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韵新声——音乐人类学视角下的“新评弹”研究（一）
内容提要：“新评弹”并不是一个新词，历史上的“新评弹”已然成为我们今天的“传统”，为什么现在又会产生“新评弹”？“新评弹”新在何处？作者立足当下，将“新评弹”放入历史维度进行了描述与阐释，思考国家、地方和个人与“新评弹”的关系，旨在洞察以“新评弹”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走向。
关键词：评弹；传统；变迁
作者简介：张延莉（1982~ ），女，博士，副研究员，副编审，上海音乐学院学报编辑，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梯队研究员（上海 200031）。
刊登于《音乐艺术》2019年第1期，第161~175页
近年来，“新评弹”一词时常见诸报端，何谓“新评弹”？“新”在何处？是我一直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新”和“旧”从来都是一组相对的概念，“新”是相对“旧”而言的，是特定历史时期相对于“旧”的参照物而出现的“新”品种。如今讨论新媒体时作为传统媒体所参照的报纸、电台刚出现时也曾被称为“新媒体”。所以，新会变旧，旧也曾经为新。“新评弹”一词让我想起在中国近代音乐史的发展过程中曾被多次提及和使用的“新音乐”。学堂乐歌时期， “新音乐”是指学堂乐歌；五四运动后，萧友梅也曾提出过“新音乐”，它是针对“旧乐”而言，指在借鉴西方音乐的创作方法而后创作的音乐；1930年代，黄自提出“民族文化的新音乐”，这里是指要学习西方民族乐派的做法建立中国的民族乐派；另外，1930年代左翼革命映月运动中也使用过“新音乐”一词，其含义是指无产阶级的革命音乐。“新评弹”这一概念一点都不新，历史上曾大量使用过，并且掀起过诸多风云。
一、 历史中的“新评弹”
“新评弹”这一提法从笔者目前所查阅文献资料显示，最早出现于1949年7月2日，《上海书坛》第1版刊文《组织新评弹研究会》，文中提到“今后中国艺术将是侧重于工农，说书人必须要与他们在一起，跟他们学习，因为他们是造新时代的领导者。艺术是淘汰了，说书人的初步是体验他们的生活、语言、动作，并且尚该团结学习。旧时代的评弹研究会是沉没在海底了，今后要重新建立起一个新评弹研究会，每星期至少一次的讨论会，检讨书艺及思想行为等。当指定一本说部的时候，邀集文艺界人士，共同研讨，获益必广。”[1]从《评弹文化词典》[2]、《评弹小辞典》[3]中关于“老书”（又称“传统书目”[4]）、“新书”[5]的解释来看，间接印证了1949年是“新评弹”最早出现的时间节点的合理性。
（一）“新评弹”催生新组织
1.上海市新评弹作者联谊会
随着1950年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成立，下设上海市戏曲改进协会，戏曲改进协会内部设置评弹改进协会，会员由两部分组成：评弹职业工作者，即评弹艺人、原评弹公会成员；评弹研究者，如上海市新评弹作者联谊会等组织的人员。协会定期召开联席会议，讨论拯救创新工作。[6]其中上海市新评弹作者联谊会简称“新评弹作者联”。是一个评弹作者团体，1950年初成立于上海，负责人平襟亚（秋翁）。成员以专业、业余评弹作者为主体。该会旨在繁荣评弹创作，改革评弹艺术，以适应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其成员先后创作、改编不少作品。如开篇《白毛女》《再生花》《王贵与李香香》《抗美援朝保家邦》《民主青年进行曲》《等着我归来》《龙女牧羊》《拳打镇关西》《林冲夜奔》，新编长篇《林冲》《陈圆圆》《杜十娘》《王魁负桂英》《三上轿》等。[7]
2.苏州评弹工作者协会
1949年12月25日，在苏州文联的号召和指导下，苏州评弹工作者协会在“光裕社”的废墟上成立了。会章第三条第二项：“有计划地整理和改革旧评弹，肃清其为帝国主义者、封建阶级和官僚资本阶级服务的反动意识和内容，使之彻底为新民主主义国家及人民服务。”第四项：“加强会员对于革命理论与新民主主义的学习，组织有关评弹艺术的研究和讨论。”[8]
3.上海市人民评弹工作团
