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的根源在哪里?孩子成长究竟需要什么?这部纪录片让我们重新看见孩子

光明社教育家

《教育家》杂志是《光明日报》新名片。哺育思想,创造生活。因思考,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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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纪录片《教书匠》的总导演,梁玉洁对自己的定位并不是一个导演,而是一个“做教育的人”。在用纪录片的形式对“教育设计”进行详尽拆解的背后,她与团队想看见的,远远不止教育实践本身。正如其在拍摄手记中所写——

我们想看见真实。决定“真实”的是孩子,他们像一面面镜子,映照出成人世界的种种。所有的套路,当直接和孩子们的“真”过招的时候,无处遁形。我们想看见不同。实践是观念的产物。既然有不同的思考,就应该有不同的探索。我们想看见教育者基于各自站立的地方和资源条件,做出了哪些尝试,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化学反应。

我们想看见可能性。在努力穿透当下时代的种种局限,试图看见教育的本质之后,我们能做什么?

一部非专业、自生长的纪录片
2018年,梁玉洁和团队萌生了用一部纪录片来探讨教育问题的构想。“基于对教育领域持续的关注和思考,我们看见了很多现象,听到了很多观点,也思考了很多问题。在教育活动中,有教育者,有孩子们,有他们需要共同完成的教育目标。但与此同时,还有更多看不见的因素,在影响着每一个主体发挥作用。我们想透过镜头去寻找这些因素。”从项目启动到正式开拍,再到把片子呈现在观众面前,主创团队用了三年多的时间,调研、观察、等待、对话、思考,以及记录。
《教书匠》给人的初次观感是十分朴素,甚至有点平淡的,没有太多“电视技法”,没有旁白,多是固定镜头,剪辑节奏也很慢,常常是没有“故事”发生的。正如最初给拍摄定下的基调——不评价、不干预。“我们的每一次靠近,都是躲在镜头之后长时间的凝视和等待,等一切自然流动。因为镜头的存在本身已经是一种打扰,所以不敢再做更多自以为是的安排。”
梁玉洁笑称自己“做导演,完全是业余的”,纪录片只是她所选择的一种呈现方式,相对片子而言,她更关注教育本身。《教书匠》是一部关注“教育设计”的纪录片,主创团队寻找、走近、观察极具代表性的创新教育案例,如实呈现教育活动中的问题与实践,同时深度对话“教学艺术家”群体,希望多角度地激发全社会对于教育关系和教育方式的再思考。
这部纪录片一共有20集。前12集是12个创新教育案例的具体呈现,每集都有一个特定的教育主题,以“探校”的形式进行跟踪拍摄。团队更多采用的是“田野调查”式的采访,在无干预状态下不间断地记录学生、教师、家长的各种状态,呈现最真实的过程。不同于常规纪录片的创作过程,团队开始拍摄前并未做翔实的拍摄方案,没有预设主题,没有拍摄脚本。
“留白”“自由”“感知”“应时”“锚定”……在梁玉洁看来,每一集的关键词都是自己“跳”出来的。不同的学校和机构,是一个个具体的教育探路者,在与孩子们的日常相处中,践行和检验着他们的观念;而作为观察者,在镜头后的长久凝视中,主创团队对他们的理解逐渐贴近本质,每一集的线索也越来越清晰。“这12集每集都讲了一个教育观念。我们记录的是人,但背后是在讲观念。”梁玉洁说。
第13集到第16集,是由前面12个案例的其他素材剪辑而成的纵深专题,阐述了一名教师最重要的几个维度。“《师者》那集讲述的是,教师自身生命状态与教育间的关联;《相与》探讨的是,教师与孩子或周围环境的关系,对教育活动、孩子生命及教师自身的作用;《省方》是对于教育方法的探索,'省’字强调的是一种时时觉察与思考的状态;《图南》说的是我们的教育究竟要指向一个什么样的目标,要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些合在一起形成了我们对于教师这个概念及角色的认知。”最后4集以圆桌对话的方式,在思想的碰撞与激荡中,为整部纪录片画上句号。
从第一集《留白》到最后一集《教育可以更多元》,从具体的教育案例和背后许许多多真实鲜活的生命体,到镜头外的讨论、思考与追问,主创团队试图在影像的梳理与重构中,让观众看见更多的东西。
回归教育的底层逻辑
从纪录片的拍摄与呈现来看,《教书匠》或有许多需要完善的空间。但比之更重要的是,它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关于“教育”的思辨。它像是一场教育实验策展,或是一部用影像写就的教育叙事,又或是梁玉洁口中用来“抛砖引玉”的那块“砖”。“我们希望用这些真实场景下的教育实践去激起更多的思考和讨论,产出一些观念之下的方法,而这些或许是教师需要去赋能的部分。”
当孩子还没有足够的词汇与表达能力时,绘画就成了他们展现情感和内心世界的一个出口。在《留白》一集中,艺术家陈钟提供了一个“让”孩子画画,而非“教”孩子画画的空间,孩子们可以自由选择材料、自由创作,除了给孩子们点赞和鼓励之外,陈钟不教他们任何所谓的“怎么画画”。
透过镜头,可以看到,在这样一个“留白”的空间里,孩子们根本不疯不癫,绝大多数孩子都在非常理智、严肃地进行自己的创作。其中,镜头完整记录下了一个小姑娘从观察、思考到动手绘制的整个过程,我们可以完整地看到孩童思考状态的变化,看到属于孩子的奇思妙趣与自由天性。
“留白”,顾名思义,就是在艺术作品中留下相应的空白,留有想象的空间,而对于孩子的教育而言,亦是同理。为什么将这集取名为“留白”,而非定义为艺术教育?“因为这并不是在教画画,而是在教孩子如何表达自己。这个逻辑是要先学会表达内心的东西,再去选用什么样的工具来表达;而不是先把孩子的手跟笔连在一起,然后发现他没有心了。”梁玉洁解释道。
