，为人正直，名声很好。
武训就跑到杨府求见。由于他是一个乞丐，主人自然不会轻易接见，他便在大门口一跪就是两天，最后终于感动了杨举人，被引入杨府。
一见面，武训就把自己四处乞讨积钱，以兴义学之事讲述了一遍，杨举人大为感叹，不但答应帮他存钱，并且表示也要助他办学。
武训在积攒钱财的过程中，并不是一味地只进不出，若是乡亲们有困难，他也会拿出自己乞讨而来的钱财来帮助，比如在他38岁那年，鲁西北大旱，赤地千里，到处有人饿死，武训就买了四十担的红高粱，委托乡绅赈济灾民。
就这样，经过三十余年的努力，在他50岁的时候，已置田230亩，积资3800余吊，这在当时已经是一笔很可观的财力了，武训认为时机已经来临，决定创建义学。
当武训向杨树坊提出筹划义学之事时，杨树坊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劝他应先娶妻生子，武训却唱答：“不娶妻，不生子，修个义学才无私。”
光绪十四年（1888）春天，在杨树坊等人的主持下，武训亲自搬砖做工，又花钱4000余吊，在堂邑县柳林镇东门外建起第一所义学，取名“崇贤义塾”。
武训又亲自劝说贫寒人家的孩子来免费上学，这一年大约招了七十几个学生，分为经学、蒙学两个班。武训跪请杨树坊为学董，主持义塾一切。
更让人钦佩的是，义塾成立之初，武训准备丰盛的筵席招待老师，并请学董和热心资助的乡绅作陪，而他自己并不入席，只是站在客厅外面，向来客磕头致谢。武训只和学生们一样分得一斤馍，一碗大烩菜。
武训说：“我不敢同老师和诸位先生们坐在一起，我站在门外，觉得心安，觉得快乐。”
首座义塾成立后，虽然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但他依旧过着漂泊无定的乞讨生活，学生们劝他别再要饭了，但他说：“我办义学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的生活享受，完全是为了使我们这群穷孩子们有机会念书！我过的生活自己并不觉苦，只要你们努力学习，我比什么都快乐。”
武训的壮举甚至感动了佛门中人。光绪十六年（1890年），馆陶县杨二庄的了证和尚，因敬慕武训的义举，准备把自己的香火钱和部分庙产捐出来，也想为穷孩子们办一所义塾。
武训得知后，主动找到了证和尚，把自己的义学基金和了证的香火钱合在一起，创办了第二所义学：馆陶杨二庄义塾。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学部侍郎裕德到山东视察学务，武训拦轿向他募捐，裕德当场捐给他二百两银子。武训加上自己的旧存，又用资3000吊在临清县创办了第三所义学：临清御史巷义塾（今山东省示范学校临清“武训实验小学”）。
山东巡抚张曜感武训之壮举，不仅召见赐名，还下令免征义学田钱粮和徭役。同时奏请光绪皇帝为武训颁以“乐善好施”的匾额。
武训的绝世奇行轰动朝野，当时的清政府已经是大厦将倾、摇摇欲坠，但仍令国史馆为武训的事迹立传。《清史稿》宣统本纪记载：“己未，予积赀兴学山东堂邑。义丐武训事实宣付史馆”。朝廷还授武训以“义学正”名号，赏穿黄马褂。
在第三所义塾创立那年，武训已经58岁了，多年的苦行生活，早已耗干了他的身体，当年的四月二十三日，武训在朗朗读书声中含笑病逝于临清御史巷义塾。
出殡之日，堂邑、馆陶、临清三地的官绅全体送殡，遵照武训遗嘱归葬于堂邑柳林镇崇贤义塾的东侧。各县自动送殡者达万人之多，沿途随行者人山人海，师生哭声震天，乡民也纷纷落泪。据说当时即有人低声议论：“谁说武训没有儿子？”
在武训辞世的五十多年间，他的事迹感动了国人。1903年，山东巡抚衙门即为武训修葺了陵墓，建造了武训祠，并立碑为纪。
1921年，民国第三任大总统徐世昌赠给武训“热心公益”的牌匾。1932年，山东省主席韩复渠建造了“武公纪念堂”，并在纪念堂两侧建造了两个“武公纪念厅”。
1934年，临清县武训小学发起了武训诞辰97年纪念活动，参加这次纪念活动的人几乎囊括了当时民国军政要员和文教界知名人士。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冯玉祥、于右任、郁达夫、何思源等名流纷纷用题词、诗歌、散文、传记等多种方式，对武训的办学精神给予了颂扬。
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前，武训的办学事迹甚至还被列入了学习教科书中，当时全国有七省三十多处学校甚至是以武训的名字命名。
但令人遗憾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时，因一部电影《武训传》，武训遭到批判否定，武训的办学事迹也被埋入了历史。直到三十年后，才被人们小心翼翼地提起。
到了1985年9月，胡乔木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成立会上才正式为武训平反：“解放初期，也就是1951年，曾经发生过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个批判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当时的这种批判是非常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认为基本正确。”
当今天的人们还在抱怨物价飞涨，房价高昂，买不起大面积的房子时，我们可否想过：在那个大多数人都还吃不饱肚子的年代，武训以一个乞丐之身，行乞三十余年，创立了三所义学，这样的人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