1951年5月22日，报载，上海评弹界蒋月泉、王柏荫，刘天韵、谢毓菁，张鉴庭、张鉴国，周云瑞、陈希安，唐耿良五档艺人将前往苏州参加由苏州市文联举办的新评弹艺人学习班。[9]6月25日，在苏州以唐耿良为代表的九位艺人，向文化局提出了建团愿望——以“四响档”为主要成员组建评弹团，提交《坚决为搞好新评弹而斗争》的决心书，目的是组织起来，从事创新工作，[10]报告计划：“预备在苏州学习终了后——约两个月后，向苏州、无锡、昆山及杭州等七八处地方每处作一天演出，内容结合抗美援朝，演出款子除川资饭食外，作为捐献飞机大炮，使宣传与捐献结合。”[11]“鉴于评弹艺人积极坚持进步，努力说唱新书”，对江南地区的人民具有“很大的教育作用”[12]，因此政府同意组建评弹团，颁布评弹团章程，1951年11月，上海市人民评弹工作团正式成立，建团宗旨是：改革评弹，提高政治业务水平，说唱新书，为人民服务。首批入团的艺人包括：刘天韵、唐耿良、蒋月泉、张鸿声、姚声江、张鉴庭、张鉴国、王柏荫、周云瑞、陈希安、朱慧珍、徐雪月、程红叶、陈红霞、姚荫梅、吴剑秋、谢毓菁、韩士良，这就是著名的“十八艺人”。
（二）“新评弹”诞生新书目
1951年前后，《上海新民报晚刊》开设了题为“新评弹”的专栏（图1），刊登了一批有关新评弹的文章。[13]如江子杨：《<英烈传>与<三笑姻缘>侮辱女性的例子》[14]、苏味道：《“新书”两问题》[15]、《新开篇的问题》[16]、苏凤：《新评弹的划时期优异创造<一定要把淮河修好>》[17]、周行：《改书改人改制必须同时进行》[18]等，从作者来看，许多作者正是上述“上海市新评弹作者联谊会”的成员，如陈灵犀、周行、张健帆等；从内容来看，主要涉及对旧书目的批判，对新书的内容、形式、表演等的思考，可以感受到媒体舆论对于新评弹的热情呼吁和拥抱。
图1 《新民报晚刊》1952年3月20日，“新评弹”专栏
伴随着新评弹的兴起，一场针对旧书的“斩尾巴运动”大范围开展，所谓的“斩尾巴”取“割掉封建主义尾巴”之意，开始是在1951年，部分评弹演员以为传统书含有封建主义毒素，不宜再演，倡议停止说唱。后扩大化，成为整个评弹界的群众性行动。几乎全部演员均放弃传统书目，编说新书（以改编当时上演的戏曲剧目为主）。[19]1951年底，参与“斩尾巴”运动的人数达105人。[20]1952年1月5日，这一数字已上升到113人，响档十之八九决心抛弃旧书，“这正可以说是新评弹打了一个大胜仗”[21]。
这些“斩掉尾巴”的评弹艺人都说什么书目呢？王亮根据《上海新民报晚刊》《文汇报（副页）》1951年9~12月相关报道将艺人们放弃的传统书和改说的新评弹做了一份统计表，[22]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艺人们放弃的传统书目包括：《玉蜻蜓》《白蛇传》《啼笑因缘》《杨乃武》《三笑》《珍珠塔》《西厢记》《珍珠塔》《狸猫换太子》《大红袍》《描金凤》《下江南》《济公传》《落金扇》《隋唐》《三国志》《长神殿》，改说新评弹书目包括《井儿记》《金素娟》《九纹龙》《九件衣》《新儿女英雄传》《李闯王》《方珍珠》《花木兰》《情探》《孟姜女》《棠棣之花》《将相和》《庆顶珠》《新渔家乐》《新儿女英雄传》《林冲》《白毛女》《杨娥传》《太平天国》《鸳鸯剑》《梁红玉》《孟姜女》《宝莲灯》等。
（三）“新评弹”造就新形式
中篇评弹的形式可以说是“新评弹”造就的全新评弹形式。在传统评弹演出中多是长篇书目，通常一部书说完需要半个月到一个月，但是这样的形式无法满足新形势下，评弹作为“文艺轻骑兵”的宣传作用，于是在1951年11月23日，上海市人民评弹工作团组团后第3天，首批入团的“十八艺人”作为评弹界的代表，随着上海市文化局及文联组建的文艺工作者组成的“治淮工作队”参加了治淮工作。历经3个月20天的治淮工作，1952年集体创作了以治淮为题材的作品《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该作品被认为是第一部中篇评弹。1952年4月1日晚，首演即创造了新纪录，“连演了250余场，听众有26万余人次”。[23]这一中篇评弹的成功也渐渐让中篇这种新的形式确立下来，中篇评弹通常一部书目分成三至四回，或有前面加一楔子。一般3小时左右，演出以弹词为主。[24]
（四）“新评弹”激发新流派
笔者从有关文献中统计出的评弹流派唱腔总计25个左右，按照流派产生的时间，可分为四个时间段，[25] 20世纪50年代，评弹迎来了流派纷呈的第二个黄金期，这一时期共产生了九个流派，分别是：张调、丽调、琴调、侯调、尤调、李仲康调、薛小飞调、王月香调、翔调。