逃学、喝酒、夜不归宿的女孩,打架、偷母亲手机、多次被其他学校开除的男生……这样一群被贴上“问题孩子”标签的学生是《青春课》一集的主角。这集拍得很隐晦,也很温柔,主创团队尝试用一个美的视角去记录这群孩子的残酷青春,捕捉他们在重构自我价值过程中的细枝末节。
镜头记录了孩子们课间嬉戏时的灿烂笑脸;记录了他们在舞台上弹着吉他唱歌的自信身影;镜头还长久地停留在寝室里的一个杯子上,上面用马克笔写着“向着希望奔跑,向阳生长,加油(笑脸)”,杯子里种着的绿植刚刚冒芽。“我拍他们的动机是想表达这些孩子是没有问题的,他们是在替家庭甚至整个社会生病。”梁玉洁说。正如这所学校的校长詹大年所坚信的,问题孩子的问题都是传统的教育评价所致,而教育是要用孩子未来的幸福来评价的。
在一堂高中应用哲学课上,一场由学校晚上十一点断电引发的真实冲突成为学生讨论的议题,也成为《人人皆可为师》这集的主要内容。主创团队在这所学校拍摄了许多素材,最后却只选择呈现这一堂课。“因为这是一场自然发生的冲突,学生对校规不满意,发朋友圈表达情绪,然后大家坐在一起讨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度,最后变成一场哲学思辨。我觉得这个案例对每个学校来说都是有思考价值的。学校能否在一场冲突发生之后,立刻将其转变为课堂,转变为学生的讨论对象,然后让他们试着去理解不同的立场,包括学校的立场、教师的立场、家长的立场、同学的立场等。”在这样的场域中,每个独立的个体互相碰撞,他们的观点得到检验和丰富,视角得以补充与完善,他们从彼此身上学到很多。
每个案例都代表了一个视角。一个个具体的教育探路者从各自的视角出发,创造性地为孩子们开辟出一条条通往世界的道路。这些视角,有与创造力相关的;有跟建立人与人之间关系相关的;有强调儿童自身能量启动的;有倾向于给孩子更多选择自由的……“这些回归教育底层逻辑的观念通往他们心向往之的世界,然而实践能够做到什么程度,会受到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我想看看在真实的场景里教育是如何发生的,这种原生态的记录对于实践者来说,或许也是一次有意思的复盘,实时反思、重新对标、调整方法,继续笃定地前行。”这也正是主创团队选择纪录片这一呈现形式的原因。
“教书匠”与“教学艺术家”
随着《教书匠》的播出,主创团队收到了许多观众的反馈。有个观众说:“片子里的这些老师,似乎与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由此引发了一场讨论——什么样的老师才是好老师?
在最后几集的圆桌对话中,梁玉洁抛出了这个问题。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教授曹则贤认为:“最基本的一个标准是,老师自己要好学。老师的职责是教孩子热爱学习,让孩子看见一个好学的形象。而现在相当多的老师实际上是不学习的。”
梁玉洁的答案是——老师是能把一个世界带到孩子们面前,并用一种很艺术的方式去点亮他们的人。“我就是一个被老师点亮过的人。初中的语文老师给予了我非常大的力量,如今我已经忘记了许多具体的事,但他给我的感觉、他对我的那种信任,让我不仅有动力去学习,也有在遭遇人生低谷时爬出来的勇气,因为他让我知道我是一个有光的人。这种影响力真的太大了,所以我就想找到一些这样的老师,去探寻究竟是什么东西会在孩子们的生命中发生巨大作用。”
关注“教育设计”与教师成长是梁玉洁对自己的定位。在她看来,教育设计的顶层观念代表了教师成长的理念与方向。有观众疑惑“教育可以被设计吗”,这个问题也在圆桌对话中被大家所探讨。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希德书院院长卢宝荣认为:“科学化的教育,必须要进行设计,但是我们不能设计小孩的人生。这是两个概念。”在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实践院副院长马文军的认知中,中文“设计”这两个字的内涵,比英文的“design”要广阔得多。“它可能覆盖了我们发现问题、制定目标、寻找解决路径以及最终实现目标的整个过程。”上海民办平和学校教师发展中心内训师陈馨提到“设计思维”的概念,其中有两个关键点,一是要定义用户,二是强调“迭代”。把这一概念放在教育中,即“教育设计”的本源是以学生为用户,以教育的发展规律为基础,并在实践中不断地打磨。
其实,无论是关于“好老师”还是关于“教育设计”的探讨,都早已在这部纪录片的名字中埋下伏笔。《教书匠》的英文标题是“TheTeachingArtist”,意为“教学艺术家”。不知从何时起,“教书匠”被贴上了“循规蹈矩”“思想贫瘠”这些负面标签。“教书匠”与“教学艺术家”这两个词,乍一看似乎自相矛盾。而在主创团队看来,“教书匠”的“匠”指向的是匠人精神,一辈子只干一件事,他们不仅有日复一日的专注、精进与持续思考的状态,还有作为“教学艺术家”的无限创造力。就如镜头下的“教书匠”们,他们所做的更多的是观察孩子们的状态,了解他们需要什么,反问自己能做什么,然后成为垫脚石、搭建脚手架、捅破天花板……
纪录片只有20集,而于梁玉洁而言,片子播出后的互动与探讨才是她更为看重的。“我们不是在寻找一个所谓'好’的教育方式和答案,我们想要看见更多的思考和可能。”而这些思考和可能,或许能成为教育改变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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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本文刊于《教育家》2021年9月刊第2期,原标题《《教书匠》:一场“让彼此看见”的教育实验策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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