以丽调的形成过程为例，据说徐丽仙的丽调最开始叫响是在1951年，上海文艺界为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义演，当时评弹界排演一台《众星拱月》的书戏，所有角色都安排好演员了，剩下徐丽仙没有多的角色给她，徐丽仙诚恳地多次请缨要求参加，于是派给她仅有一句唱词的角色，没想到徐丽仙仔细琢磨出的这句“光荣妈妈真可敬”成为日后丽调的雏形，被观众称为“新鲜、好听”的这句唱腔充分发挥了徐丽仙沙糯的嗓音特点，又贴切表达了角色人物诚挚的心意，热情的听众就将这句唱腔称为“丽调”。对于观众的热情反馈以及“丽调”的叫法，徐丽仙非常珍视，后来谱写的众多“丽调”代表作都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成，有人说这句新腔是以她过去唱《宝玉夜探》时所创的一句新腔“轻敲铜环叮当响”为基础加工而成，但是笔者在采访著名丽调传人周红时她介绍说，这两句腔关联并不是很大，徐丽仙老师精通戏曲、民歌小调，“光荣妈妈真可敬”这句唱腔可能是在此基础上产生。其后在《新木兰辞》《黛玉焚稿》《王魁负桂英》《六十年代第一春》《望金门》等，中、长篇评弹《罗汉钱》《刘胡兰》《情探》《方珍珠》《双珠凤》等作品中都能寻觅其踪。从丽调的代表书目来看，基本上是倡导“新评弹”之后产生的新书目。
二、当今“新评弹”的界定
既然历史上曾经有“新评弹”的说法，为何文章还要继续使用这个容易“混淆”的概念呢？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新评弹”是目前生活中实际使用的一个词，它是评弹艺人们寻求评弹创新的一种实际行为的产物；其二，笔者有意使用历史中曾经使用的“新评弹”概念，将当今的“新评弹”放入历史的维度，洞察其中的关联；其三，目前演出实践中所出现的多种新的形式的评弹、新的提法，分类标准不一，只能用一个具有概括性、包容性的概念来统称，“新评弹”的提法相对合适。
从时间上来限定，本文讨论的“新评弹”主要涉及2009~2018年近十年间的作品，从类型上来讲，“新评弹”涵盖了交响评弹、爵士评弹、跨界评弹、都市评弹、海派评弹等。这些叫法都是作者在田野考察实践和相关媒体报道中实际所见，从分类标准而言互相有标准不一或是相互涵盖的情况，因此以“新评弹”统称并分而述之。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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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弟弟（张衡若）：《组织新评弹研究会》，载《上海书坛》，1949年7月2日，第1版。转引自唐力行主编：《中国苏州评弹社会史料集成》（中卷），商务印书馆，2018，第871~872页。
[2] 吴宗锡、周良、李卓敏等编：《评弹文化词典》，第38页。
[3] 吴宗锡主编：《评弹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第28页。
[4]传统书目：自有评弹以来至1949年间，在长期演出实践中，被不断加工充实并保留下来的各个时期所编说的长篇评话及弹词书目。传统长篇评话约50余部，弹词约70余部。
[5]新书：1.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人物及其生活的书目。2.泛指1949年以后编演的书目。
[6] 王亮：《盛衰之间：上海评弹界的组织化（1951~1960）》，商务印书馆，2017，第38页。
[7] 同③，第317~318页。
[8] 高欣：《在改造中的评弹艺人》，苏州档案馆藏，档案号：C37-002-0001。
[9] 张盛满：《评弹1949：大变局下的上海说书艺人研究》，商务印书馆，2015，第374页。
[10] 《苏州文联致函上海市文化局关于唐耿良等九人为坚决搞好评弹而斗争的决心书》，1951年6月25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72-4-85，第2~5页。
[11] 同10。
[12] 《上海市人民政府、市文化局关于建立人民杂技团、评弹团、京剧团的请示、批复及成立大会记录、剧团章程》，1951年9~11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72-1-40，第7、8页。转引自王亮：《盛衰之间：上海评弹界的组织化（1951-1960）》，商务印书馆，2017，第26页。
[13]横云：《空中大会书·最近三个星期日举行——全部新书十四档·每档说足一小时》，载《上海新民报晚刊》，1950年9月25日，第二版。检帆：《含苞待放——各艺人都有准备·明春将大见繁荣》，载《上海新民晚报晚刊》，1950年11月25日，第三版。陈灵犀：《短篇评弹》，载《上海新民报晚刊》，1951年1月26日，第二版。张健帆：《新评弹的新形式之创造》，载《上海新民报晚刊》，1951年2月9日，第二版。倪五一：《书戏的问题》，载《上海新民报晚刊》，1951年2月9日。小月：《谈扦讲同道》，载《上海新民报晚刊》，1951年2月9日，第二版。倪五一：《从挂口到中州韵》，载《上海新民报晚刊》，1951年2月16日，第二版。雀音：《听了张鸿声的广播》，载《上海新民报晚刊》，1951年3月2日。席修仁：《落后思想的总结》，载《上海新民报晚刊》，1951年4月6日，第二版。陈灵犀：《乱弹集》，载《上海新民报晚刊》，1951年4月6日，第二版。杨仁麟：《检讨过去接受批评》，载《上海新民报晚刊》，1951年6月22日，第二版。老听客：《一周间书坛杂评》，载《上海新民报晚刊》，1951年6月22日，第二版。霖泉：《忍不住的话》，载《上海新民报晚刊》，1951年7月6日，第二版。禾：《短篇弹词的需要》，载《上海新民报晚刊》，1951年7月6日，第二版。月子：《白蛇传问题》，载《上海新民报晚刊》，1951年7月20日，第二版。吉公：《书戏不是目前需要的》，载《上海新民报晚刊》，1951年7月27日，第二版。江子杨：《<英烈传>与<三笑姻缘>侮辱女性的例子》，载《上海新民报晚刊》，1951年7月27日，第二版。周行：《谈评弹改进到书戏问题》，载《上海新民报晚刊》，1951年8月3日，第二版。苏味道：《新开篇的问题》，载《上海新民报晚刊》，1951年12月7日，第二版。平言、独行：《新的行进》，载《上海新民报晚刊》，1951年12月18日，第二版。苏凤：《新影剧：新评弹迎接新春》，载《上海新民报晚刊》，1952年1月28日。苏味道：《“新书”两问题》，载《上海新民报晚刊》，1952年2月8日，第二版。苏凤：《新评弹的划时期优异创造<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载《上海新民报晚刊》，1952年4月6日，第二版。周行：《改书改人改制必须同时进行》，载《上海新民报晚刊》，1952年4月10日，第二版。《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重大启示》，载《上海新民报晚刊》，1952年4月10日，第二版。吕应可：《所谓“脱离评弹形式”——<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新成功是必须肯定的！》，载《上海新民报晚刊》，1952年4月13日，第二版。张青子：《真是好榜样》，载《上海新民报晚刊》，1952年4月13日，第二版。
[14] 江子杨：《<英烈传>与<三笑姻缘>侮辱女性的例子》，载《上海新民报晚刊》，1951年7月27日，第二版。
[15] 苏味道：《“新书”两问题》，载《上海新民报晚刊》，1952年2月8日，第二版。
[16] 苏味道：《新开篇的问题》，载《上海新民报晚刊》，1951年12月7日，第二版。
[17] 苏凤：《新评弹的划时期优异创造<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载《上海新民报晚刊》，1952年4月6日，第二版。
[18] 周行：《改书改人改制必须同时进行》，载《上海新民报晚刊》，1952年4月10日，第二版。
[19] 同③，第8页。
[20] 平言、独行：《新的行进》，载《上海新民报晚刊》，1951年12月18日，第二版。
[21] 参见《上海市文化局陈灵犀关于评弹界推行说新书会上的报告》，1951年1月5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72-4-171，第2、3页。
[22] 同⑥，第69~70页。
[23] 左弦：《<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创作经过》，载《曲艺工作通讯》，1954年第4期，第5、6页。
[24] 同③，第31页。
[25]晚清产生流派三个，分别是陈调、俞调、马调，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评弹迎来了流派纷呈的第一个黄金期，这一时期总共产生了十一个流派，分别是：魏调、小阳调、夏调、徐调、沈调、薛调、祥调、周调、祁调、蒋调、严调；20世纪40年代主要产生了姚调和杨调两个流派；20世纪50年代如正文所述，20世纪60年代后没有新的流派诞生。见张延莉：《评弹流派的历史与变迁：流派机制的上海叙事》，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7，第30页。